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古論今話管理之五十
中國古代政治史上，有一個“禪讓制”，看起來，這是一個文明政治的詞彙，很有政治文明的味兒。所謂的“禪讓”，就是帝王把最高權力交出來，主動讓給另一個人來執掌，把江山社稷拱手相讓。這是一種非常好的姿態，如果是自覺自願的話。確實，在遠古時期，堯讓位於舜，舜讓位於禹，是真真實實的禪讓，早期的開明統治者順應民意，主動讓賢，實現了非種姓繼承王位的順利接班方式，演繹了一段精彩的貴族政治民主之風氣。可是，大禹之後，便鮮有真正意義上的禪讓了。
在後來，“禪讓”的意味變了，繼承方式的實質也變了，“讓”不是真的讓，“讓”的對象一點也不賢。“禪讓”成了強勢謀反者的遮羞布，那些通過非法手段奪取政權的政治流氓們想遮蓋自己的流氓本色，於是，便用“禪讓”來粉飾和美化，明明是非法的搶權篡位，卻要證明自己奪來的權力的合法性。歷史上，與早期政壇堯、舜、禹禪讓本質不同的所謂的“禪讓”的例子還不少，比如王莽篡權，曹丕篡漢，司馬氏篡魏，劉裕廢晉恭帝，還有梁武帝蕭衍篡了齊和帝的位，齊文宣帝高洋搶了魏孝靜帝的位，陳武帝陳霸先搶了梁敬帝的位，周孝閔帝宇文覺搶了魏恭帝的位，隋文帝楊堅搶了周靜帝的位，唐高祖李淵搶了隋恭帝的位，朱溫搶了唐哀帝的位，趙匡胤搶了後周柴宗訓的位等等。明明是強勢搶了政權，卻還一而再再而三地演著“禪讓”的鬧劇，似乎“禪讓者”很誠心，而“受讓者”很不願意，明明心裡早就急著上位了，卻依然擺出一付無可奈何的姿態，似乎是“被迫”接受“禪讓”的，所以，實打實的是陰謀篡權，卻想掩飾得一點陰謀的成分也沒有，奪位的人似乎是順天應民，合法合理地繼承了皇位。
禪讓圖
那麼，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堂而皇之的虛假“禪讓”呢？其實，要發生所謂的“禪讓”政治事件，需要三個條件：其一，皇權已經名存實亡，皇帝已經控制不了專制體制的權力，皇帝手裡已經沒有權力，皇帝處於十分弱勢的狀態，成了權臣的傀儡，皇帝在朝政中被邊緣化了；其二，權臣掌控了整個朝局，獨攬朝政，實際上已經在代執皇權行政事了；其三，獨攬朝政的權臣為了不揹負歷史罵名，或為了博得順天應民的繼位好名聲，或為了反駁一些忠臣對其篡位的非議等，需要自編自導自演一出接受“禪讓”的好戲，以便使改朝換代顯得更名正言順。
其實，歷史上這類所謂的“禪讓”的發生有其深層的原因，這原因就是“禪讓”的帝王已經徹底失去了對兵權的掌控，所以，他在朝中已經沒有辦法挽回政壇敗局，兵權、政權都已名存實亡，中央政府的所有權力已經掌控在權臣手裡了，皇帝無力迴天了。
對於帝王來說，失去了兵權就意味著失去了一切，兵權是政權的基礎，上述這些“被禪讓”的皇帝，雖然各有各的弱勢原因，但其根本性的一條，便是失去對兵權的掌控。那麼，這就涉及到一個很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也是緊接著本文的《上篇》而需要討論的問題：
第四，兵權在什麼狀況下會威脅皇權？
第一種狀況，皇帝失去對軍隊主力的掌控權，兵權在權臣手裡，而朝中又沒有與之制衡的軍事力量，一旦由將帥領兵出征，危險就來了，掌兵權將帥成了皇權的最大威脅。在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後周世宗柴榮皇帝的重大失誤，他在臨終前把兵權交給一個認為是值得信任的人，而此人卻是最不值得信任的。本來，柴榮在政壇上是走得很順利的，廣順元年（951年），柴榮的姑父郭威建立後周，柴榮被委任治理澶州，他將澶州治理得很好，顯德元年（954年），郭威駕崩，柴榮繼位而登基為帝，在位期間，柴榮的政績很好，他整軍練卒，裁汰冗弱，減少賦稅，安撫百姓，後周政治清明，百姓逐步富。而有了經濟基礎之後，柴榮便領兵出征，西征時，他大敗後蜀，奪取秦、鳳、成、階等四州；南征時，他挫敗南唐，奪得江北淮南十四州；北面征戰，他破契丹，連克二州三關。可惜的是，上天不佑英才，顯德六年（959年），正準備進攻幽州的柴榮突然病倒，不久去世，他年僅三十九歲，沒有能實現他統一天下的大志，沒有能完成他“以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宏大理想。
