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是我講《論語》的第一講，想整體上、宏觀上說一說《論語》在中國文明以及人類文明中的位置。我的判斷是，《論語》是中國，也是世界最重要的經典，沒有之一。
講《論語》屬於“蔡氏經學”的範疇，是“蔡氏意學”系統的四大板塊之一。象東漢鄭玄一樣，重新“遍注群經”，是“蔡氏意學”的重要任務和使命。中國傳統的學問是以“經學”為中心的，而“經學”在形式上就是對經典進行註解和詮釋。
鄭玄對經學最大的貢獻是，打破了兩漢時期不同的“師法”、“家法”各自為政的局面，將以《五經》為中心的經學系統的每一部經都變成了一本書。在鄭玄之前，每一部經都不是一本書，而是很多本，每一“師”，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版本，而且相互攻擊，拒絕匯通。
兩漢經學的最大特徵就是“師法”、“家法”，這也是理解漢學的最大難點。我可以明確地說，研究中國傳統的“專家”們，寫中國學術史的“大師”們，我還真沒看到誰真的把這個事弄明白了。不真正理解“師法”、“家法”，就無法準確理解兩漢經學，進而就無法準確理解中國的經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不僅當代的中國專家學者不明白，即便漢朝人自己也不明白。不是說因為發生在漢朝，漢朝人就明白了。同時，自西漢至今的2000多年也沒有人真的明白。為什麼這樣，因為中國歷史上發生了“禮崩樂壞”。“禮崩樂壞”是什麼？就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大震盪、大斷裂。這種歷史大斷裂，讓中國對春秋之前的歷史出現局部失憶。而兩漢學術中的“師法”、“家法”問題，則與春秋之前的學術形態有著密切關聯。
“禮崩樂壞”不僅讓春秋之前的社會秩序發生崩潰，而且導致此後的中國對此前的歷史局部性地失去記憶。可以把這一現象叫“局部歷史失憶症”。這一症狀在漢字的演變史上也有明顯表現。漢字的初始形態是甲骨文，然後又出現了金文。甲骨文是刻寫在甲骨上，而金文則是鑄刻在鐘鼎等金屬禮器上。但是，到了漢朝，世人已經不在知道甲骨文的存在。許慎寫《說文解字》時，已經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甚至連金文字形都很少。考古發掘證實，甲骨文在西周依然存在。中國對甲骨文的失憶，正是發生在春秋戰國期間。
從載體上說，經學的主體是經文、經書，而經文的基礎則在漢字，如果對作為漢字最初形態的甲骨文失憶了，對漢字的屬性和內涵自然也就無法弄懂了。因此，在《說文解字》中，許慎對漢字做出了錯誤的判斷，認為漢字的造字基礎是象形，漢字是象形文字。許慎的錯誤判斷主導了中國2000年，至今依然在主導著中國。
比較滑稽的是，當中國通過考古而重新發現甲骨文時，學界卻以許慎的錯誤判斷，作為研究和解釋甲骨文的基本理論，認為甲骨文是造字基礎是象形，用象形思維去解讀甲骨文。而許慎之所以對漢字的屬性產生錯誤的判斷，關鍵原因就是甲骨文的失傳。因此，現代對甲骨文的認知和研究實際上已經陷入了一個錯誤的死循環。
正確認識和理解漢字，是正確認識和理解經學的基本前提。而正確認識和理解甲骨文，則是正確認識和理解漢字的基本前提。原因很簡單，甲骨文是漢字的初始形態。自西漢至晚清，正是因為對甲骨文的無知，導致對漢字的屬性和內涵產生錯誤判斷，因此，在這個2000年內，儘管有無數大儒辛勤苦學，但是對經學是始終沒有搞明白的，產生錯誤的認知和錯誤的判斷。典型者如《五經》為孔子所做，經學是王官之學，《五經》源自先王政典等等。另外，還有一類觀點極端輕視甚至詆譭經典，譬如南宋陸九淵的“六經注我”，明朝李贄的“非聖無法”。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西漢和晚清學術。西漢學術是經學系統的成型之開始階段，而晚清學術則是經學的終結階段。也可以這麼說，西漢人建立了經學，而晚清人則摧毀了經學。
