《西周金文考證下的周王室遷廟制度研究 》
作者 京都靜源 教授/文學博士
遷廟制度和毀廟制度是密不可分的。這是西周宗廟制度上的一條重要原則。賈公彥在《周禮註疏》一書中為此特別解釋說：
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毀，故云祧也。
可見，祧廟是由毀廟制度而形成的。遷廟制度在其本質上是儒家宗法思想的直接來源。賈公彥在《周禮註疏》中對此問題總結出一句話，即：“諸侯既不可與天子同有二祧”。這句話把原始儒家宗法制度的血緣關係闡述得十分清楚。王國維先生在論述商周政治制度的區別時曾總結為以下三點：
欲觀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並由是而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記天下。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諸侯既不可與天子同有二祧”之說，這無異於對注重血緣關係和立子嫡問題的西周政治制度的徹底否定。所以，王暉先生在《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一書中就嘗試著對王國維上述之說的修改和部分否定。
①“祧”字諸說的考察
“祧”字，在古代經學家和文字學家的眼中意義是不同的。大致有以下五種解說，如下：
其一，遷廟說
見許慎《說文解字》一書中的記載：
祧，遷廟也。
此說的特點是把祧廟解釋成遷廟，但是，通過我們上述的論述可以得知，祧廟和遷廟還是有一定區別的。
其二，曾祖廟說
見服虔為《左傳·襄公九年》所作的注：
曾祖之廟曰祧。
此說的意義在於肯定了祧廟的接受對象，並且有試圖以此來解說“親廟四”說的具體成因。
其三，遠廟說
見鄭玄《周禮注》一書中的記載：
遠廟曰祧。
此說和上述之說有一定相同之處，都是立足於為解說“親廟四”的成立的立場上。但是，在具體區分“曾祖”和“遠祖”的使用對象上，缺乏明確的說明和界定。
其四，始祖廟說
見杜預《春秋左傳注》一書中的記載：
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
此說還是在上述二說的範圍內，但是，“始祖之廟為祧”說的出現，對於解釋“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之說是有一定的藉助意義的。
其五，功德說
見賈公彥在《周禮註疏》一書中的記載：
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毀，故云祧也。
在以上諸說中，只有賈公彥之說是立足於廟制的。對於遷廟制度的誕生問題，他認為：
知“遷主藏焉”，以其顯考以下，其廟毀。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以上父祖，不可入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
在遷廟制度上有個著名的“五世則遷”的原則。即許宗彥在《五廟二祧考》中總結出的有關西周廟制的規則：
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即為百世不遷之宗。以下五世迭遷，即為五世而遷之宗。
王貴民先生就此進一步發揮說：
由於最後在宗法制度上確立了五世則遷的原則，祭祀的常制就只上及於高祖而止。因此所立親廟也只上及於高祖，相當於《祭法篇》所說的“顯考廟”。每世的高祖以上的祖廟則要不斷的毀去，將其神主遷出藏於始祖之廟，這就叫做“祖遷於上”。同樣，高祖以下至本人為五世，在宗法的親屬關係範圍內，下一世則超出這個範圍，同高祖的四從兄弟則離宗，這叫做“宗易於下”。這個“遷”和“易”都根據同一原理，同時在世系的兩端實行，每一世代都這樣，一個宗族始終保持著五世的系統。（P33）
②守祧
在西周時代，專有守護祧廟的官員。
見《周禮·守祧》中的記載：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屍。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具體的守祧人數問題，在《周禮·守祧》中介紹說：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奄”和“奚”二者，依據鄭玄的解釋，即指宦官和女奴。
在《左傳·莊公十四年》中記錄了原繁的祖先為守祧之官一事：
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點司宗袥”。
杜預在《春秋左傳注》一書中為此解釋說：
言己世為宗廟守臣。
這裡的“宗廟守臣”一語，即是指“守祧”之官。由此而來可以證明《周禮》在此問題記載上的準確性。
③遷主及昭穆制度
在具體的遷廟種類上,又有所謂“先公之遷主”和“先王之遷主”二者。見鄭玄《周禮注》一書中的記載：
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賈公彥在《周禮註疏》一書中對此問題的解說是：
先公之主，不可以入子孫廟，故知向上入后稷廟。案《聘禮》雲：“不腆想君之祧，既拼以佚”。諸侯無二祧，先祖之祖截藏於大廟者，故名祧。若然，后稷廟藏先公，不名祧者，以有大祖廟名，又文武已名祧，故后稷不名祧也。若然，太王、王季之主不可以入文武祧，亦當屬於后稷廟也……當週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為祧。然文武雖未為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為祧也。
廟主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見吳榮光《筠清館金文》一書中所收《周母宔尊》銅器銘文“母宔諸婦”，吳榮光對此的解說是：
主藏於宗廟謂之宔。
可見這裡的神主是婦人。在西周時代，一般是把神主放在特定的房間內的石制龕內，這個龕也是製成宮室的形狀。而神主所在的這個石室被稱為“宗袥”。如，《左傳·莊公八年》中就有“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袥”一語的記載。杜預在《春秋左傳注》一書中為此的解說是：
宗袥，宗廟中藏主之石室。
當有入遷活動時，又由負責昭穆安排的官吏進行具體的排放位置的安排。見賈公彥《周禮註疏》一書中的解釋：
其立廟之法：后稷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穆者處西，皆別為宮院者也。
這是剛放入廟中的新死者要以“當昭者處東，穆者處西”的安排在廟中受祭的固定位置。即杜預在《春秋左傳注》一書中所謂的“審昭穆，列之昭穆”。負責這一工作的人被稱為“宗伯”。如下：
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
在銅器銘文中，也有“宗伯”一詞出現。如，收錄在《殷周金文集成》一書15·9730中的銘文：“齊侯命太子乘遽來句宗伯”。在同書第15·9729中也收錄了有同樣內容的銅器銘文。
在西周宗法制度的禮儀中，安排昭穆是不能出現差錯的。否則就是違反西周禮制的僣越行為。在《左傳·文公二年》中記載了“躋僖公”一事，被認為是逆祀現象：
秋八月，大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後逆之。可謂乎？
其實，在父昭子穆的規定下，出現兄弟同為穆而弟又為國君時，就會產生宗法制度和儒家禮教所不能容忍的“逆祀”現象。張光直先生在《中國青銅時代》一書中總結昭穆制度的三個特點為：
其一昭穆顯然為祖廟的分類。周代先王死後，立主於祖廟，立於昭組抑穆組視其世代而定。其二，昭穆是古人為別親屬之序而來，即廟號之分類代表了先王生前在親屬制上的分類。其三，昭穆規定了父子不能為一系，而祖孫為同昭或同穆的現象。（P164）
而這一制度在遷廟活動中又是必須嚴加遵守的。在廟制問題上，宗伯，就是專司昭穆制度安排的官吏。昭穆的位置是不可變更的，它不受遷廟制度活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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