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又稱千佛洞，位於敦煌東南的鳴沙山，它和龍門石窟，雲岡石窟並稱為我國三大石窟藝術寶庫，也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聖地。
清光緒年間，莫高窟道士王圓籙，為第17窟（現編號）中偶然發現一個“藏經洞”，裡邊藏有從公元4世紀到公元14世紀曆代文物五六萬件，這是20世紀初我國考古學上的一次重大發現。
在《道士塔》散文中，餘秋雨這樣寫道：歷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遇見的一箇中國平民。
王道士真的像餘秋雨寫的那樣，是莫高窟的“罪人”嗎？
先介紹一下王道士吧
王圓祿，湖北麻城人，約1850年出生，卒於1931年。農民，略識文字，年少時因災荒逃難至西北肅州一帶(今甘肅省酒泉市)。清光緒初年，王圓祿入伍當了一名兵勇，退伍後，他在當地出家成了名道士，道號“法真”，歷史上稱其之為“王道士”。
大約於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左右他到達敦煌。當時，莫高窟一帶有三座寺廟，即上、中、下寺。上、中兩寺為藏傳佛教的喇嘛常住，以千佛洞為主體的下寺久已荒廢，無人看管，洞窟大多倒塌，被風沙掩埋，一片破敗景象。經濟蕭條，地域荒涼，人們生活困難。莫高窟香客稀少，只有幾個僧人活動，這些僧人並無看管洞窟的意識。看到神聖寶窟無人管護，受到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使王道士自覺自願擔當起了“守護神”的重任。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集攢錢財，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
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時,王道士突然發現:“沙出,壁裂一孔,彷彿有光；破壁,則有小洞,
豁然開朗
；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有大量資料顯示,在發現藏經洞後的7年間,王道士為保護莫高文物做出了局外人難以想象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
他首先徒步50裡,趕往縣城找嚴澤縣令彙報,並奉送了取自藏經洞的兩卷經文做樣品。可惜嚴縣令目不識寶，王圓籙無功而返。
1902年，新縣令汪宗瀚上任。王圓籙又選出一包寫本及絹畫去拜見。汪縣令對金石學頗有研究，他看過樣品後，也頗感驚異，事後還專程前往考察，卻沒有采取任何保護措施，只是將王圓籙送來的經卷、佛畫挑選出數件，分數次寄贈甘肅學政葉昌熾。
1903年，葉昌熾一方面函請汪宗瀚實地考察，一方面報告甘肅藩臺建議其將文物運至蘭州保存。但因運費太高，就此作罷。
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也只是一紙空文，沒有采取任何保護措施。
王道士一次次的求助官府，可惜如泥入大海，令人寒心。
1907年，斯坦因聞訊來到敦煌莫高窟，以玄奘信徒的名義誆騙走了九千多卷文書和五百幅佛像絹畫。
1908年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在洞中揀選了三星期，最終以600兩銀兩為代價，獲取了一萬多件堪稱精華的敦煌文書，後來大都入藏法國國立圖書館。王道士將所得錢財全部用於保護洞窟，無私人使用任一文錢。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圖記》中說：“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
1909年冬，清政府才知道莫高窟經卷文書的價值，要求全部運到北京，但在途中一直都有丟失，最終，整個敦煌藏經洞，入藏京師圖書館的，僅剩寥寥八千餘捲了。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來到敦煌，粘走壁畫26方，取走唐代彩塑一尊；俄國人奧登堡，拿走敦煌文文物三百件；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隊購得四百件。
1931年，王道士過世。去世前他瘋了。奇怪的是他販賣文物的說法是我們國人自己說的，買走文物的斯坦因反倒在他的書中描述他是怎樣絞盡腦汁，欺騙這位老實巴交的文盲老道，騙走文物的。同時期的法國人也執這一說法。但願我們正視那段歷史，公正的評價王圓籙道士，以慰他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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