比較諷刺和悲慘的是，整個清朝的學術，都是以恢復真正的經學為旨歸，但是，最終不但沒有復興真正的經學，反而將經學引向崩潰的深淵。
現代人會想當然地認為，經學的崩潰是歐美文化衝擊的結果。實際上，歐美文化的衝擊，只是外因，清朝的經學研究才是內因。但是，比較戲劇的是，清朝學術的原本目的是捍衛經學。可以說是好心辦壞事，善良的目的卻導致邪惡的結果。
清朝學術，尤其是晚清學術，何以竟然導致經學的崩潰？對於這個無比重要的問題，現代中國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幾乎為零，甚至壓根沒有認識問題的存在。因為現代學界的主流觀點還是把經學體系的崩潰視作“歷史的進步”。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重新建立“文化自信”的呼聲日漸高漲。殊不知，文化自卑的出現與經學的崩潰密切相關，而文化自信的重建與經學的復興也將密切相關。不去研究和復興經學，建立“文化自信”必然僅僅停留在口號的層面。
那麼一心振興經學的清朝學術，為何最終摧毀了經學？根源在於，由於對經學的真正起源歷史和真正內涵瞭解不夠，對經學的研究採取了錯誤的方法。清朝學術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考據學，第二階段是所謂的“今文學”。考據學所使用的方法是文字考據，“今文學”所使用的方法則是對歷史進行《春秋公羊傳》式的胡謅八扯，這種胡謅八扯被康有為發揮到極致。在當時中國遭遇西方列強大肆入侵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後來甲午戰敗，這種胡謅八扯的理論竟然遭到追捧，成為“網紅”。這就是《新學偽經考》和康有為成為“名作”和“名人”的歷史背景。
清朝學術的主體和基礎在考據學，其錯誤的根本也在考據學。考據學認為，經文的基礎是字，因此，要弄懂經典的真實含義，就應該弄懂每一個“字”的真實含義。而通過文獻的追溯，可以確定每個“字”的本初、真實的含義。這就是“考據”。
顯然，清儒想當然地把漢字系統當成一個一開始就存在的成熟系統，變化的只是字義。而經典一開始就是用成熟的漢字系統所書寫。
事實上，漢字並不是一開始就是一個成熟的系統，而是一個漫長的逐漸演變的過程。成熟的漢字系統，實際上到漢朝才出現。而經學系統的演變和成型過程，恰恰與漢字的是同一個過程。
清儒認定，漢字先於經典而存在，經典是由已經成熟的漢字所書寫，因此，他們希望用校正漢字，來校正經典。但是，這種認定是錯誤的。漢字和經典是同步演變和同步成熟的，漢字沒有資格來校正經典，因為當經典不成熟時，漢字同樣不成熟。漢字是經典的兄弟，而非父母。如果說校正，漢字和經典之間也是相互校正。
因此，單純地通過文字字義的考證，是無法復原經學系統的真實面目的。清朝考據學並沒有發現經學的真相，但是卻暴露經學系統中所存在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經學系統中存在著系統性矛盾。這種系統性矛盾主要表現在“禮制”，即表現在制度規定上。舉個例子，因受刑而身體有殘缺的人，是否可以在天子的宮廷內當差，在《五經》中的記載就是矛盾的。《禮記》說可以，而《春秋 公羊傳》則說可以。
一旦發現《五經》中存在系統性矛盾，清朝學術的重心也就發生了轉移，由原先籠統地發現《五經》系統的真意，而轉向解釋《五經》中的系統的矛盾何以存在，不然這就讓人無所適從，究竟該相信矛盾的哪一方為真經？這就是晚清學術發生大轉向的根源所在。
二
我再次強調一遍，中國經學的形成過程，與漢字的成熟過程是同步發生，甚至是同一個過程。因此，經學研究不僅要研究經文含義，而且還要研究經文的形成過程。經文的基本單元是漢字，經文的形成過程，與漢字的形成過程是同步的，研究經文的形成過程，就是研究漢字的形成過程。單純關於字義變化的文字考據，是無力承擔這一工作的。