去世前，柴榮帶病回到汴京，他解除張永德殿前都點檢職務，升任趙匡胤為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封皇長子柴宗訓為梁王，令其特進左衛上將軍；封第二子柴宗讓為燕國公，令其為左驍衛上將軍。六月十九日，柴榮駕崩，終年三十九歲，長子柴宗訓柩前即位，時年七歲。柴宗訓小皇帝以範質、王溥、魏仁浦並立為相，執掌朝政。柴榮臨終前犯了一個大錯誤，他解除了老將張永德的殿前都點檢職務，升趙匡胤為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張永德是跟隨郭威起兵的老將，又是郭威的女婿，曾參與對北漢、南唐、契丹的戰事，屢建戰功，可能柴榮以為兒子年幼，這位老資格功臣威望太大，所以解除其兵權。而柴榮以為趙匡胤是他最信任的將領和部下，讓其掌禁軍比較安全。其實，看似最值得信任的有時是最不值得信任的，因為皇權的誘惑力太大了，趙匡胤遇到機會心裡也不會平靜。
原本，趙匡胤確實是一直跟著柴榮的戰將，顯德元年（954年），柴榮即位時即擢升趙匡胤執掌禁軍；之後，趙匡胤跟隨柴榮徵淮南，打敗南唐軍萬餘人，斬殺南唐兵馬都監何延錫等，不久又打敗南唐齊王李景達，斬殺一萬多人，回師後，趙匡胤被任命為殿前都指揮使，不久又被加授為定國軍節度使。後來，趙匡胤又跟隨柴榮攻下壽州，被升為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兼任殿前都指揮使。再後來，他改任忠武軍節度使，柴榮北伐，他擔任水陸都部署，而柴宗訓繼位後，趙匡胤改任歸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柴榮去世時，柴宗訓和他的弟弟都年幼，有領兵的職權卻根本領不了兵，而三位丞相沒有兵權，老將張永德已被解除軍職，此時，掌控著兵權的實際上只剩下能征善戰的趙匡胤，柴榮在地下一定是不肯瞑目的，本以為最可信任的屬下將領卻是最危險的篡權者，小皇帝柴宗訓的朝廷裡已經沒有可以制約趙匡胤的大臣了。
黃袍加身
顯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有消息稱契丹和北漢聯兵南下，不明真相的宰相範質等急忙派趙匡胤統率諸軍北上抵禦，正月初二，趙匡胤統率大軍離開都城，夜宿距汴京東北二十公里的陳橋驛（今河南封丘東南陳橋鎮），機會來了，“黃袍加身”的大戲開演了，夜裡，趙匡胤的一些親信在軍中散佈議論，稱皇帝幼弱，不能親政，將士為國破敵，沒人知曉，不如擁立趙將軍為皇帝，再行北征。軍中情緒被激起，次日，趙匡胤之弟趙匡義（後改名為光義）和親信趙普見時機已成熟，便授意將士將事先備好的黃袍披在裝睡的趙匡胤身上，趙匡義和趙普等皆拜於庭下，擁立趙匡胤為帝，眾人呼喊萬歲。此時，假惺惺的趙匡胤還裝出一副被迫的樣子，對眾人說，“爾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擁立者們一齊表示“惟命是聽”。趙匡胤率兵回開封，守備都城的主要禁軍將領石守信、王審琦等原是趙匡胤的把兄弟，便打開城門接應，禁軍將領中僅有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想率兵抵抗，但還來不及集合好軍隊，他便被軍校王彥升殺死了。宰相範質等無可奈何，只得率百官聽命，翰林學士陶谷拿出早已備好的禪讓詔書，宣佈柴宗訓禪位。趙匡胤順利登基，輕鬆地奪取了後周政權，柴宗訓被封為鄭王，由於趙匡胤任後周歸德軍節度使之藩鎮在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為國號。柴榮最信任的部將成了柴氏政權的篡權者，不過，趙匡胤算有點良心，他登基後給柴宗訓封王，並給了柴氏家族“丹書鐵券”。
