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是清世祖福临（即顺治帝）的叔父，又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异母弟，还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幼子。
(多尔衮像)
努尔哈赤共生十六子。长子褚英早死，皇太极是第八子，多尔衮则为第十四子。皇太极系皇后叶赫那拉氏所生，多尔衮与其兄阿济格（第十二子）为大妃乌拉纳拉氏所生。
多尔衮比褚英小三十二岁，比皇太极小二十岁，比阿济格小七岁，比同母弟多铎大两岁。
多尔衮幼年时便深为其父钟爱，封为贝勒。天聪二年（1628年）以初次从征察哈尔多罗特部有功，赐号墨尔根代青（满语聪明之意）。是年十六岁。
此后数次率军入侵明境内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又征伐察哈尔、朝鲜，并攻打大凌河、锦州、松山等地，为皇太极所器，逐渐跃居于后金军主帅之列。天聪五年执掌吏部，崇德元年（1636年）封为和硕睿亲王。是年二十四岁。
崇德八年皇太极突然病故。因储嗣未定，皇位争夺战一触即发。多尔衮与豪格（皇太极长子）争夺激烈，双方剑拔弩张，相持不下。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身的形势下，多尔衮提议拥立皇太极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为帝，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一折衷方案为双方接受，危机得以缓解。
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济尔哈朗宣布今后凡有政事先启奏多尔衮，从此多尔衮集大权于一身，其地位越过济尔哈朗。济尔哈朗系努尔哈赤养子，名分不如其弟，拱手相让亦在情理之中。
三月十六日，清军锦州守将艾度礼获悉明宁远军民弃城南撤、迁徙山海关的情况，当即上报。清廷闻报，通令全国“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大举进讨”。
四月九日顺治帝授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率师征明。此时清廷并不知道关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故多尔衮自盛京（今辽宁沈阳）启程一路西行，十三日抵达辽河时方才得知李自成占据京师的片断消息。多尔衮征询了洪承畴的意见后，继续西行仍不南下，则是因为山海关其时由吴三桂把守，而山海关被清军视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四月十五日，多尔衮在翁后（今辽宁阜新）遇见吴三桂派来借兵的使者杨坤、郭云龙。当他们把吴的求助信件交给多尔衮后，“九王（即多尔衮）欲探其言之虚实，遣其妻弟拜然与汉将一人偕往山海关，汉将一人则方留在营中”。当日多尔衮改变行军路线，次日行至西拉塔拉，始回复吴三桂道：“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若今日则不复出此，唯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予闻流贼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灭此贼，出民水火。及伯（即吴三桂）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
由此可知，直到此时多尔衮方才确切了解北京发生的事态，从而改换出师之旗号，由“伐明”变为“灭贼”，攘夺大明江山的虎狼之众，顿成出民水火的仁义之师。一夜之间奉命大将军变成违命大将军。换了别人就是欺君之罪。如此这般的决策只有多尔衮敢作敢为。因为此时的多尔衮大权独揽，实乃皇帝的化身。
与此同时，多尔衮还做了两个决定，一是派人返回盛京搬运红衣大炮，一是派人前往山海关打探，并命令所部放缓行军速度。
五天以后，即四月二十日，以龟速行进的清军抵达连山（今辽宁锦西）。次日清晨李自成到达山海关。
也是在二十日，多尔衮收到了吴三桂又一封求助信。这封信比前一封语气更诚恳急迫，甚至求多尔衮率兵赶来山海关。
多尔衮急发驰行，“一行皆未及打火（即开饭）矣。达夜疾驰，人马饥渴，黄尘张天，夜色如漆，人莫开眼，咫尺不辨……一昼夜之间行二百里矣。”
二十二日清军前锋赶至山海关城外，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吴三桂从城上望见，急呼数骑，突围出外城，驰入清营见多尔衮。这时吴三桂一部力屈投降，多尔衮闻讯，即挥师入关。
时大顺军与吴三桂军在关城西郊的石河西岸酣战正急。多尔衮率三万骑兵居中进行正面冲击，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各率万骑从左右两翼包抄大顺军后队，三路铁骑风驰电掣齐向大顺军扑来。
“自成按辔冈上，见有骑兵出三桂旁突阵而入者，自成麾后军益进。或曰：彼骑兵非关宁兵，必满洲兵也，宜避之。骑兵锐甚，所至莫当。自成策马走，诸贼畏令严，未敢退。忽尘开，见辫而甲者，咸惊呼曰：满兵来矣！”（《庭闻录》）清军五万骑参战，使大顺军的数量优势转化为劣势。大顺军既没有清军参战的精神准备，也没有临敌应变的后备兵力。于是，在清军与吴三桂军的联合进攻下，李自成统率的大顺军很快溃不成军。石河之战以大顺军的惨败而告结束，李自成率余部撤回北京。
李自成撤出北京城的第四天，即五月初三日，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便开进北京。清廷特为崇祯帝发丧，追赠庙号为怀宗。