一般都知道，中國經學系統的成型、成熟是發生在兩漢時期。因此，一心要追溯經學源頭的早期清儒，也把關注重點放在兩漢。甚至乾脆稱自己的學問為“漢學”。注意，中國學術史上存在兩個漢學，一個漢學是指兩漢學術本身，另一個漢學則是早期清朝的考據學，清朝考據學家以“漢學”自居，更準確地說，是以復興“漢學”自居。當然，前面已經指出，清朝的“漢學”最終非但沒有復興漢學，反而導致漢學的徹底崩潰。
因此，理解清朝學術和兩漢學術，對理解經學，乃至理解整個中國文化就至為關鍵。經學何以在兩漢而興，為何在清末而亡，一心復興經學的清朝學術為何最終殺死了經學？這些問題都是大問題，難問題，也都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既然一心復興經學的清朝學術把經學弄死了，既然現代人對這些問題幾乎一無所知。因此，對清朝人在兩漢經學上的研究和判斷，諸位千萬不能當真，對於現代人在清朝學術和兩漢學術上的研究也千萬不能當真。參考可以，千萬不能當真。
清朝學術中，最難理解的就是所謂的“今文學”、“古文學”問題，而兩漢學術中，最難理解的就是“師法”、“家法”問題，這兩個問題是緊密相連的。現在還沒有人真正把這些問題弄明白，所有的講述這些問題的人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後期的清儒，把兩漢學術分為兩大階段，說前漢的是“今文學”，後漢的是“古文學”。這個判斷有些許合理的地方，但是在根本上是錯誤的。然而現在很多歷史專著、論文中，卻將這一錯誤的判斷，當成“確鑿”、“客觀”的歷史事實本身，在表述兩漢學術史時，而言之鑿鑿地這麼說。給不明就裡的人一種誤導和錯覺，兩漢學術的確存在“今文學”和“古文學”。
其實，西漢學術的中心並非“今文學”，而是“師法”，東漢學術的中心也並非“古文學”，而是文字考據，或者對文本文字的重視。
所謂的“師法”，實際上指的的經學學習和傳承的方式，是老師與學生之間的口耳相傳的方式。西漢早期的經學傳授主要是“師法”式的，是口耳相傳，那時尚無成型的文本。“師法”與“今文學”的確有一致之處，因為在西漢，開始將本來口耳相傳的經學用當時所流行的字體書寫下來，形成文本，出現了“今文學”。“今文”的“今”指的是西漢時的“當今”。“古文”的“古”，指的是西漢之前。“今古”是以西漢為參照時間節點。
西漢經學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將此前口耳相傳的經學實現文本化。想想看，在文本短缺，主要是以口耳相傳的時代，要確定經文的含義，該如何做？唯一的方式，就是遵守“師法”，就是按老師進行追溯。有“師法”，有“傳承”就是可信的，有權威的，如果沒有“師法”，不是此前的某位老師所說，那就是沒有憑據的臆斷。因此，“師法”更強調縱向的時間上的傳承，而忽視橫向的各個“師法”之間的交流和參證。這樣對同一部經，就會出現多個“師法”共存且無法互通的現象。當朝廷對《五經》立博士之後，更加劇了“師法”割據局面，因為每個獨立的“師法”都可以立一個博士，那時的博士是官位，這裡包含著重大的利益。
東漢的學術也的確與“古文學”有一致的地方，但是東漢學術的中心並不在“古文學”，而在文本的解釋和傳承本身。因為，經學的文本化在西漢已經完成，因此，到了東漢，經學的學習就不再是以口耳相傳為主，而是文本的解釋和傳承，即以讀書為主。
東漢的經學文本，實際上是漢早期“師法”的文本化，“師法”重的是老師的傳承，這個傳承越古越權威。因此，在東漢的經學學習中，就重視文本文字的傳承，即從文字上去追溯“師法”，這就是所謂的“家法”。“家法”和“師法”在實質上是相同的，其差異在於，“師法”是口耳相傳的，而“家法”則是文本化的。在西漢“師法”林立的狀態，即演化為“家法”林立的狀態。同時，“家法”的文本中，越古也就越權威，這就是所謂的“古文學”。
兩漢並不存在“今文學”、“古文學”，而只存在“師法”、“家法”。 “今文學”、“古文學”是晚清儒家對兩漢學術的杜撰。
三