第二種狀況，諸侯王做大做強，擁兵自重，佔有重要封地，有經濟來源，而且有統兵的經歷和經驗，特別是在戰場上生死與共的屬下將領，這樣的諸侯王，極有可能成為皇帝的巨大威脅。歷史上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問題，一個是搶奪皇權沒有成功的例子，另一個是搶奪皇權成功的例子。
先說第一個例子，西漢建國之初，劉邦一方面封了有大功的異姓王，另一方面，他又分封劉氏子弟為王，鎮守各處要地，作為鞏固帝國的屏障，而到劉邦晚年，大部分異性王都被殺了，而其封地卻讓劉氏子弟管理，這導致諸侯王越做越大，諸侯王在封國內享受著政治、軍事、經濟上相對獨立的權力，而其權力與之前的異姓王相比毫無遜色，到文帝、景帝時，諸侯王的權力已經對中央政權構成威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吳王劉濞，他在封國內掌兵權，為所欲為，甚至在封國內開礦造錢，煮鹽獲利，這是對中央政權的挑釁。劉濞是劉邦的親侄子，勇武好戰，在劉邦平定英布之亂時立下大功，受封為吳王，統轄東南三郡五十三城，吳國屬於諸侯國中地域較大，實力也較強的。劉濞與漢景帝還有仇恨，在景帝還是太子之時，一次下棋時與劉濞的兒子發生衝突，失手打死劉濞的兒子，劉濞對此一直懷恨在心，後來的叛亂，可能也與此有關。
諸侯王在封國內的權力太大，已經表露出試圖擺脫中央政府管轄的跡象，開始威脅到皇權，此時，御史大夫晁錯上書《削藩策》，強調：“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景帝接受晁錯的建議，開始削藩，先削去了楚王、趙王和膠西王的部分封地，漢景帝三年（前154年），景帝下令削奪吳王劉濞的一些封地，吳王劉濞十分不滿，便與楚、趙、膠西、膠東、川、濟南等六國聯合起來公開反叛，他們打著“誅晁錯以清君側”的旗號，舉兵西進。漢景帝聽從原吳國丞相袁盎的建議，殺了晁錯，試圖讓叛軍退兵，但是，晁錯被殺後，叛軍並沒有退兵，反而氣勢洶洶繼續推進，漢景帝只好應戰，他派太尉周亞夫率36萬大軍平叛，起初，叛軍勢力佔優，但周亞夫是能征善戰的老將，且其統領的是戰鬥力比較強的中央軍，三個月後，周亞夫通過斷敵糧道的方式把七國聯合的叛軍擊敗了，之後，漢景帝全面推行“削藩策”，剝奪諸侯王在封國內的特權，諸侯王從此沒有兵權，且在政治上要聽命於中央政府任命的國相。漢武帝時期，劉徹聽從主父偃的建議，實行“推恩令”，諸侯國權力再度收到削減，再也無法威脅到中央了。諸侯王的做大做強對中央勢必產生威脅，劉濞領頭七國造反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幸好，當時景帝還掌控著中央的兵權，並有老將周亞夫等輔佐，才能順利地平定叛亂。可見，對付諸侯王叛亂，由有威望有統兵經驗的將軍帶兵平叛是非常關鍵的，有老將輔佐，是皇權穩固的關鍵。
晁錯上書《削藩策》
