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东南的鸣沙山，它和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并称为我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清光绪年间，莫高窟道士王圆箓，为第17窟（现编号）中偶然发现一个“藏经洞”，里边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历代文物五六万件，这是20世纪初我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在《道士塔》散文中，余秋雨这样写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
王道士真的像余秋雨写的那样，是莫高窟的“罪人”吗？
先介绍一下王道士吧
王圆禄，湖北麻城人，约1850年出生，卒于1931年。农民，略识文字，年少时因灾荒逃难至西北肃州一带(今甘肃省酒泉市)。清光绪初年，王圆禄入伍当了一名兵勇，退伍后，他在当地出家成了名道士，道号“法真”，历史上称其之为“王道士”。
大约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左右他到达敦煌。当时，莫高窟一带有三座寺庙，即上、中、下寺。上、中两寺为藏传佛教的喇嘛常住，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久已荒废，无人看管，洞窟大多倒塌，被风沙掩埋，一片破败景象。经济萧条，地域荒凉，人们生活困难。莫高窟香客稀少，只有几个僧人活动，这些僧人并无看管洞窟的意识。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王道士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时,王道士突然发现:“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
豁然开朗
；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有大量资料显示,在发现藏经洞后的7年间,王道士为保护莫高文物做出了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他首先徒步50里,赶往县城找严泽县令汇报,并奉送了取自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做样品。可惜严县令目不识宝，王圆箓无功而返。
1902年，新县令汪宗瀚上任。王圆箓又选出一包写本及绢画去拜见。汪县令对金石学颇有研究，他看过样品后，也颇感惊异，事后还专程前往考察，却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只是将王圆箓送来的经卷、佛画挑选出数件，分数次寄赠甘肃学政叶昌炽。
1903年，叶昌炽一方面函请汪宗瀚实地考察，一方面报告甘肃藩台建议其将文物运至兰州保存。但因运费太高，就此作罢。
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也只是一纸空文，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王道士一次次的求助官府，可惜如泥入大海，令人寒心。
1907年，斯坦因闻讯来到敦煌莫高窟，以玄奘信徒的名义诓骗走了九千多卷文书和五百幅佛像绢画。
1908年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一万多件堪称精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王道士将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无私人使用任一文钱。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1909年冬，清政府才知道莫高窟经卷文书的价值，要求全部运到北京，但在途中一直都有丢失，最终，整个敦煌藏经洞，入藏京师图书馆的，仅剩寥寥八千余卷了。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敦煌，粘走壁画26方，取走唐代彩塑一尊；俄国人奥登堡，拿走敦煌文文物三百件；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购得四百件。
1931年，王道士过世。去世前他疯了。奇怪的是他贩卖文物的说法是我们国人自己说的，买走文物的斯坦因反倒在他的书中描述他是怎样绞尽脑汁，欺骗这位老实巴交的文盲老道，骗走文物的。同时期的法国人也执这一说法。但愿我们正视那段历史，公正的评价王圆箓道士，以慰他在天之灵！
閱讀更多 橙紙妹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