既然西漢的學術以口耳相傳的“師法”為主，那麼這種狀態是如何出現的，西漢之前的學術又是這麼傳承的？由於不瞭解漢字本身的演變歷史，在這些重大問題上，傳統所流行的解釋都是錯誤的。這些錯誤的解釋，最終也極大地傷害了經學本身。譬如，康有為荒誕不經的《新學偽經考》就以建立在傳統的對經學起源的錯誤解釋的基礎之上，是“引經據典”的胡說，或反胡說的更大的胡說，因為“經典”本身就是胡說的。
對西漢早期為何沒有文本化的經學，沒有書，一種想當然的傳統的“經典”性解釋是，因為秦始皇焚書坑儒，把書都燒了。譬如兩漢之交的劉向劉歆父子就是這個觀點。在此後的近2000年的時間裡，也一直被當做歷史事實而被人們所信奉。
既然，西漢經學的口耳相傳方式，是因秦始皇焚書所致，那麼在秦始皇之前，中國就一定存在成熟的經學體系，存在成型的文本。但是，凡是總有個起源演變，那麼秦之前的經學系統又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呢。劉向劉歆父子以及此前司馬談司馬遷父子都沒有詳細而深入地追究，而是想當然地認為，在春秋“禮崩樂壞”之前，存在著一個“王官之學”，禮崩樂壞之後，王官學崩潰，而化為諸子之學。他們也都隱含地假定，無論是諸子學，還是王官學，都是以成熟的漢字系統的存在為基本前提，都是有書的。
其實，春秋之前，中國並不存在什麼“王官學”，春秋之後，諸子的興起，也與壓根不存在的王官學無涉。更重要的是，在春秋之前中國壓根就不存在成熟的文字，當然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書。
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經指出，中國文字史分成兩大階段：文階段和字階段。文的主體是契約符號，包括結繩符號和書契符號。當然也包括易經八卦符號，但非常次要。文是獨立的抽象符號系統，其基礎是數字、數學，結繩符號、書契符號、八卦符號都是以抽象數學、數字為基礎的。說“文”獨立，主要是相對於語言而言。“文”沒有發音，不是表達語言的工具，而是與語言並列，都是表達“意”的工具。
“字”是在“文”的基礎上出現的，也是一種特殊的“文”。特殊就特殊在，“字”是“文”和語言的結合，開始有了發音，開始用來去表達語言，是表達語言的工具。
但是，由於“字”脫胎於“文”，是“文”和語言的結合。那麼“字”就具備“文”和語言兩種特徵。在“字”的初始階段，“文”的要素含量多，而語言的要素含量少，更接近於文，而離語言較遠。這就是甲骨文和金文的特徵。《五經》的經文就是由這種漢字形態所寫成。尤其是《春秋》、《易經》、《尚書》的經文。傳統上說《春秋》是“微言大義”，這個“微言”實際上就是指《春秋》經經文形態，更準確地說，是書寫經文的漢字的形態。“微言”即語言的含量非常少。因此，甲骨文和金文可以稱之為“微言文”。
從純粹的“文”到白話文的字，文字中的“文”因素和語言因素的含量是不斷變化的，文因素含量逐漸降低，而語言因素的含量逐漸提高。按照“文”因素和語言因素含量的不同，中國的文字整體上可以分為四個形態：文、微言文、文言文、白話文。“文”和“白話文”是兩個極端。“文”形態中，“文”因素的含量是100%，語言因素的含量為0。而在白話文形態中，語言的含量是100%，文的含量為0。微言文和文言文，則是介於“文”和白話文之間的兩種中間狀態，也是複合狀態，既有文因素，又有語言的因素。
但是，在微言文（甲骨文、金文）中，文因素的含量高於語言因素的含量。即是說，“微言文”更接近於文，而非語言，而非字。而在“文言文”中，語言因素的含量則高於文因素的含量。即是說，“文言文”更接近於語言，是字，而不是文了。
因為“字”的主要功能是用來表達語言，因此，字成熟的標準是，其中語言因素的含量要高於文因素的含量，語言的特徵要大於文的特特徵。因此，“微言文”，作為字，並不成熟。文言文才是成熟的字，可以寫文章，寫書的字。
“文言文”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開始出現，並逐漸成熟的。其真正成熟則要晚至東漢，其標誌就是許慎《說文解字》一書的出現。注意，《說文解字》並非是對早已成熟的漢字系統的總結和梳理，而是漢字系統開始成熟的標誌。《說文解字》本身也是漢字成熟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推動了漢字的成熟。