第二個例子，在明朝，建文帝就沒有漢景帝那麼幸運了。歷史事件很相似，朱元璋和劉邦一樣，為御虜防患，在位期間兩次分封諸子為藩王，藩王各擁重兵，坐鎮一方，其中，以秦、晉、燕、寧諸王勢力最強，建文元年（1399年），朱元璋的嫡孫朱允炆繼皇帝位，當時，功臣宿將幾乎已朱元璋被誅殺殆盡，北方軍事均由諸王主事，秦王朱樉、晉王朱棡先後死去，燕王朱棣、周王朱橚，以及齊、代諸王均擁兵自重，為所欲為，置國家律法於不顧，中央政府面臨著極大危機，朱允炆的近臣齊泰、黃子澄建議削藩，削藩的計劃是由弱到強，燕王勢力大，暫時不動，於是，拿其弟周王下手，周、代、岷、湘、齊諸王先後被削奪，湘王自焚，其餘皆被廢為庶人。接著，朱允炆開始對燕王動手，他下旨令張昺為北平布政使，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讓謝貴控制北平，令宋忠、徐凱、耿瓛屯兵開平、臨清、山海關一帶，並調檢燕府護衛軍士，加強對燕王的防範。
對局已經展開，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燕使鄧庸至都城，被齊泰下獄審訊，朱棣將舉兵謀反的消息坐實，朱允炆下令發兵逮燕府官屬，並密敕張信逮捕朱棣。張信原為朱棣舊部，遂降朱棣，朱棣裝瘋，用計擒殺張昺、謝貴，令燕府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率兵攻奪北平九門，佔據北平。有北平做根據地，朱棣以尊祖訓，誅“奸臣”齊泰、黃子澄，為國“靖難”為名，誓師出征。
戰事的第一階段，朱棣軍進展很順利，因北方諸將多為朱棣舊部，朱棣軍很快攻下通州、薊州、懷柔等城，朝廷將領宋忠等戰死。朱允炆以太祖舊將耿炳文為大將軍，率師30萬伐朱棣，被朱棣軍所襲，之後再戰，朝廷軍又敗。
第二階段是拉鋸戰。朱允炆以勳戚李景隆代耿炳文，調兵50萬伐燕，築壘九門，圍攻北平。十月，朱棣親自率精騎襲大寧，執寧王朱權及其妃妾世子，得其部朵顏三衛騎兵，實力大增。李景隆乘虛攻北平，朱棣長子朱高熾盡力守城，李景隆無法攻破。燕王軍自大寧返回後於鄭灞大破李景隆軍。朱允炆被迫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之職，以延緩燕軍的進攻。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於白溝河再次戰敗，燕軍乘勝圍攻濟南，山東參政鐵鉉固守濟南，以逸待勞，燕軍久攻不下，只好撤離。九月，朝廷升鐵鉉為山東布政使，改命盛庸代李景隆，十二月，盛庸率師與燕軍會戰於東昌，燕軍大敗，主將張玉戰死。建文三年（1401年），建文帝恢復齊、黃官職。三月，燕軍在滹沱河打敗盛庸，在藁城打敗吳傑等，朱允炆以放逐齊、黃為名，使他們外出募師勤王。戰事處於膠著狀態，朱棣雖勝多敗少，但損失頗重，而朝廷軍在增加，雙方相持不下。
第三階段，朱棣軍攻陷南京。建文三年（1401年）底，有內臣自京師傳消息向朱棣告密，稱南京空虛，朱棣遂改變戰略，於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親率軍隊南下，四月，連破何福、平安師，五月克泗州、揚州，建文帝派遣慶成郡主至燕軍，乞割地求和，燕王不準。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江防都督陳瑄帶水師降燕，燕，燕軍渡江攻下鎮江，直逼南京，谷王朱橞與李景隆開金川門投降，南京城陷，宮中火起，朱允炆是死是活，成了懸案。朱棣玩了幾次假拒絕之後，於1402年7月17日即皇帝位，稱不承認朱允炆之位，而是繼明太祖朱元璋之位。之後，朱棣吸取強藩起兵奪取皇位的教訓，著力撤藩。
朱 棣
朱允炆敗在三個方面，一是錯用了沒有大才、沒有統兵經驗的黃子澄為兵部尚書，也錯用了齊泰為太常寺卿，聽了他的餿主意；二是朝中無大將，李景隆等根本不是帶兵的料，紙上談兵，遇上能征善戰的朱棣，必敗無疑：三是朱允炆猶疑不決，行動遲緩，削了好一陣子的“小藩”，讓朱棣有了充分時間準備，如此讓雄才大略的朱棣有時間準備反叛，建文帝豈能不敗？
