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開國英雄的紅色往事》，作者：梅世雄 黃慶華，新華出版社出版。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人物小傳：危秀英，1910年生，江西省瑞金葉坪鄉烏泥塘人。6歲時被賣至興國縣高興圩做童養媳。1930年參加工農紅軍，1932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34年10月隨紅軍長征，是中央紅軍中參加長征的３０位女紅軍之一。
女紅軍危秀英
到達陝北後，又於1937年奉命回江西，出任吉安中心縣委常委兼組織部長，1938年5月至贛南油山地區任贛粵邊特委常委兼婦女部長，在極為艱險的環境下堅持游擊戰爭。
後調回延安，參加黨的七大，繼又轉戰南北，先後任中共吉南地委委員兼組織部副部長，吉林省委婦委會書記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擔任過中共江西省委委員，婦委會書記，全國婦聯農村工作部副部長，華南農墾總局副局長，江西省政協常委等職。
上世紀５０年代初，首先發現江西餘江血吸蟲病情嚴重並報急的，正是這位當時的江西省女聯主任。經過不懈努力，她終於將它寫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案。毛澤東在見到這個提案的當天，提筆批了“送瘟神”三個字。此後，餘江迎來了“春風楊柳萬千條”的新天地。
採寫時間：2004年5月
記者採訪危秀英的那天，南昌大雨如注。叩開房門，記者看到，躺在病榻上的危秀英，睡得恬靜安詳。她已經病了很久了。
事實上，她本人已不能接受採訪。
坐在老人用了十幾年的竹凳上，在她那個簡潔得近乎簡陋的家裡，她的女兒危敏向我們講述了母親漫長人生征途上的一個個傳奇而感人的故事（本文中的引語，均出自危敏轉述或危秀英本人的回憶文章）。
“是毛主席把我帶上長征路的”
像大多數女紅軍一樣，危秀英也是童養媳出身。
危秀英半歲喪母，６歲那年，父親因為還不起債，９塊銀元把她賣到興國當了童養媳。長到９歲，在婆婆竹梢的抽打下，她就開始挑水、燒飯、洗衣、砍柴、下田……她悄悄把父親教她的那個標誌著自己出身的“危”字，用瓦片畫在睡覺的牆角下，害怕有一天會忘掉。
因此，紅軍到興國時，無須多少動員，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她剪掉長髮並用頭巾裹上，以免家裡發覺（會打她），偷偷地來到紅軍總部，紅軍把她送回家，她還是堅持要參加紅軍。她的主人家終於發現她的意圖。有個朋友告訴她，主人家準備殺死她，危秀英把這個消息告訴紅軍後，紅軍才接受了她。
她自己給自己起名叫秀英，意思是要做一個優秀的人，英雄的人。
1932年4月，危秀英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3年3月，又調到中共江西省委任婦女部幹事，婦女部部長是蔡暢，省委書記則是李富春。到省委機關所在地寧都縣，蔡暢見到手粗腳健、樸樸實實的危秀英，心裡十分喜歡，便說：“秀英，會寫自己的名字嗎？”
危秀英一時摸不著頭腦，說：“大字墨墨黑，在我眼中哪個都一樣，說不出認得認不得。”這一說把蔡暢惹笑了。她笑夠了才說：“秀英，從明天起我教你學文化，一天認10個字，少認一個就得認罰。”
長征出發前夕，危秀英家裡又把她賣了。紅軍再一次解救了她。幾十年後，老人還感激地回憶說，是毛澤東對她說：秀英，你還是跟我們走吧，要不，紅軍走了你還得被賣掉。
從江西瑞金出發時，紅一方面軍８６萬餘人的隊伍中，只有３２位女紅軍，有2位出發不幾天，就因病回了蘇區，因此，紅一方面軍的長征中，女紅軍只有３０位。
老人的回憶顯示，對女紅軍來說，參加長征是要經過嚴格挑選的。第一要政治思想好，是共產黨員；第二要有獨立工作能力，會做群眾工作；第三要身體好，能扛東西走路。連體重差一點都不行。
有１００多人參加了體檢——對她們中的多數人來說，這是第一次體檢。結果，只有２０多人合格。加上免檢的在中央機關和軍隊中工作的大姐，只有３２人被批准參加長征。
連黨的元老董必武的妻子陳碧英也被刷了下來。據說是因為體重差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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