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和藍文蔚的畢生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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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故事||董必武和蓝文蔚的毕生交往

著名共產黨人董必武與湖北耆宿藍文蔚早在大革命時期就有過一段不平凡且鮮為人知的交往。據藍文蔚回憶,董老的高尚人品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令他十分欽敬。由此開始了他們數十年相互尊重、真誠相見的友誼。

藍文蔚字漢凌(1894—1976年),湖北黃陂天河鎮大藍灣人。系辛亥革命先烈、孫中山先生親自委任的國民革命軍二路軍總司令兼關外都督藍天蔚(字秀豪、陸軍上將)的胞弟。文蔚老人早年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曾歷任國民革命軍連、營、團、旅、師長(授陸軍少將銜)。抗日戰爭前曾任過隴海鐵路貨捐局局長、湖北省水利局局長、煙土局局長,抗日戰爭期間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國民政府參議,對於這樣一位在國民黨軍政界頗有影響的湖北耆宿,自然是中共的統戰工作的重要對象。

藍文蔚老人系我同族的叔祖父。抗戰前夕,家父藍芝烈任職廣西省政府外事辦公室主任,文蔚老人亦在廣西任第四集團軍高參。我們兩家同住桂林,往來甚密。解放後,我雖在外地工作,但只要因公回到武漢,必去看望文蔚老人。記得1954年10月和1956年8月兩次去武昌糧道街老人寓所探望他時,老人曾深情地對我談起他一生與董老的深厚情誼。

1927年董必武在黃安(今紅安縣)領導農民運動,發動和領導了轟轟烈烈的黃麻起義。起義失敗後,董老遭到國民黨保安團的追捕。正在十分危難之際,時任國民黨軍師長的藍文蔚先生得知消息後,立即派親信暗中將董老營救到他的司令部,款待數日,奉若上賓。送別時贈送盤纏和衣物,派人暗中護送董老脫離險境,去了當時革命處於高潮的廣州。

抗日戰爭時期,董老和文蔚先生都在當時的陪都重慶。董老是代表中共出席國民參政會的參議,文蔚先生時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少將參事,是代表湖北的國民參政會參議。因此,他們不僅經常相聚,共商國是,而且私下更是交往頻繁,常有推心置腹的長談。董老向文蔚先生介紹解放區軍民奮勇抗擊日寇的戰績,並揭露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種種陰謀。鼓勵文蔚先生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多為國家、民族利益著想,不受國民黨蔣介石的欺騙。在董老的幫助和鼓勵下,文蔚先生也逐漸看清了國民黨的種種腐敗與倒行逆施。於是,自覺地脫離了國民黨軍政界。抗戰勝利後,他主動辭去了在國民黨政府中所任的一切職務。

抗戰勝利前夕,董老更是明確要求文蔚先生回到武漢後,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名望與影響,保護黨的地下組織與民主進步人士的安全。按照董老的囑託,文蔚先生回漢後,一直寓居武昌糧道街祝家院11號一普通民房,深居簡出。暗中為保護黨的地下組織和迎接武漢的解放,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較為突出的是1948年漢口仁德醫院黨的地下組織的建立與發展,始終得到了文蔚先生的支持與幫助。他充分利用與國民黨上層人士李宗仁、白崇禧、程潛和孫科的關係,特別是與桂系的特殊關係,請他們為仁德醫院題寫匾額和院名,為掩護該院地下黨組織的安全起了重要的作用。正當國民黨軍警憲特猖狂破壞中共地下組織,迫害進步人士的白色恐怖之時,文蔚先生應醫院地下黨組織的要求,通過當時任武漢行轅辦公廳中將主任兼第一處(司法處)處長的馮嶷(字歧吾)與文蔚先生是內親的特殊關係,請馮出面為該院辦了一張蓋有武漢行轅關防大印和白崇禧私人印章的通告,上面書寫有“慈善機關,不準駐軍”八個大字。有了這張顯赫的“護符”,不僅當地權貴另眼相看,而且國民黨軍警憲特也不敢輕舉妄動,有效地掩護了該院地下黨組織和黨員的安全。