第三種狀況，皇帝年幼，外戚掌朝政，特別是外戚掌控了兵權之後，皇權實已名存實亡，外戚權臣利用掌兵權之機竊取皇權，皇帝也就無法再當下去了。西漢末的王莽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王莽所屬的王氏家族是西漢時權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後有九人封侯，五人擔任過大司馬，而在王氏家族中，王莽是生活最為簡樸，為人最謙恭的，最能勤奮學習，也最能博取好名聲的，他對外結交賢士，對內侍奉叔伯，聲名遠播，眾口稱讚。漢成帝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王莽24歲入中樞為官，30歲被封為新都侯，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成了皇帝的侍衛近臣。此後，王莽非常巧妙地一步步前進，快速邁上官場高階，逐步靠近權力中心。
王 莽
其一，王莽盯著他的叔父、患病的王根的大司馬職位，著力想搶到此高官之位。當時，他的表兄、王太后的外甥淳于長，正擔任掌管禁衛軍的衛尉，成了王莽的強硬競爭對手，因為淳于長被認為是接替王根的最佳人選。王莽為了扳倒淳于長，積極秘密蒐集淳的罪行，並向大司馬王根報告，他說淳于長與被廢皇后許氏私通，王根得到回報後立即向太后報告，王太后便讓漢成帝罷免了淳于長並將其殺死。王莽如願以償，王根病重時舉薦王莽代替其大司馬之位。
其二，王莽執掌朝政，清除異己，鞏固自己在朝中的權力。漢成帝、漢哀帝相繼去世，王莽獲得眾臣推舉，被王太后詔命為大司馬，錄尚書事，兼管軍事令及禁軍。大權在握之後，王莽擁立九歲的漢平帝登基，並由自己代理朝政，王莽此舉獲得了朝野的一致支持。
其三，王莽執掌朝政之後，排斥異己。他逼迫太后趕走王莽的叔父王立，拉攏著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彈劾何武與公孫祿，免其官職；以各種罪名罷免了中太僕史立、南郡太守毋將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內太守趙昌等高官，剝奪了高昌侯董武、關內侯張由等的爵位。同時，王莽培植自己的黨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為腹心，重用親信甄豐、甄邯主管糾察彈劾，平晏管理機要事務。朝中要員，幾乎都是王莽的人。
其四，王莽授意大臣們向王太后提議像表彰霍光一樣表彰王莽。大臣們上奏皇后，認為王莽應該享受與霍光相等的封賞，太后以奏下旨，而王莽假裝推辭，要求先封賞他的同僚，之後他便接受了“安漢公”稱號，此後，王莽為太傅，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傅，四人位居三公上，成為朝中“四輔”，掌攬朝廷大權。
其五，王莽擔心漢平帝的外戚衛氏家族瓜分他的權力，藉機誣陷並誅殺了外戚衛氏一族，並牽連治罪地方上反對他的豪強，逼殺了敬武公主、梁王劉立等朝中政敵。
其六，王莽成皇帝岳父，之後並封“九錫”。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立長女王嬿為漢平帝劉衎的皇后，即孝平皇后，第二年，王莽加號宰衡，位在諸侯王公之上。之後，王莽奏請建立明堂、辟雍、靈臺等禮儀建築，建市場、糧倉，併為學者建造萬套住宅，網羅天下學者至長安，大力宣揚禮樂教化，博取儒生的擁戴，而數十萬民眾、諸侯、王公、宗親上奏請求加賞於安漢公王莽，朝廷賜予王莽象徵至高無上禮遇的九錫之命。