四
既然春秋之前並無成熟的漢字，也當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書，那麼春秋之前，中國有無學術，其形態如何？
我的回答是，在春秋之前，儘管沒有成熟的字，沒有書，但是中國的確存在成熟的學術。儘管春秋之前，中國沒有成熟的字，沒有書，但是中國卻存在成熟的文，存在成熟的契約符號系統，包括結繩符號和書契符號，還存在成熟的八卦符號系統。因此，春秋之前的中國學術，是“文基學術”，區別於春秋之後所逐漸新出現的“字基學術”。“文基學術”就是以文為憑據、基礎的學術，“字基學術”是以字為基礎的學術。
現代人，想當然地把字和書看成是學術的基本前提，認為沒有字，沒有書，就不可能有學術。這是非常錯誤的。
“文”和“字”是兩回事。在漢字出現之前，即甲骨文之前，文在中國早已存在。但是，文沒有發音，是與語言完全獨立的符號。漢字之前的文是什麼？主要是契約，是中國也是世界最原始的契約形態，結繩和書契。結繩是一對打著繩結的繩子，書契是一對刻著契齒文的木片。
但是，在以結繩和書契為形態的契約中，結繩和書契本身並非是契約的全部，而僅僅是其一部分，是契約的象徵和符號。因為結繩和書契本身的信息承載能力有限，主要是靠繩結和刻在書契上的橫線（或齒），只能記錄標的財產的價值或數量。更詳細的契約條款只能通過與結繩或書契相配套的語言。因此，完整的契約實際上有兩部分組成：契約符號和語言。
契約的這種雙重結構，在當下中國的契約中依然有體現：印章和契約文本。印章就是由此前的結繩和書契演化而來，“印”的甲骨文字形和“章”的今文字形記錄了這一歷史信息。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經對“印”和“章”的字源做過詳細的考釋，“印”源自結繩，“章”源自書契。
因此，現代的中國合同，與結繩時期的合同，在基本結構上是相同的，區別僅僅在於，對於詳細的合同條款，現代版的是文字化的文本，而結繩版的則是口耳相傳的語言。
注意，對於在中國合同中習以為常的印章，卻為西方所無。與美國做過生意的朋友都知道，美國的合同是沒有印章的，這讓初次接觸的中國人很不適應。這一差異實際上蘊含著非常重要的歷史信息，就是契約在人類歷史中的起源問題。契約是契約於中國的，西方的契約是源自中國。這個問題本文不能詳細展開。
“字”者“子”也。注意，從字形上看“字”是沒有“文字”之“字”的含義的，而只有孩子之子的含義。“字”的原始義項都是與生育孩子有關，譬如懷孕和出嫁。“字”用來指代“文字”之“字”，也是源自“孩子”之“子”，即“字”是孩子。“字”是誰的孩子？是文的孩子。
“文”和“字”的區別在於，“文”沒有發音，不與語言相結合，不用來表達語言。而“字”則是與語言相結合的文，有發音，並用來表達語言。
文是什麼？文主要是契約符號，即結繩符號和書契符號。因此“字”是契約符號的孩子，漢字源自契約符號。故而漢字也具備典型的契約特徵，尤其是作為漢字初始形態的甲骨文和金文，此後的文言文依然如此。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漢字“文”的特徵還保留的比較好，對整體的信息表達而言，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部分是作為符號的“文”，此時已經是“字”。此時的字，並不能表達完整的信息，還需要與之相配套的口耳相傳的語言。
《五經》的經文部分，尤其是《春秋》、《易經》、《尚書》的經文，就是用甲骨文、金文這種最初形態的漢字所寫成，因此，經文本身並沒有記錄完整的信息，還有一部分是以口耳相傳的語言存在，這就是“傳”。
“傳”在“文時代”就已經存在，那時是作為契約的配套語言，而書寫經文的“字”則是在甲骨文出現後才存在。因此，就經傳的關係來說，是“傳”在“經”之前。中國文化的傳承主體是“傳”，而非“經”。
