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钧，抗日战争爆发时，他还是广州的一名中学生，在党的安排下，他北上韶关，成为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里的一名地下党员；左洪涛，身为地下党员的他官至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机要秘书。
胡志明
抗战期间，在广东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北迁韶关，而同样活跃在韶关的还有一群共产党员，他们接受指派打入国民党部队内部，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发动包括国民党官兵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一致抗战，也坚决地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为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中学生地下党员
投考国民党政工队
今年5月底，在广州市东风西路一间普普通通的办公室里，40多岁的梁小钢将一沓泛黄的材料拿到记者面前。他解释说，这些材料都是他父亲梁钧二十多年前写的，详细记述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内的活动情况。“父亲已经去世多年，留下来的只有这些材料。”
翻开这些薄薄的纸张，时间仿佛回溯到70年前，回到了那个烽烟似火的年代。1937年，日军悍然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千钧一发的危亡时刻，国共两党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梁小钢告诉记者，当时他父亲梁钧在广州读中学，秘密参加了党组织。抗战初期，他先是被派至四会一带组织农民抗日武装，后来又奉命投考了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
当时投考政工队是半公开的，报名要有“本战区长官介绍”，然后经过笔试口试，录取后还要有“本战区两名少校以上的长官”担保才能入队。梁钧回忆，当时同去的地下党员文化都比较高，大部分都能顺利通过。当时大家也能利用关系找到担保人，像伍殿衮的担保人是第十二集团军中将军长叶肇。
在最后确定的60名政工队员中，共产党员占到了12名。他们成立了“四政大”中共党支部，并制定了保密规则，比如尊重长官，不与小组外的党员发生横向联系等。在几年的政工队生涯中，地下党员们深入部队、农村，宣传抗日形势，鼓舞大家的士气。
1939年第十二集团军进行休整，政工队组织了一个宣慰团，到各部队去宣传慰问。宣慰团每到一个师，对方都会举行千人以上官兵参加大型集会。政工队里的共产党员做了充分准备，每次宣讲都能巧妙运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有理有据地对广大官兵进行宣传和教育。
张发奎机要秘书是地下党
如果说梁钧和政工队的同志们在做基层的工作，那么地下党员左洪涛已经深入了国民党部队的核心。1939年元旦，张发奎部队开抵广东韶关，此时，他已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地下党员左洪涛被委任为机要秘书。
中统驻柳州通讯处负责人陆树珊早就对左洪涛等人心存疑虑，密电蒋介石侍从室，称左洪涛、麦朝枢、何家槐、黄中廑4人思想左倾，行动可疑，请求蒋介石下令查办。蒋介石侍从室即以蒋的名义密电张发奎，命令他控制这4人。这封密电在未到张发奎手里之前，就被左洪涛利用技术手段截获。
左洪涛分析，陆树珊没有真凭实据，只是瞎猜疑而已。而且张发奎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就以共党分子的罪名查办他们。
左洪涛晚年曾经对后辈讲述过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当张发奎召见时，左洪涛神色自若。张发奎根本就不相信左洪涛是共产党员，他一面拿出蒋介石侍从室的密电，一面“语重心长”地对左洪涛说：“你们的言行要注意哟，千万不要授人以柄啊！”左洪涛解释一番后，张发奎点点头说：“委员长听信谗言，委员长糊涂呀。”他指示左洪涛拟电回复蒋介石。只十几分钟，“左、麦、何、黄跟随我工作多年，经考察，思想纯正。”这个回电立即飞到了蒋介石侍从室。
帮助胡志明培训越南干部
1940年8月，第四战区政治部顽固分子抓到在邮电检查所任职的地下党员朱河康的把柄，欲置朱河康于死地。左洪涛知道消息后，立即向张发奎汇报，要求以长官部机要秘书的身份到邮电检查所调查。
据新中国成立后左洪涛写的《忆特专十年战斗历程》，当时在左洪涛的协调下，张发奎只是大骂了朱河康一顿。骂完后，他叫朱河康赶快请长假走人。拿到“赦免令”后，左洪涛连夜安排朱河康撤离第四战区，并通过八路军参政议政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将朱河康送到了新四军部队。
1941年，越共主席胡志明亲访柳州第四战区长官部，蒋介石密令张发奎将胡志明暗中软禁起来。左洪涛得知蒋介石的密令后，决定与吴仲禧、高若愚、张励、黄中廑4人联合向张发奎“进谏”。吴、高、张、黄4人都是张发奎信得过的人，经他们共同劝说，张发奎放弃了软禁胡志明的计划。在左洪涛的陪同下，张发奎亲自将胡志明接到窑埠街“斌庐”居住，待为上宾。不久，张发奎应胡志明的要求，在大桥干部训练团开办了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专门为越南培养抗日救国青年干部。在此后的1年多时间里，长征、范文同、黄文欢、李班、武元甲等越共领导人都访问过柳州，张发奎也派遣力量到越南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掌握偷袭阴谋
助抗日骨干北撤
1944年，日寇进逼桂林，田汉、邵荃麟、端木蕻良、许幸之、盨夫等一大批党内外文艺工作者和民主运动知名人士滞留在桂林。当时，国民党守军纷纷往西南方向溃退，交通工具全被溃军所控制。左洪涛使出浑身解数去购买车票，仅一天多时间便从长官部副官处、兵站总监等处购来了几十张火车票、汽车票，将一批批爱国文艺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安全地转移到后方。
抗战结束后，由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抵达广州，与张发奎接洽，开始对广东方面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进行调处。在与张发奎谈判过程中，方方遇到不少阻力。先是张发奎在蒋介石的操纵下，不承认广东有共产党部队，拒绝谈判。后来，我方代表公布了我军驻地，张发奎又暗地里派部队偷袭我军，迫使我军撤离。再后来，张发奎干脆断绝方方与外界的联系，使我方在谈判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这时候，左洪涛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地与敌人安插的特务周旋，不断搜集谈判进展情况，及时将情报转送到我党上级组织，最终迫使张发奎不得不如实地对外公布我党在广东的武装力量。
但问题并没有就此顺利解决。蒋介石背信弃义，命令张发奎在我武装部队陆续集结之际，“聚而歼之”、“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左洪涛通过敌参谋处的“内线”，截获了张发奎的阴谋计划。左洪涛不顾一切找到正在广州的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委托萨空了火速返回香港，将情报转交南方局和党中央。在我党我军有力的反击下，蒋介石、张发奎中止了偷袭我集结部队的阴谋计划，我2500多名抗战骨干安全北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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