多尔衮一到北京便宣称“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其后又大力招纳降臣，起用和优待明朝旧臣。五月起用罢归原籍的大学士冯铨，任命为內弘文院大学士。六月授洪承畴內秘书院大学士。八月召用明大学士谢陞为建极殿大学士。降清较早的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以及吴三桂皆受封王爵。清廷还分派大批降臣去各地担任巡抚、招抚、镇将等职，充实地方政权机构。
于是，大批明朝降臣纷纷进入新朝部院卿寺和地方官行列。
十月初，多尔衮奉请顺治帝福临迂都北京，“定鼎燕京”，“即皇帝位”，“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率由初制”，从而正式宣布对中国开始实行统治。多尔衮竟不劳而获，垂手得到了大明江山，进而入主中国。
有意思的是，多尔衮生于壬子年（1612年），与吴三桂同岁，比王永吉小十二岁，比杨嗣昌小二十四岁，四人皆属鼠。
多尔衮因而权势日增，位尊功高，“刑政拜除，大小国事，九王专掌之”。甲申年十月加封为叔父摄政王，后又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成为入关之初满清王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多尔衮入朝时诸臣皆跪。又将本应贮于大內的信符贮于自己府中，代天摄政，“赏罚等于朝廷”。他的亲信也狐假虎威，对顺治帝轻蔑无礼。一次福临去摄政王府，侍卫“惧有叵测，急归挟弓矢追从，密为防卫”。顺治四年多尔衮以体有风疾，跪拜不便为由，对顺治帝不再行跪拜礼。
清军入山海关后，李自成军退回陜西，张献忠驻军四川。明臣史可法、马士英等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多尔衮先以重兵追击李自成于陜西、湖北，复命豪格入四川攻张献忠。次年多尔衮派兵下江南，渡长江，破南京，朱由崧出走芜湖，弘光帝仅在位一年而亡。
顺治三年，朱由崧被害于北京，清军攻入浙江，六月破绍兴，南明鲁王遁走入海。八月清军入福建，破延平、汀州，唐王被执。随后清军相继入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
多尔衮摄政期间，除云贵等地尚有南明桂王政权及农民军余部，海上有郑成功抗清活动外，清军已占有全国大半地区，为清朝建立全国政权打下初步基础。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多尔衮以“身体欠安，居家烦闷”而出猎边外。十二月初九突然死亡于喀喇河屯（今河北滦平东），年仅三十九岁。与李自成（1606-1645）相同，比张献忠（1606-1646）少活一岁。
多尔衮从十七岁起就隨皇太极出征。皇太极称帝后，多尔衮几乎每年都领兵作战，且多为大战恶仗，均没有记载，说他的健康有问题。
顺治四年多尔衮称“体有风疾”，多半是不向顺治帝行跪拜礼的借口。所谓“风疾”即风湿性关节炎，是满人的一种常见病，并非致命的疾患。
多尔衮临死前一年，姜瓖据大同叛清，他还率师亲征。
多尔衮死亡当年，他还处理过几件军政大事和个人私事，说明其健康状况并无异常。如正月纳豪格福晋为妃。五月与朝鲜送来的福晋成婚。虽说军政劳务及沉溺女色，有可能损害他的健康，却不致于导致突然死亡，而临死前毫无征兆。
十一月“出边狩猎”也说明他的健康状况并无大碍。从京城到喀喇河屯两地直线距离160公里，绕道遵化也不过300公里，而多尔衮一行足足走了23天，途中批览文牍、下令恩赏，并没有什么劳神烦心的军政大事。十一月十三日从北京出发，十二月初七到达喀喇河屯，因病留在此地休息。初九日“戌时皇父摄政王猝薨”。
关于多尔衮的死因，官方的记载含糊不清。谈迁《北游录》的记载较具体：
“初，摄政王膝创，涂以凉膏。太医傅胤祖谓其非宜。是日围猎值一虎，须尊者射而众从之。时王创甚，勉发三矢，度不自支。退诏英王语后事，外莫得闻也。英王即遣三百骑驰入京。大学士刚林知其意，立策马行，日夜驰七百里，先入京闭九门，遍告宗王、固山等为备。俄三百骑至，皆裹甲，尽收诛之。英王未知也。寻至，被幽。辛卯十月四日死。”在这场宫廷政变中，多尔衮党羽英王阿济格、大学士刚林以及谭泰、何洛会、祁充格等人先后被处死。刚林虽反戈一击有功，亦难辞其咎。
现存档案《皇父摄政王外出围猎日记》记载了随行人员的名单，郑亲王济尔哈朗名列首位。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同为辅政大臣，但多尔衮名列其先。多尔衮率军入关后便极力排斥济尔哈朗，“专擅威权”，“目无郑亲王”。顺治四年二月，“不令郑亲王预政”。五年三月，又罗织.济尔哈朗十余条罪状，予以贬黜，并命他为定远大将军率军出征。
最早联名揭发多尔衮罪状的，主要也是以济尔哈朗为首的随行人员。多尔衮死后不久，隨行人员中有几个受到缘由不明的封赏，如封多尼为和硕信亲王，封满达海为和硕巽亲王等。
多尔衮死后，福临宣布亲政。亲政后所作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清除多尔衮的残余势力。顺治八年二月，发布诏书列诉多尔衮十四条“谋篡”罪状，称其“逆谋果真，神人共愤”，将多尔衮母子及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并平毁墓葬。与此同时，还清除了一大批多尔衮的亲信，起用了被多尔衮贬黜的大臣，又将多尔衮领有的正白旗收归皇帝所有。
顺治九年正月，福临解除了济尔哈朗辅政大臣的职衔。谕內三院曰：“以后一应奏章悉听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将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随后又赐金宝加封其为叔和硕郑亲王，以示宽慰。
(顺治像)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以诏谕方式为多尔衮平反昭雪，充分肯定他在开国时的功绩，“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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