但是，作為漢字真正普及之前的信息傳承主體，“傳”並非是單純的、普通的語言，而是有所憑依的，所憑依的就是“文”或“微言文”（甲骨文金文）的“字”。
也就是說，春秋之前，中國的學術形態是“文”、“傳”並存的複合形態，“文”是線索，而口耳相傳的“傳”才是主體。
也就是說，西漢早期是春秋戰國的延續，是學術變革時代的延續，儘管漢字還是成熟，開始出現文言文，但是文言文尚未最終成熟。西漢早期的口耳相傳的“師法”，實際上是春秋之前的學術形態的延續，對“傳”的延續。
五
另外一個問題重要的問題是，既然春秋之前中國已經存在成熟的學術，那麼學術的主體是誰，這些學者都是以什麼身份參與學術的，是劉歆司馬談所說的“王官”嗎？
實際上，春秋戰國，以及西漢的學術群體的身份狀態，也是對春秋之前學術形態的延續。無論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還是西漢的經學家，其身份都是一致的，都來自民間，而非朝廷。無論是春秋戰國，還是在西漢，中國的學術都是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都是由江湖到廟堂，從民間到官方，而非從廟堂到江湖，從官方到民間。
由於春秋之前的中國學術是“文基學術”，“文”是學術的重要符號和線索。“文”包括兩個部分，契約符號（結繩符號和書契符號）和八卦符號，其中以契約為主。當時，中國的學術群體就來自契約領域和易經領域。更準確地說，來自契約中介和易經占卜，這兩者都是民間的，無官方政府無關，而且兩者往往是合一的。
我在此前對甲骨文“儒”“水”、“法”、“介”、“俠”的考釋文章中，已經指出，“儒”的甲骨文字形為“大”加由“大”的兩側的兩點所構成的水字結構。“大”為“大人”，“水”為象水一樣遵循，象徵對道的遵循。字形的整體含義為，被別人所遵循的“大人”。
同時，“儒”的含義又是在契約（結繩、書契）的環境之下，具體來說，指的是由契約雙方所遵循的“大人”。水字結構的兩點是分佈在“大”的兩側的。“大人”實際上就是契約中介。“大人”的契約職能在“介”和“夾”（俠、筴的本字）的甲骨文字形中有更直接的體現。
“介”、“夾”與“儒”的甲骨文字形高度一致。“介”的甲骨字形用“人”替代“儒”中的“大”，更強調其中介職能。“夾”則用兩個人，替代“儒”中“大”兩側的兩點，更強調“大”是兩人之間的“大人”。因此，“俠”、“儒”、“介”三字字源相同。
同時，“夾”也是“筴”的本字，“筴”與“策”同。而“策”的本字為“朿”，字源為書契契齒文的形狀，尖尖的，象刺。因此，“策”的本義是書契的指代數字的契齒文。所以，“策”的原始義項就是數字，同時也可以指代書契。“夾”字與“策”同，意味著“夾”與契約相關，其中的“大人”為契約中介，而兩個“人”則是指代契約的雙方。
作為結繩時代的契約中介，“儒”是春秋之前，尤其是堯舜之前，中國半職業化的政治家和學者。在春秋之前，中國社會秩序的主要維護工具是契約。
《周易 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老子》《莊子》認為，結繩時代是一個“至德”、“至治”的時代。《老子》的重要理想之一就是“使結繩而用之”。同時，《老子》還說：“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司契”就是指契約中介的職能。“儒”就是結繩（契約）時代的“司契”者。
作為契約中介的“儒”，通過幫助契約雙方之間消除分歧，達成共識，進而幫助契約的關係的建立和維護，最終促成契約秩序在整個社會中的實現。因此，“儒”就發揮著社會治理的職能。同時，為更好的履行契約中介的職能，儒會加強自己道義水平的學習和提升，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因為“儒”是憑藉道理和道德水平，來提供契約中介服務，沒有任何強制性權力。
六
