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古史，历朝历代的官员，尤为注重“说话 ”二字。
一句话没说好，或说错，很可能就得罪人，更严重的甚至丢官丧命。
而如果说的非常漂亮，则可能因为一句话就平步青云，升官进爵。
现代人看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但古人在步入社会后，旁人对他的评价好坏与否，有一项极为严苛的标准，正是：
善言辞。
通俗来讲就是：
会说话。
这一项本领，更在古代官场中深刻体现出重要性，不成文的规矩是，在古代人看来，应做到三点，便能将“与人对话”处理的游刃有余：
言语宁少勿多，表态宁迟勿早，用词宁陈无新。
先说
“言语宁少勿多”，举一例：
翁文灏
清朝末代秀才翁文灏（hào），后来也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他著有一本《翁文灏日记》，所记录的内容，俱是在“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身居官场的所见所闻，其中他提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规矩”：
袁世凯时期的总统府秘书，名为：张一麐。（lín）
张一麐
此人曾经做过一件大事，正是在1941年11月17日的国民参政会上，通过和蒋介石的谈话，批判当时的官场风气。
他当着众多官员的面，严肃的对蒋介石说：“不宜学前清末年风气，‘只许磕头，不许开口’，盼政府早行宪政。”
这句话点出了一个明确的主题，即清朝官场说话的规则，以八个字便可总结：
只许磕头，不许开口。
这句话其实并非空穴来风，反而确有出处，正是自乾隆时期便辅政的大臣曹振镛亲口所说，他在退休前，用六个字来概括自己为官一生的精髓，正是：
多磕头，少说话。
曹振镛
《瞑庵二识》：曹文正公晚年，思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众所周知，清朝时的政治生态，在道光后期尤为复杂，且腐败成风，而曹振镛既然能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功成身退，自然别有一番为官秘诀，这段对话就是他的门生请教，问如何才能做到像他一样，在朝廷内游刃有余，功成身退。
曹振镛就回答了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
虽然现在来看，早已不必采用这种封建的方式与人交际，但大抵可以看出古人对于说话的重视，在很多方面，宁可做到“惜字如金”，也不愿因为一时出错而得罪对方。
但大家不要以为曹振镛因此怕说话，相反，他最懂得何时该说，何时不该说。
这六字秘诀，是他教给自己的门生，如何在朝中与人相处，但只有他和道光皇帝两个人的时候，但凡遇到国家大事，曹振镛从来都是直言不讳，如果道光帝的观点有错误，他必定当场指出，甚至常常与道光帝争执，而最后他却总能通过各种理由说股道光帝。
因此在曹振镛死后，道光帝赐其谥号：文正。
这对于曹振镛的一生来说，是极为至高的评价。
再延伸来讲，“文正”这个谥号，可是古代所有文臣梦寐以求的荣誉。
司马光就曾在《资治通鉴》中提到：
谥之美者,极于文正。
这段话的大意为，对于一个大臣最高的美誉，就是“文正”，所以自古以来，但凡能被追授“文正”二字的文臣，几乎是全天下文人敬仰的对象，更是皇帝等统治者最为信任的谋臣。
比如范仲淹，耶律楚材，曾国藩等人，俱是历史上一等一的名臣重吏。
范仲淹
由此可见，道光皇帝能授予曹振镛“文正”的谥号，自然是对他无比信任且认可，道光帝在追授谥号时，亲口说出了理由：
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依赖，而人不知。——《清史稿·曹振镛传》
这句话可理解为：
曹振镛任职期间，诚实而又忠心，外表虽然寡言少语，但在给朕献计献策时却从不避讳，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朕非常依赖他，但从没跟任何人说起过，所以很多人都不知这份信任。
由此可见，曹振镛后来的门生，将他为官的六字诀窍曲解了，曹振镛并非真的“多磕头，少说话”，即使他做到这一点，那也是在官场之中与同僚交往。
如果他跟自己的老板，即道光帝，只有他们俩面对面的时候，可是有什么说什么，从不避讳，而且大事上极为负责认真。
这就是古人话术的智慧体现，从这件事上，我们可知曹振镛与同僚，或者说同事相处时，表现的非常低调，甚至被人当成“木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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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他与自己的上司独处一室中，却在重大问题上直言不讳，畅所欲言。
这样做的好处，自然再明显不过，正是与很多人共事时，悉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而自己很少插嘴，将所听所想记下来，之后再找老板单独表述。
在跟许多同事交流时，先听别人把话说完，既不会折损了别人的面子，也不会因为一句话说不好而得罪人，同时也为别人的发挥留足空间，而自己的意见则先保留，事后再找老板单独商讨。
如此一来，自己的利益既不会损失，别人的利益也得到了维护，同时要解决的问题，也得到了顺利解决。
可以说曹振镛所采取的策略，是三方受益的话术，使他不管是生前还是身后，都享受到了极大的荣誉，这也充分体现出他的人生智慧。
然而这种智慧，却被后来人过度曲解，而形成了“只管磕头，不要说话”的潜规则。
而咱们开头所说的张一麐所批判的风气，正是这种清朝末年官场的不良习惯。
那时的人们认为，如果不会说话，或者遇到问题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就直接磕头，磕头总归是没错的。
现在来看，这么做就比较荒唐了。
以上这个故事，其实也表达出了“表态宁迟勿早”的原则，即遇到问题，先不要急着表态，等别人说完再发表自己的言论，或是寻找另外的场合，如此一来，再发表自我言论的同时，就不用顾忌侵犯到别人的利益。
咱们打个比方就很好理解了，假设曹振镛和一众大臣都在朝堂上，道光帝发问，说前几天的赈灾款项有没有落实到位？
如果曹振镛心知赈灾款项没有落实到位，且不等别人说完，他就抢着把这事儿告诉了道光帝，那么必然会得罪负责安排款项的官员。
如果他等同僚说完，因为何种原因怎么怎么没到位，而且别人说的也很客观诚实，那么他就可等别人回答完以后，再亲自找道光帝说出自己的想法，比如怎么改进能让款项落实的更快，这样做，既不会让负责款项的官员在朝堂上当场难堪，算是维护了别人的面子，又将事情完美解决，同时道光帝还会认为他很有想法，就会对他愈发信任。
这就是“表态宁迟勿早”的体现，其实也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合理表现出自己的谦逊，很容易在场合交流中博得别人的好感，如果一味的锋芒毕露，势必将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这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智慧，但要做到这一点，有时真的很难。
毕竟人都是受感情支配，在很多问题上难以做到真正的理性，可即使如此，能不断向着谦逊的层面学习进步，自然也对自身的提高大有裨益。
最后再说到“用词宁陈勿信”，其实这个最好理解，一句话概括：
你知道的新词汇，别人可能不知道。
所以如果说话交流中经常用新词，会容易让别人误解你的意思，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能最大程度防止“祸从口出”。
因此在交谈中，最好使用大家常见的词汇，这样一来别人能听懂，也会防止误会的发生。
当然，能做到“言语宁少勿多，表态宁迟勿早，用词宁陈无新。”这三点，还有一个前提基础，正是：
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办事牢靠，从不虚夸。
不然退一万步说，曹振镛如果是个一无是处的庸官，无所作为，平常办事也不牢靠，那他跟道光帝单独交流时，道光帝就会认为这家伙只剩一张嘴了。
与诸君，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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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古代官场说话真经》凤凰出版社——作者：王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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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瞑庵二识》：曹文正公晚年，思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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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谥之美者,极于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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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曹振镛传》：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依赖，而人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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