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僧入魔:《聊齋志異》用反面手法弘揚佛教文化!

《聊齋志異》中有許多描寫反面僧人形象的作品,他們或舉止怪異,或破佛律儀,打著佛法的旗號招搖撞騙,更有一些惡僧,殘害人民。蒲松齡寫這些作品的目的是正本清源,弘揚佛教,而不是貶抑,對佛教徒的大加鞭撻,並不代表他反對佛教,而是對現實中出現的敗壞佛法的行為的痛心。他站出來揭露這種行為,正是為了除其汙垢,為了佛門的純化和淨化,恢復佛教本有的面目。

惡僧入魔:《聊齋志異》用反面手法弘揚佛教文化!

1、

《聊齋志異》中有些篇章描寫較特異的佛教徒的言行舉止,從佛教的觀點看來,這些表現並不是什麼可標舉風流的禪,也不只是所謂的批判,而是一種警示,是對佛法修行過程中入魔現象的一種描寫,警示修行者,莫入歧途。這類作品比較有代表性的篇目主要有《金世成》、《丐僧》。

《金世成》、《丐僧》兩篇所寫之僧,一個“類顛,啖不潔以為美”,一個“自剖其腹;以手入其內,理腸於道”,皆非常人之舉,亦非佛教之正道。而他們這種行為在《楞嚴經》中作為定中不能悟者入魔道的表現而加以警示。

由《楞嚴經》經文觀之,蒲松齡筆下的僧徒的怪異行為不是沒有根據的,其寫作目的也不是“批判”所能說明的。《金世成》中人物的表現正如經文中所述,“無端大我慢起”,自稱為佛,“鬼心久入,或食屎尿與酒肉等”,而以為是佛所為。《丐僧》中類似自殺往生的行為也是為佛教所反對的。五戒之首乃“不殺生”之戒,含有禁止自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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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佛教雖視人生為苦、空、無常,然反對任何栽害生命之作法,而主張佛教徒應於有生之年,儘量求其善終以克取往生淨土之道。作自殺惡業的業緣,而想得往生極樂之樂果,實使人難以相信。蒲松齡對這些誤入歧途之人,批判之中,有著同情。

《西僧》篇則表明了有些人對佛法的膚淺誤解,蒲松齡在善意的微諷中,暗示出自己的解悟之得,體現了其禪宗淨土觀念。正如但明倫所評:“佛在心頭,能盡人心,即是佛心。必履其地以求之,是不能解佛所說義也。不往色,不住相,以法求,以音聲求,且猶不可,況以遍地黃金而生慕心哉。”此例亦是對不能得佛法真昧者的規戒,其目的並不是否認西方淨土的存在。

《番僧》寫番僧為執事者展示神通。何評:“番僧所為,並非彼教中精妙處,宜和尚之不禮也。”此語中的,因為在佛法中,神通不是能得解脫道的主體,沒有這些,也一樣的可以得到究竟的解脫。所以,如偏重於求得“勝知見”,那就意味著純正佛法的低落!可見蒲松齡對神通之術是不支持的,以至於作品中出現了許多以邪術害人的番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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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佛教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現了有損佛法的人和事。佛教的世俗化使各種外道的東西混入其中,戒律的鬆弛使一些僧眾幹出敗壞佛法的事情。這一切使佛教蒙上了汙垢,使佛法有益人心教化的作用大打折扣,素有正心思想的蒲松齡,也試圖通過揭批佛門中的醜惡現象,以正佛法。

這類作品依據其內容可分成兩類:

(1)以術亂世的僧人,對這類僧人的描寫體現了蒲松齡的佛教傾向,清代比較流行的佛教門派中,只有密宗一派中有各種法術,其次,佛教在民間流傳過程中也融進了一些道教法術、民間巫術。蒲松齡對這些所謂的術是持反對態度的。

在《蒲松齡集》卷十二中有三條反對邪術的“擬判”:《邪術》、《禁止師巫邪術》、《術士妄言禍福》。他在《邪術》中認為:“聖王立教,異端在所必攻……今某妖言誘眾,詭術惑愚。轉相牽引,患與張角相同;漸至猖狂,亂比黃巾尤甚。惟有司一獲而即定罪,毋令遊移;倘若輩自首而許從新,亦同招撫。”可見作者對邪術於國於民之危害認識很清楚,因此他對佛教中以術亂世的行為大加批判。

密教僧人在修行的實踐中吸取了中國的傳統陰陽五行學說,以及道教的成仙咒術,房中之術等許多道教的法術,蒲松齡筆下的惡僧形象大多出於此等有術之僧。《珠兒》寫一個兇悍的化緣眇僧,他到李化家中,因李沒滿足他的要求,僧施法術迷殺了其愛子珠兒。此為咒術之用,誦咒旨在降災於敵或為己除禍;具此殺人或延壽之奇術,稱為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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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僧》中游方和尚賣房中丹藥,一青年因服食過多而成為廢物。《連城》“未幾,女病。有西域頭陀,自謂能療;但須男子膺肉一錢,搗合藥屑。”此藥荒謬至極。《酒蟲》“長山劉氏,體肥嗜飲。一番僧見之,謂其身有異疾,為其取出酒蟲之後,體漸瘦,家亦日貧,後飲食至不能給。”名為治其病,其實害之。