春秋時期所開始出現的禮崩樂壞，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斷裂。禮崩樂壞的實質是此前在中國一直存在的契約秩序的崩潰。政府開始替代契約，成為維護社會的主要工具。中國的社會形態，也由此前的由契約主導的契約社會，變成由政府指導的政府式社會。
堯舜時代開始，中國就出現了政府，但是，中國社會秩序的基礎依然在契約，政府僅僅居於次要地位。因此，三代社會依然的秩序依然是契約秩序。但禮崩樂壞則讓中國的契約時代被終結。
孔子實際上是契約時代“儒”的最後代表，也是“原始儒”的最後代表。孔子的貢獻是，在契約時代行將崩潰的日子裡，對契約時代的精神、原理進行充分總結，並開班講學，企圖在契約時代崩潰之後，將契約時代的精神被永遠保留和傳承。
同時，在學術形態上，孔子也處於從“文基學術”到“字基學術”轉變的起始階段。那時的學術依然是“文基學術”，文（當時還是文言文主導）只是符號和憑據，學問傳承的主體則是口耳相傳的“傳”。孔子系統整理《五經》的經文，但是《五經》經文屬於“文”，其主體則是對經文的補充和詮釋，這是“傳”也是主體。
《五經》的經文的書寫，是在西周時開始，其文字形態是“微言文”（甲骨文金文）。因此，相對中國的整體歷史，《五經》經文的出現是非常晚的，也是帶有其時代侷限。但是《論語》是脫離而獨立存在，是相對《五經》獨立的“傳”。實際上，《論語》所接續的是《五經》產生之前的中國學術，是對更久遠的，也是更內核的中國文化的繼承。在這個意義上說，在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下，《論語》是中國最重要的經典，其中所包含的中國文化的精神，更純粹，更久遠。
西漢的楊雄說，《論語》是中國第一“傳”，“傳莫大於《論語》”。因此，楊雄也模仿《論語》寫了一本書，叫《法言》。實際上“法言”就是對“論語”二字的解釋。
前面我也對“法”的甲骨字形做了考釋。“法”的本字為“去”。“去”的甲骨字形為“大”加“口”，指代大人的語言。因此，“去”的原始義項中就包含著“法”，而“法”就是“法言”。後來加水字結構，成“法”。水字結夠的含義是象對一樣遵循。
孔子的偉大的文化功績，也是特殊的時代所致。孔子成為中國的文化聖人，也是時勢造英雄。
七
最後說一下，為何《論語》也是人類文明中最重要的經典。
在人類文明史中的所有文明中，唯有中國文明講文化的傳承，其他任何文明都不講。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很簡單，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都是宗教文明，或後宗教文明、類宗教文明。在宗教文明中，他們認為文明、文化要素在起源上是由神所創造，然後由神所賜予給人類、人間。唯有中國文明認為，文明、文化要素是古代的先人所感悟、發明，然後一代代傳承下來。
因為宗教文明認為文化元素是由神所創造，因此，獲取知識的手段就是不是人間的一代一代的傳承，而是對神的信仰。信仰是獲取知識的手段。所謂的“現代文明”脫胎於宗教文明，是後宗教文明、類宗教文明，在文化觀上，在本質上與宗教相同。“現代文明”繼承了宗教文明，認為知識不是從古至今的傳承，也不認為由“神”所創造，而是認為“邏輯”所創造。
“邏輯”是個什麼東西？“邏輯”本來屬於宗教神學的一個部件，用來證明神的存在，以及有條理的表達神的知識，以幫助人去接受、理解神和神的知識。現代文明否定了神，但是卻繼承了神學中的“邏輯”。因此，現代文明非常重視邏輯，象宗教文明重視神一樣。就是實質來說，“邏輯”和“神”等同。
中國為啥沒有出現“邏輯”，因為中國認為知識不是“無中生有”的，而是起源於歷史，由先人所發明，並一代代傳承的，因此，中國講歷史，講傳承。歷史和傳承就是中國的邏輯。想想看，是邏輯源於歷史，還是歷史源於邏輯？
這意味著，在人類文明中，唯有中國保留著對文化、知識起源的真實記錄，而《論語》則是人類文化傳承過程中的最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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