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996，其实是近年来新出的互联网行业加班术语，意指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每周工作六天的超级加班文化。然而太阳底下无新事，术语虽然才创造，但每周加班超过五十小时的超级加班文化，其实早就发生在日韩两国之上。
而日韩老龄化问题的越发严峻，在子女教育成本高企之外，超级加班文化的盛行，亦是“罪魁祸首”之一。
在世界经济论坛的统计中，日本老龄化程度多年冠居全球，而韩国从2015年开始就一直稳居全球老龄化国家第二十六位。并在2008年达到人口出生峰值之后，迄今十年韩国净增人口率每况愈下，终在2017年老龄人口首度超过新生人口，至此韩国也不得不面对难以逆转的老龄化之路。
（全球人口增长排名，韩国居163位）
在“重视教育”的东亚，包括日韩在内的儒家文化国家其实更加推崇“传宗接代”，但教育需要经济支持，生儿育女也需要抚养时间，然而当社会时间挤压家庭时间之后，回到家庭超过十点的日韩男人们甚至夫妻们，又拿什么去经营家庭，生养或者抚育子女呢？
日本现代加班文化蔚然成观之时，正是日本经济丰亨豫大，烈火烹油的“泡沫时代”。
在当时，日本职工每月加班时间如果处在100-200小时之间，是被人视作理所应当的付出，只有在加班时间超过三百小时之后，才会被看作加班狂人。
一旦达到“狂人的底线”，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天上班时间高达15小时以上，去除通勤、用餐跟上厕所等时间以外，每天的睡眠时间连四五个小时都没有。
在日本当年有一则功能性饮料广告打出了“你可否工作二十四小时”的标语。
如今这样的加班文化，明显不受日本年轻一代的认可，甚至有因为长年累月加班而没有私人生活的年轻一代将自己称之为“社畜”，即会社（企业）里如同畜生一般工作的人。
而这类有着条件定义的称谓，其实也是年轻一代对现行企业文化的一种“先伤自己再伤人”的自嘲式反抗。
但社畜其实更是一种另类现实。
日本人每年平均工作时长高达2000个小时，比德、法二国的人均工作时间高出300-400小时。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时间，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2017年日本政府公布的《过劳死白皮书》中，如今有超过22%的工作人口正因加班过度，而处在猝死的高风险当中。
只是相对于猝然死亡的“解脱”，有不少的日本年轻人更愿意将命运握在自己的手里。
2015年12月25日电通新入社员高桥茉莉从宿舍楼上一跳而下，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人生。而这一年她才二十五岁，在留下的遗书中，她表示无法承受入职九个月以来，每个月加班都超过100小时，更无法接受被上司称作“一点都不像个女人的工作狂人”。
在最后的一封信息里，她如此向其母愧诉：“无论是人生还是工作，我都感到已无可恋，但无论如何谢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
高桥茉莉的自杀再次引起了日本的年轻人对现行加班文化的不满，但同时也让在泡沫年代奋斗过“昭和男儿”感到不解——电通（Dentsu）作为日本首屈一指的大公司，高桥茉莉能够进入其中，已经是邀天之幸，何至于此？
一位武藏野大学的教授就表示：“入职了世人朝思暮想的大企业，却仅仅因为每个月一百小时的加班时间就选择终结的生命，宽松世代真是令人可笑。”
无独有偶，日本正饱受加班文化带来的社会痛苦，韩国作为效法日本而崛起的国家，如今也正步其后尘。
由于韩国电视剧的制播同步制度，导致韩国电视台从业人员的工作压力，可以说在全韩职业里名列前茅。而一位叫做李韩彬的执行导演，因为负责电视剧后期剪辑，在连续九周每天二十小时的高强度工作之后，最终不堪压力，选择了自杀。
然而讽刺的是，他所参与制作的电视剧《独酌男女》，恰恰是抨击社会压力太大，而导致报考公务员的学生们会在三更半夜选择借酒消愁。
只是，学生们尚可用酒消愁，而他却连这点时间都没有。
在李韩彬留下的遗书中，他如此激烈的抗议着韩国社会的剥削与压榨：“企业剥削着我，而我却又用同样的文化去压榨逼迫着我的属下。对他们而言，我是个压榨的管理者，可我知道自己也只是个劳工。”
这一起自杀事件因为发生在影视圈，经媒体关系迅速发酵，但又很快就冷却下来。
因为根据统计，韩国每年自杀的人数高达14000人以上，而其中有超过五百人自杀是因为不堪工作的压力。
李韩彬的自杀控诉，其实只是这五百起之中，稍稍起眼的一例，在激起浪花之后，又迅速被浩荡的韩国社会加班文化所淹没。