不僅如此,在武漢臨近解放的前夕,文蔚先生還根據董老的指示,為了迎接解放,保護國有資產不被敵人破壞,積極與當時在漢的政界元老和社會名流李書城、張難先、陳時、張希文等人發起組織護城隊,組織工人和學生參加護城隊,為遏制國民黨撤逃時的瘋狂大破壞,為迎接解放軍勝利進城,確保武漢三鎮的順利解放,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解放後,文蔚老人從不向人披露上述在暗中為革命所做的有益工作,也沒有主動與董老聯繫,提出生活上的要求。一直閉門寓居武昌糧道街一簡陋民房,過著很清貧的生活。直到1950年底至1951年初,發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才使文蔚老人不得不求助於董老。

事情是這樣的:1951年在全國城鄉掀起了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的偉大運動。有一天黃陂老家鄉下農會幹部和群眾數人,突然來到糧道街文蔚先生寓所,強行帶走文蔚先生回鄉清算(其實文蔚先生在鄉下無田產,只有其二兄藍才蔚有田產出租)。由於當時的土改工作組也不瞭解文蔚先生在歷史上對革命所作的貢獻,更不知道他與董老的特殊情誼,加之剛解放不久,農會幹部政策水平也不高,於是把文蔚等人關押在一暗室中,嚴格監管,使其失去了人身自由。在這種嚴峻形勢下,文蔚先生便自然地想起了求助於董老。於是他便在鄉下給董老寫了一封短信,訴說了自己的處境。信是託一農婦帶出去由文蔚先生的夫人轉寄北京的。不幾日就收到董老的回信。信中內容據文蔚老人告訴我,董老很珍惜昔日的情誼。在信中肯切地說: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歷史上曾經為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朋友是決不會忘記的。並說已電告湖北省從速處理此事,保證文蔚先生人身安全。同時在信中企盼文蔚先生繼續不遺餘力為新政權的鞏固和建設獻言獻策,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由於董老的直接過問,湖北省有關方面馬上派人去黃陂當地做工作,立即釋放文蔚先生回漢休息。同時由於董老的力薦,不久湖北省人民政府誠懇邀請文蔚先生出任湖北省政府參事室參事。

在董老的鼓勵與幫助下,文蔚老人解放後努力堅持學習,不斷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不僅積極參政議政,獻言獻策,為新生的紅色政權奉獻餘熱,而且為了響應毛主席發出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號召,老人毅然將自己的獨子藍維中送去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空軍,學飛行駕駛,在朝鮮戰場上曾立有戰功。後來在一次與美軍的激烈空戰中,壯烈犧牲,血灑朝鮮國土。志願軍總部授予藍維中革命烈士稱號。事隔多年後,文蔚老人還自豪地對親友說:“維中死得重於泰山,他為反抗侵略的正義之戰而死是很值得的。”

一個老國民黨人能有如此高尚的愛國主義思想境界,當然是難能可貴的。我想這其中必然有我們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偉大感召力,其中自然也蘊含有老一輩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對黨外朋友真誠的關心愛護和鼓勵教育。

1990年家父在臺灣病逝,我獲准赴臺奔喪。在臺期間,與胞兄藍毓華談起文蔚老人時,家兄對我說:“1948年我在漢任職時,曾去看望過漢凌三爹(我們平時都這樣尊稱文蔚老人)。在糧道街寓所遇見一位身材魁梧、身著長衫、頭戴禮帽,有如老學者風度的長者在座。我去後,他們又移至書房有長時間談話。客人走後,漢凌三爹對我說:‘毓華,你知道剛才送走的那位客人是誰嗎?’我搖頭說:‘不知道。’三爹笑著對我說:‘他就是中共鼎鼎有名的董必武先生呀!’”

如今,兩位老人都已作古,但是老一輩共產黨人與黨外人士交諍友、同甘苦、共患難的高尚情操是永遠值得後輩人學習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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