就是術之正用,蒲松齡也有清醒的認識。《孫生》中老尼施術讓一對成仇的夫妻琴瑟和諧,結尾異史氏曰:“移憎而愛,術不亦神哉!然能令人喜者,亦能令人怒,術人之神,正術人之可畏也。先哲雲:‘六婆不入門。’有見矣夫!”術人之神,正術人之可畏,這正是作者的真知所在。

就是諷刺冥中開捐納之科,他也扯上了僧術,《僧術》中僧某以賄冥中主者為黃生求脫白經。《番僧》寫番僧為執事者展示神通,亦為作者所譏諷。他對於術的態度是傾向於否定批判的。

由上可以看出作者對於佛教中術的態度主要有兩點,一個是對佛教中吸納了法術表示不支持,因為其禍害百姓,而且有損佛法聲譽。其次是對本身就有法術的密教的態度,上面作品中“番僧”一詞出現頻率之高是明顯的,有的即使沒明說,其行為已證明其是密宗一派,如《珠兒》中的惡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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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作者把這些不光彩的事都加到了番僧頭上?除了番僧與術有關外,我認為還有其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民族意識。清朝統治者最初接觸到的佛教,是中國西藏地區所傳的喇嘛教。當十七世紀初起,已有喇嘛到關外傳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禮遇。內地的佛教,自雍正以後,禪宗一派,在叢林制度的庇廕下,其法統傳承,有形式的保留,但實際上,已是一撅不振,只有淨土宗還能保持昔日的陣容,在民間影響較大。

蒲松齡信奉漢地的佛教,而不是滿清貴族所倡導的密教。在他眼中密教同統治者可能劃了等號。淨土宗等漢地佛教在民間勸化世人,有益於民心教化。而密教的番僧們則四處以術惑人,敗壞佛法。其內心深處儒家的愛民思想,也使他對密教產生排斥心理,兩種因素的結合,使他筆下的番僧大多不行好事,其行為是佛法的恥辱。

因此,對這些番僧的描寫不能簡單歸為對佛教的貶抑,而是一種通過對比,弘揚漢地佛教,排斥異族宗教的一種思想表現,小說中道士的描寫也是出於這種心理。漢地佛教與道教在其心中的地位與密教相比,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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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教流傳過程中僧多必濫的現象在《聊齋志異》中的反映。蒲松齡對世俗僧人違背佛教戒律,追求“酒、色、財、氣”的犯戒行為極為憤慨,他在小說中極盡揭露嘲諷,通過對這類敗壞佛法的僧眾的描寫,來區別清淨佛教與世俗僧人之間的關係。

《金和尚》中花天酒地、蓄妓納妾的金和尚,《僧孽》中興福寺一個博淫聚斂的俗僧。《布商》中,寫一個打劫僧人被懲罰,《賭符》中大佛寺僧賭博,《豢蛇》中僧人用蛇作湯,《鴿異》的結尾善於逢迎的靈隱寺僧。真是一片烏煙瘴氣,然而蒲松齡明顯的傾向是將這一類人排斥於正統佛教之處,認為他們是“此一派也,兩宗未有,六祖無傳,可謂獨闢法門者矣。”

通過對這些有損佛法教義的行為的描寫,對佛教徒中的敗壞佛法的行徑加以批判,以寄託佛法昌明的願望。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金和尚》。“金和尚,諸城人,父無賴,以數百錢謄子五蓮山寺。少頑鈍,不能肄清業,牧豬赴市,若傭保。後本師死,稍有遺金,卷懷離寺,作負販去。飲羊、登壟,計最工。數年暴富,買田宅於水坡裡。”對其顯赫的聲勢,其徒出門之盛,結納之盛,細細描繪。其死後,“寨帖弔唁,冠蓋輿馬塞道路。”反映了當時叢林中的腐敗現象。表現出了作者對佛教現實狀況的憤慨無奈。出家僧眾遵行的戒律,已經蕩然無存。

惡僧入魔:《聊齋志異》用反面手法弘揚佛教文化!

面對現實,怎不讓人想起唐末禪宗盛行後,曾逐漸在全國寺院推行《百丈清規》,那“一日不耕,一日不食”的叢林古風湮沒在世俗之風中。蒲松齡的心境可想而知。正如但明倫所評:“文以‘奇觀哉’三字冷語結之,通篇字字皆成斧鉞。為佛門護法,為世教防閒,功德不少。”《死僧》則對一不能參破佛法,而執著於世間財富,至死都不能忘的僧徒進行了諷刺。世人執迷不悟,而作為修行之人,亦是如此。不能不令人感嘆佛法之衰微,以至佛門中人,亦不能生起精進勇猛之心,以至命喪猶不悟。

當然他筆下也有善僧。《畫壁》中的老僧,《武技》中教習他武藝的老僧,《荷花三娘子》中助人驅狐的番僧,《金陵乙》中以符助人驅狐的僧人,《孫生》中老尼施術讓一對成仇的夫妻琴瑟和諧等。而這些並不是他主要表現的內容。以清正之佛法來達到他“以神道設教”目的,婆心救世,是其追求的目標。因此,只有滌除佛教出現的汙垢,還其本來面目,才能更好的教化人心。

運營/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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