其七，王莽成為“假皇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漢平帝病重，王莽以自身祈禱上天代平帝而死，第二年，漢平帝病死，王莽為了避免年長的新皇帝登基，立只有兩歲的漢宣帝玄孫劉嬰皇太子，太皇太后秉承群臣之意，叫王莽代理天子朝政，稱假皇帝，臣民則稱王莽為攝皇帝，王莽自稱“予”。
其八，王莽鎮壓反對派，鞏固政權。王莽在朝中的勢力如日中天，幾乎等同於皇帝，這引起劉氏宗室為主的反對派的反彈，東郡太守翟義等起兵擁立嚴鄉侯劉信為皇帝，長安以西二十三個縣的趙明等也造反，王莽一方面模仿《大誥》著文表示將歸皇位於孺子嬰，另一方面調動大軍鎮壓，攻滅翟義的部隊。此時，開始想稱帝。
其八，王莽公開篡權，成為真皇帝。王莽利用獻符命的人獻上金匱策書至漢高祖廟，書中稱莽為真命天子，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傳國玉璽，接受孺子嬰禪讓，入高祖廟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改國號為“新”，王莽成為“新”始祖，改長安為常安。王莽終於在朝野的廣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權位，這也開了中國歷史上通過所謂的“符命”禪讓而作為皇帝的先河。
從24歲當官起，王莽在政治舞臺上的進展就一直很順利，特別是在後來的八年時間內，他從“安國公”到“宰衡”，到“假皇帝”，再到真皇帝，他成功篡位，而且，他篡位篡得很謹慎，也篡得很成功，他是在廣受讚譽的狀態下搶得了皇權的，王莽稱帝后，採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稱“王莽改制”。王莽利用外戚家族的強勢力量，並充分發揮自己的政治謀略，巧妙的耍政治手腕，搶奪了朝中大權，特別是掌控了兵權，最後，可憐的孺子嬰和無依無靠的太皇太后王政君，也只能將皇位讓他了。
第四種狀況，如果有一位權臣是豪門之後，又是強勢外戚，且有州官經歷，又是的皇帝輔政大臣，同時執掌兵權，而且有勇有謀，且得到朝中眾臣的支持，那麼，皇權一定會受到巨大的威脅，皇帝也活該倒黴，只剩下“禪讓”一條路可走了。 宇文闡遇到了楊堅，就是不得不“禪讓”的一個典型事例。
楊 堅
首先，楊堅是豪門之後，他的祖上曾經是西漢丞相、東漢太尉和北魏司馬，到了楊堅的父親楊忠這一輩，正值南北朝時期，楊忠在北周文帝宇文泰時期是西魏權臣，是宇文泰的得力干將，官至柱國大將軍，被封為隋國公。
其次，楊堅是軍事貴族的親戚，又是皇親國戚。楊堅娶了北周重臣、西魏時的軍事貴族 “八柱國”之一的孤獨信的女兒獨孤伽羅為妻；而周武帝宇文邕將楊堅的長女楊麗華聘為皇太子妃，與楊堅成了兒女親家，周宣帝宇文贇即位後，楊堅的女兒楊麗華成了皇后，作為宇文贇的岳父，楊堅升任為柱國大將軍，大司馬，大後丞等職。
再次，楊堅有地方長官的經歷。楊堅升任大司馬之後，宇文贇對其起疑心，想除掉他，有一次楊堅被招入宮中議事，宇文贇交代侍衛們，如看到楊堅臉色有異樣，即殺之，而楊堅進宮後神情自若，臉色不變，因而沒有被殺，自此，楊堅深知在朝中處境兇險，便向宇文贇請求離開京城，到外地任職，宇文贇很高興，派他去亳州任總管，楊堅藉此韜光養晦，他的幕僚曾勸他趁機起事，奪取北周江山，楊堅認為時機未到，暫時在地方任職，等待時機到來。
後來，機會來了，楊堅重新進入朝廷成為輔政大臣。這是因為宇文贇沉湎酒色，暴虐荒淫，懶得理朝政，他下詔將皇位傳給6歲的長子宇文闡，自稱天元皇帝，21歲便當上太上皇，專職退居後宮吃喝玩樂，而小皇帝需要輔助大臣，大臣的意見不一，太后選擇了外戚楊堅回朝當輔助大臣。