而这样的控诉同样不被经历过“苦干兴国，汉江奇迹”的韩国老一辈所理解——事实上在2004年以前，韩国仍然执行一周工作六天的劳休制度。
在一起韩国媒体的调查之中，57%的韩国年轻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压力比父辈更大，但同时也有61%的韩国年长者表示，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世代上的割裂，使得日本年轻人无从获得社会主流的理解，所蕴藏的悲郁只能用消极的方式去反抗。
而这种消极反抗，激烈的是用生命终结去控诉世道的残酷，另外一种则是减少生育——“既然我的人生已经如此绝望，又何必让我的子嗣来到这个世道受罪呢？”
虽然逃避可耻，却十分有用——日本年轻世代的心理，被一语中的。
事实上，日韩年轻世代之所以无法跳出这一加班文化的怪圈，除了终身雇佣、年功资序以及学阀相循这些因素以外，背后的核心原因其实是因为大企业的推动——三星、索尼、电通这些巨头都尚且苦干加班，一般企业的竞争力本身就有所不如，又岂敢松懈？
换一份工作，不见的能更好，这便是日韩年轻世代的悲哀。
只是昔日间，日韩又何曾是“满目企业尽加班”呢？
可一夫肇始，万人景从，如今日韩却已是处处尽为血汗大楼。
在这样的氛围下，日韩社会也先后衍生出了“班后夜文化”，进一步挤压了生儿育女的家庭空间。
在日本，因为“加班”意味着更多的收入，而只靠基本工资根本无法养家糊口，再加上一般家庭都是丈夫主外而妻子主内，所以婚后男性如果在九点之前就回家，会被视为不负责任而遭到妻子的数落和冷待。
发展到了如今，下班后无处可去的日本男人只能流连在居酒屋之中。
（深夜食堂最初的灵感来源，便是日本的班后夜文化）
韩国的家庭文化虽然不似日本极端，可现在的加班文化却还有过之而无及——2017年每个韩国劳动力，平均工作时长高达2024个小时。
由于平日里缺乏娱乐时间，导致韩国年轻世代下班后的“聚会文化”大行其道，发展到了眼下，如果下班之后只参加一场聚会甚至还会被人视为“职业边缘者”。
所以为了不被贴上“社交失败者”的标签，韩国年轻人只能周旋于一场场的交际应酬之中，往往到家都已经午夜两三点。
在这种的情况，日韩年轻人的家庭时间几乎被挤压的所剩无几，导致既无时间去抚育子女，更无充沛的身体素质去生养后代，甚至在每日辛苦加班之后，所得也仅仅只够支付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
事实上，由于日本人的工作时间远远高于法定的每周40小时，导致有一半的日本工作人口，无法获得超额的加班工资。
同时鉴于韩国20-29岁男女，未婚率高达91.3%，还可以说他们已经忙到没时间恋爱——又何谈结婚生儿育女呢？
在一场韩媒组织的年轻人社会问题小型茶话会上，一位二十七岁的女性职员就如此说道：“虽然想谈恋爱，可是加班没有时间...因为想在结婚之后不用依赖丈夫，能够做到女性的独立。”
但在加班盛行的日韩之中，其实想加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今韩国的年轻世代失业率因为过度加班的原因，导致岗位需求减弱，以至于已经有超过130万的年轻人待业在家，失业率高达10%，远远超过韩国平均水准。
日本虽然稍好，可由于日本企业文化向来倾向于招聘“毕业生”，鲜少中途招入“职业经验者”，这也导致日本年轻人一旦对加班说“不”，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上班。
只是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由于老龄化的原因，社会经济缺乏活力，导致失业率高涨或者劳动力紧缺而提升工作时间，进而挤压家庭时间，最终使生育率进一步下滑，加剧老龄化程度。
不过日韩政府也已经察觉到加班文化给国家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不仅强化相关的法案，同时还呼吁社会共同扭转这一不良好的“加班文化”——而如今，日韩已经有不少企业甚至包括韩国政府在内，都选择在晚上8点之后强制断电以促使职员离开，更有不少企业开始执行弹性工作文化，只要上班时达到八个小时就能下班。
因为透支的现在每一分，未来可能都需要百倍相还。
其实加班加到进医院，也远比自杀之后阴阳相隔来的幸运——因为哪怕最差的结局，也有临终告别的时间，而非只剩短短一页信笺，寥寥数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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