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历史剧《走向共和》里就有一段清廷出洋大臣在日本同伊藤博文的对话。
伊藤博文（日本前首相）：“要听真话还是客气话？”
载泽（大清镇国公）斩钉截铁：“听真话。”
伊藤博文：“真话是残酷的，就像我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刀。”
载泽：“刀在忍字头，头可断，真话一定要听。”
载泽：“同文同种，何以恨之！”
伊藤博文：“我的老同学，严复先生可好？”
载泽：“严复先生？”
旁边有人提醒：“泽公，就是翻译《天演论》的人。”
微叹了一口气后，伊藤博文浅笑道：“他仍不过是个翻译嘛。在英国留学时，他是高才生，爱国热忱亦不在我之下，同时回国后，我为日本首相，他至今仍是个翻译。仅以个人际遇而论，对日本帝国何能不爱之，对中华帝国又何以不恨之！”
载泽：“却没听说严复先生恨他的祖国，就像伊藤先生不憎恨你的祖国。”
伊藤博文：“我恨贵国，其源有自。自贵国唐朝以来，我国对贵国便俯首称是，耻辱啊！明治维新之时，我国要富强，更要改变这只能称‘是’的历史。我们做到了。大日本战胜了大清国，我们改变了历史。”
载泽：“但要大清俯首称是于日本，怕是没那么容易。”
载泽欲再辩，伊藤博文举手示意暂停此争论。
1906年，载泽（前排中）参观伦敦大都会铁路车辆厂
伊藤接着说：“这是历史证明了的。我国之开放，较贵国为晚，但我国大兴教育，甚至改良人种，汲汲然全盘西化，却保留了我大日本帝国的武士道精神。最重要的是，我们当即便实现了君主立宪，所有法律必须经过国会决议，呈君主裁定，然后公布，不遗余力地贯彻实行。这法律的效力及于全国，从君主到庶民，无一不受法律约束。这是我国强大之本。反观贵国，六十多年过去，又做了什么？始终是一个君主的专制，一帮官僚的附庸，而全国又是一盘散沙；表面山呼万岁，私下各有章程，久而久之成为定例，彼此反倒互为歧异！总之，我国是‘一个法’，立宪明君之法；贵国是‘一个君’，专制主义之君。何其不同乃尔？故甲午之战，我国战胜贵国，乃必然之势。”
载泽：“便无丝毫侥幸？！”
伊藤博文微笑了：“日俄战争仍是侥幸吗？”
伊藤此时突然一脸凝重，半晌，他说：“真希望这会儿与我交谈的有贵国的李鸿章。”
接着，他拿起桌上摆放着的《李鸿章传》一书说：“他若是看到此书，会高兴吗？”
伊藤博文掀开一页，开始念上面的一段话：“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败而论，自是伊藤胜于李鸿章，然以个人而论，李鸿章优于伊藤博文，甚也。”
“诸位大人，可知此书何人所写？”
载泽等一行人低首无语。
伊藤博文说：“正是贵国满世界通缉的政治要犯梁启超。高才高论，洞若观火！其高论，正在‘假如二人易地以处’八个字。”
1906年，戴鸿慈（前右三）、端方（前右四）在美国芝加哥考察
他接着念道：“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地，此乃立宪国之地，且举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其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且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
读至此处，伊藤博文脸色伤感，双目微滞而润：“李中堂若读得此论，当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败于无才，岂非又死不瞑目？！”说完，伊藤转头闭目而微泣。
稍缓，伊藤转身对载泽一众人说：“贵使虔诚来我国求教宪政，伊藤不才，环顾左右而言他。要说的话，却都在这三部书中，敢情贵使笑纳。”
这三部书是，《皇室典范译解》《宪法译解》《李鸿章传》。
载泽起身，凝重地接过书，一字一顿地说道：“多承教诲！”
这是历史剧《走向共和》里的一段会谈场景，伊藤博文、载泽、端方等人是坐在桌前椅子上，伊藤穿的是西服。而在另一段描述中，他们是在日本皇宫会谈的，伊藤穿着华丽的和服，双方俱以跪坐之姿，相对而坐。这段描述说：“日本东京，皇宫内，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一身华丽的和服，严峻的脸庞，端坐在皇宫一角的榻榻米上。桌案的另一侧，前面是端方等三大臣，三人身后是十几名考察团其他成员。他们与伊藤博文一人相对而坐——俱是日本的跪坐之姿。在后面的整个谈话中，他们俱都一动不动。但在桌案上，放着三本书：《皇室典范译解》《宪法译解》《李鸿章传》。”
外国人喜欢讲真话，伊藤博文可谓字字珠玑。可我们不讲真话，也不爱听真话。慈禧和李鸿章虽然有权谋，但是并没有对当时世界大局的把握能力，且举国体制以及中国人的积习如此。又，北洋水师总教习为英国人琅威理（他还是水师的副提督，整个水师的组织、操演、教育、训练全由他一人包办，且治军严格，专业素养很高，全军上下都很敬畏他），在1886年的长崎事件中，琅威理曾主张对日本海军宣战，扬言“立刻打垮日本海军”。当时的日本海军，在北洋水师面前不堪一击。按琅威理的想法，如果此时对日本宣战，能打得正准备造船厂的日本海军几十年回不过神来。但李鸿章和丁汝昌偏于稳重，不同意打日本。而且对琅威理也不信任，加上这个英国人个性强硬，说话直来直去，其管理风格让中国的军官们难以接受，双方摩擦与日俱增。当时的中国容得下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却容不下琅威理这样军事素养很高的核心军事人才，中国人还用了一些赶走职业经理人常用的小手段，让琅威理待的十分难受和苦闷，于是琅威理愤而辞职，李鸿章当然支持自己人，马上就批准了。
1886年北洋水师经停日本长崎，水兵上岸购物与日本巡捕发生冲突，“长崎事件”爆发（画作）
可以说，这些历史的细节在历史的进程中，起着十分关键而又微妙的作用。自此，清政府错过了最好的开战时机，日本为此事大受刺激，其海军随后在疯狂的财政政策下崛起。而琅威理用六年半的时间，已经将北洋舰队建设成形，并将训练体系培养成熟，此时只能是面对自己一手训练出来，付出无数心血的中国北洋水师，长叹一声，回到英国。他走之后，不仅北洋海军体系开始崩塌，军备废弛，大清王朝的历史宿命也被改写了。
背景：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由于日俄战争和民族危机加深的影响，要求立宪的舆论日益高涨，驻外公使和地方督抚也纷纷奏请仿效日本及欧美政治，实行君主立宪。七月，清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立宪”的口号，挂起“预备立宪”的招牌，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分赴欧美日本等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于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因出发时遭到革命党人吴樾的袭击，徐世昌、绍英罢行，故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随载泽出国。按照德国公使代拟的路线，分两路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奥地利考察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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