最後，執掌朝中大權之後，楊堅開始實行其擅權的腳步。楊堅先拿手握重兵的北周宇文皇室諸王開刀，楊堅找藉口將宇文泰的五個兒子，包括趙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陳王宇文純、代王宇文達、滕王宇文逌等五個藩王全都召回京城，限制住，避免他們割據一方形成威脅。接著，楊堅繼續清楚障礙，宇文泰的外甥、相州總管尉遲迥是北周忠臣，戰功顯赫，威望很高，以給周宣帝宇文贇會葬的名義徵調尉遲迥回京城，尉遲迥感到楊堅在圖謀篡位，於是便率先舉兵討伐楊堅，鄖州總管司馬消難、益州總管王謙等相繼起兵響應，其它地方的軍政要員也紛紛起兵支持，楊堅急命上柱國韋孝寬為主帥，派兵征討尉遲迥，韋孝寬先在山西沁水打敗叛軍，最後將尉遲迥圍困在鄴城，城破後，尉遲迥自殺身亡，其手下部眾也都被捉拿處死，司馬消難逃往南陳，王謙被部下殺死，各地反叛先後被平息。
此外，楊堅遇上了有理由殺掉宇文氏諸王的好機會。原來，被拘禁於京城的宇文氏諸王，密謀於趙王宇文招家設宴請楊堅，想乘機殺掉楊堅，但當楊堅赴宴時，宇文招卻錯失下手的機會，楊堅以謀反罪名將五個藩王及其兒子們殺掉，北周皇室勢力基本被清洗乾淨，所有的兵權盡落入楊堅手中。
公元581年，即隋開皇元年，楊堅由隋國公晉封為隋王，眾臣以周靜帝宇文闡年幼，無力主政為由，請求楊堅取而代之，9歲的小皇帝宇文闡下詔宣佈禪讓，楊堅假意謙讓一番，便即位稱帝了，改元“開皇”，定國號為“隋”。皇位是讓出來了，但不久，宇文闡也免不了被害。楊堅太強勢了，集多種有利因素為一體，豪門之後，強勢外戚，執掌過禁軍，有地方大員管理經驗，又是輔政大臣，特別是後來搶奪了宇文皇室成員的兵權，9歲的小皇帝和沒有權力的太皇太后（太后還是楊堅的女兒）如何能擋得住楊堅篡權奪位呢？
第四，皇權與兵權緊密結合的利與弊
兵權決定政權，兵權是皇權專制的基本保證。在專制政體中，兵權實在太重要了，南宋範浚亦有贊同之論：“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確實，對於在五代之後奪得了政權的趙匡胤來說，對兵權的重要性認知最為深刻，他深知兵權對於鞏固皇權的關鍵作用。
趙匡胤自己便是通過“陳橋兵變”而“黃袍加身”的，他之所以能由節度使、禁軍統領一躍而成了皇帝，關鍵就在於掌握了兵權。五代十國政權走馬燈式的沉浮起落，讓趙匡胤看得異常清楚。這讓他明白，只有完全掌握兵權，才能真正鞏固皇權。立國之初，趙匡胤曾向宰相趙普問及關於保證後周之後的宋朝能避免成為短命王朝的問題，趙普對他說：“唐季以來，戰鬥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趙匡胤心理清楚，要使宋朝不會成為後周之後的第六個短命王朝，最根本的就是集中兵權，掌控軍隊，鞏固和強化皇帝專制統治機制。這也是趙匡胤登基之後一直在做的事。而“杯酒釋兵權”便是他實施的重要的措施，他比劉邦等高明，他以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功臣功高蓋主的問題，在酒宴上解除了功臣的兵權，把矛盾衝突降到最低，把共贏原則發揮得最好，於是，他掌控了兵權，使北宋王朝皇權與兵權緊密地結合起來。可以說，在皇權專制體制下，趙匡胤解除功臣兵權的辦法算是比較明智的做法。
那麼，皇權與兵權的緊密結合對於皇帝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皇權與兵權緊密結合，甚至皇帝親自掌兵，這能讓皇權專制集權體制下的帝王與將帥之間的矛盾得到解決。本來，皇帝與將帥之間常常是勢如水火，不可調和，歷來是很難解決的，而當皇帝徹底掌控了兵權，將帥只能順從地執行皇帝的懿旨，他們成了將領而不是將帥。皇帝不用擔心將帥造反，而將帥也不用擔心會遭遇“兔死狗烹”的命運，不會有誅戮功臣的事件再發生，就像“杯酒釋兵權”之後，趙匡胤已經完全掌控了兵權，皇權與兵權緊密結合在一起，專制體制非常牢固。
