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梁啟超主編的哪一份報紙曾在晚清維新運動中產生過較大影響?

早期梁啟超主編的哪一份報紙曾在晚清維新運動中產生過較大影響?

關於《時務報》的籌創,汪康年和梁啟超後來各執一詞,新聞史學界也看法不一,存在爭議。

  • 汪康年曾在《國聞報》上刊登《汪康年啟事》中說:“康年於丙申秋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至今二年。”關於創辦原因,接著說:“甲午戰敗後,國家深受大辱,士大夫們紛紛尋求救國之策,以圖自強而洗大恥者。丙申春,康年與諸人同議,知非廣譯東西文各報,無以通比己之郵;非指陳利病,辨別同異,無以酌新舊之中,乃議設時務報館於上海。”關於邀請梁啟超,汪康年說“時梁卓如孝廉方滯留京邸,致書康年,有公如設報館某當惟命是遵之語。乃發電信,延來報館,專司論說。”關於經費,汪康年說:“館中經費,全賴集資。”
  • 針對汪康年說法,梁啟超專門撰文《創辦時務報原委記》加以駁斥:“本日在《國聞報》中見有汪君穰卿告白雲:‘康年於丙申秋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等語,閱之,不勝駭詫。”針對汪所稱自己創辦《時務報》的說法,梁啟超說:“所謂創辦者何:一曰籌款,二曰出力而已。”指出《時務報》的款項乃原《強學報》餘款,另有幾項捐資。至於出力,梁啟超認為,《時務報》籌備工作主要由黃遵憲、梁啟超和汪康年三人共同出力,尤以黃遵憲最甚。
  • 黃遵憲本人也有自己的說法。“丙申五月,遵憲、德瀟與鄒君殿書,汪君穰卿、梁君卓如同創《時務報》於上海,因強學會餘款開辦,遵憲首捐千金為倡,當推汪君駐館辦事,梁君為主筆。”

梁啟超在《時務報》創刊號上發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的文章,後來成為中國新聞史研究的經典之作。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中,梁啟超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報刊功能。第一, 他強調了報紙的“去塞求通”的功能和“導端”的作用;第二, 他認為報紙具有“耳目喉舌”的作用, 並提出了一份好報紙的四條標準:“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當,四曰報事確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則劣。” 第三, 他認為要利用報紙的宣傳功能來傳播變法維新的思想。

梁啟超發表在《時務報》上的另一組重要政論為《變法通議》,這篇文章的刊載使得《時務報》成為當時影響力最大的維新派刊物,而梁啟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的美譽。

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反覆闡述了變法的必要性,並且提出了涉及政治、經濟、教育等多方面的變法主張。他開宗明義地寫道:“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之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所以敢言矣!”強調“科舉、學校、官制、工藝、農事、商務等,斯乃立國之元氣,而致強之本原也。”“君權日益專,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他還說:“不能創法炸聖人也;不能隨時,非聖人也。”他認為變法的根本是 “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如果不進行變法,那麼中國將難以在世界中生存下去。

這組文章對當時社會影響極大。胡思敬在其所著的《戊戌履霜錄》中曾經這麼評價《時務報》對當時的影響:“當《時務報》盛行,(即連續刊載(變法通議》期間)啟超名重一時,士大夫愛其語言筆札之妙,爭禮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鄉,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嚴復在致熊純如的信中也曾提到:“任公文筆原是暢達,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

《時務報》在梁啟超主持期間,成為維新派的宣傳機關和聯絡機關。該報最大銷量曾達17000份,成為當時發行量最高的維新報刊。梁啟超後來自述說:“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

1897年梁啟超與汪康年矛盾激化,出走長沙。梁、汪2人決裂,自55期後,《時務報》不再有梁啟超的文章出現。1898年5月,汪康年在上海又辦《時務日報》,突出時效性。“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通過御史宋伯魯上書光緒帝,要求將《時務報》改為官報,設立官報局,由梁啟超去管理,意圖奪回《時務報》。光緒帝批准將《時務報》改為《時務官報》,遷址北京出版,並責成康有為督辦。汪康年得知此事後將《時務報》更名為《昌言報》,將《時務日報》更名為《中外日報》,加以抵制。

《昌言報》由梁鼎芬任主筆,體例未做改動,戊戌政變後,出刊至第10期,於1898年11月19日停刊。《時務報》在梁啟超主筆期間富有成效的宣傳, 在全國激起了強烈反響。許多人士為《時務報》宣傳、組稿,有的學校甚至將其作為教材使用。

除此之外, 《時務報》也成為了維新派人士推行變法新政的主要陣地。他們經常藉此與社會上傾向維新變法的人士進行聯繫,並且設置許多學會團體,甚至會接受代收會費、辦理會員的委託。這些活動衝擊了清王朝不允許政治結社和集會的傳統,使得維新宣傳由文字走向了實踐階段。

《時務報》還為有志之士開闢了面向世界的窗口。報刊共分為“論說”、“諭旨恭錄”、“奏摺錄要”、“京外近事”、“域外報譯”、“路透電音”等多個欄目。其中“域外報譯”以英文、日文為主,並涉及了法文、俄文等92種外文報刊,共計出版譯稿1706篇,關於科學知識的內容有145篇。其刊載題材涉及工業,農業,醫療,生理,物理,地理等,被稱為“新知新學萬花筒”。如《時務報》第2冊刊登的譯自日本《西字捷報》的《照相新法》和第18冊上刊登的譯自《橫濱日日報》的文章《電光攝影奇觀》兩篇新聞,最早在中國報道了X光知識。而在《瑞人挪勃而散財以興格致》一文中,《時務報》第一次詳細介紹諾貝爾和諾貝爾獎。這些文章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介紹給中國的有識之士,為中國科技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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