其次，皇權與兵權緊密結合可以戒除將帥們心中的貪婪，讓他們不得不忠誠。人心是貪婪的，將帥如果掌控了兵權，便常會有當皇上的慾望，而忠誠在權利面前，就常會變得毫無價值。而當皇帝已經徹底掌控了兵權，將帥知道沒有機會和機制能讓他們實現非分之想，也就不會有“黃袍加身”的想法，忠誠也就變得與規則統一了，將帥也只能以將帥為願景，不會再有做皇帝的美夢。
再次，皇權與兵權的緊密結合，將消除原本強勢將帥奪皇權的“榜樣”力量。後周開國皇帝郭威有大將穿黃袍的“創舉”，趙匡胤有“陳橋兵變”的行動，歷史上還有很多事例，當將帥的兵權大到可以制約甚至超過了皇權時，就都想模仿前人進行“黃袍加身”，而當皇權徹底掌控了兵權，將帥們就知道模仿不來了，想當皇帝沒戲了，不仿效前人了。
最後，也是很重要的，皇權與兵權的統一，在中央政府內，皇帝可以利用兵權來抑制相權，可以用兵權來對付強勢的外戚，可以以兵權來制約監察權（如御史臺、諫院、錦衣衛等），甚至可以用以威懾有反對觀念的士人，比如搞“文字獄”等。對外，皇帝可以利用兵權來制約諸侯王或其他的分割勢力，可以用兵權來抵禦入侵之敵和反叛勢力，這皆是專制皇權與兵權緊密結合對皇帝的有益之處。
可是，事情都具有兩面性，皇權與兵權的緊密結合卻也有可能帶來巨大的危害，當皇帝不是開明之君時，問題就嚴重了。
首先，皇帝直掌兵權，他實際上是代替將帥成了直接指揮軍隊的軍事統帥，如此一來，國家也就成了軍政府，管理國家就變成了在對各階層的人進行軍事管制，這將使整個國家變得毫無活了，失去了健康發展的機制。比如，元朝很快結束，很可能與其管理過分的軍事化有關係。
其次，皇帝直掌兵權，便是以武力來制約其他的政治權力，比如，對相權、監察權以及其他的管理權力等，用兵權去抑制，那麼，刀劍之下，政治管理的運作還會有生機與活力嗎？宰相、監察官們不得不變成綿羊一樣的順從，行政機制還會有創造性和責任心嗎？
再次，皇帝直掌兵權，一旦遇上了什麼尖銳的矛盾，便極可能演化為肆意殺伐的慘劇，如果皇帝是昏君，自我獨尊，肆意妄為，那麼，任何違反皇帝意志的行為，都將被視為是反叛，都將處在刀劍之下，出現血淋淋的慘狀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皇帝執掌兵權，強壓國內矛盾，而皇帝統治欲的膨脹，往往使其失去冷靜，會加強對外擴張，一是通過侵略其他國家來轉移國內矛盾，二是通過侵略其他國家來增強自己的威望，於是，對外戰爭就不可避免，而這將為國家帶來經濟損失、人員傷亡，甚至整個國家的災難。
最後，皇帝直掌兵權，在軍事管制下，就再也不會有創新思想和不同意見了，因為文人學士等是沒有法子與持有刀劍的兵將交流的，俗話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在兵權肆意橫行的社會里，文人學士的思想將受到壓制，創造精神和不同意見便會枯死，社會也不會有生氣。
其實，從實質上看，皇權專制體制下，是沒有辦法徹底解決皇權與兵權的矛盾的，一方面，但皇權與兵權矛盾時，有可能變成兵權顛覆了皇權，掌兵將帥奪取了皇帝的權力，自己登上了皇位；或者皇權壓制了兵權，皇帝徹底掌控了兵權，使皇權與兵家緊密結合，而到了這一步，軍事管制便出現了，國家有序運行和健康發展的機制便會被窒息，最終，政權會因腐敗腐朽而滅亡。所以，封建的皇權專制體制下，皇帝與將帥的矛盾是無解的。而要解決好最高管理權與軍權的關係問題，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在法制的管理體制下，都按法律行使權力，而古代帝皇是不可能完全按律法行事的，因為皇帝就是律法的化身，從根本上看，這就是最離譜的“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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