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牽涉人員特別廣，涉案金額巨大，兩淮鹽引案，被稱為清乾隆朝三大案件之一。鹽政的官吏們私自“超發”鹽引，從中剋扣、提留“引銀”竟高達一千多萬兩，這起一度震驚朝野、決定此後兩淮鹽業走向的貪汙舞弊案，還要從清朝乾隆三十三年說起。
這裡我們先簡要講講清代的“鹽引”的大概情況，鹽引作為朝廷發給鹽商的食鹽運銷許可憑證，在清代地位尤為重要。各地鹽商數不甚數，戶部印發大批鹽引來補充國庫，康熙年間的鹽引氾濫成災，鹽引制曾一度面臨取消的危機。雍正初年，康熙朝留下一個國庫空虛、天災不斷、貪官遍地的爛攤子，無論朝廷拔多少款都被地方瓜分，為四處賑災籌銀，雍正下令抄沒許多貪官的家財，還嚴令禁止戶部“超發”鹽引，乾隆登基後，鹽引制扭轉了頹勢，大量的鹽商們捐納賑災，使得國內的災民屢屢得到安撫。
乾隆曾六次下江南，就接見過當時的“八大鹽商”，僅在揚州一地，徽州鹽商的資本就相當於當時國庫存銀的大半。鹽商為什麼如此有錢？並不是因為他們壟斷著全國的鹽業市場，而是由於鹽引的存在。據《清朝野史大觀》記載:“乾嘉間，揚州鹽商豪侈甲天下，百萬以下者，謂之小商”，百萬家產還是“小商”。
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初五，剛剛上任不久的兩淮鹽區鹽政尤拔世決定向皇帝發一份重要的奏摺。尤拔世揭開了一個掩蓋已久的大窟窿。其中彙報，前任鹽政普福以及趙之璧曾奏請預先支取第二年的鹽引，單是乾隆三十二年，就預提了 20 萬引。當時戶部規定，正常鹽稅每引僅為一兩左右。不過預提來的鹽，鹽商每引要交三兩的稅，這三兩包括正常的鹽稅和預提的利息即餘息銀。這樣算來，鹽政應該向戶部上交 60 萬兩銀稅，但他只交了 27 萬兩，剩下的 30 餘萬兩銀子到哪去了？除了替前任狠狠地算了一筆賬，尤拔世一不做二不休，奏請皇帝把乾隆十一年到三十二年，總共 22 年的預提鹽引的收入都算個明白。
尤拔世的奏摺令乾隆驚愕不已，趕緊令軍機大臣檢查戶部檔案，結果發現，戶部並沒有兩淮鹽政預提鹽引的備案，也沒有收到銀稅的記錄。為了不打草驚蛇，乾隆秘密派江蘇巡撫彰寶火速前往揚州，跟尤拔世一起詳查此案，同時將前任兩淮鹽政普福押到京城由軍機大臣審問。
調查持續了二十天。六月廿五，彰寶初步查明，是之前的兩淮鹽政和鹽商勾結侵吞銀兩造成的。彰寶查出，這 22 年間，兩淮總共預提鹽引 496 萬餘道，其中 442 萬引需要交餘利銀，總額過千萬銀兩。而尤拔世之前的 4任鹽政均隱匿不報，以致戶部連這筆錢的影子也沒看到。無論何種情況，皇帝要求悉數追繳這千萬銀兩。
彰寶等辦案官員再次提審涉案人員，兩淮鹽商巨鱷黃源德、江春，前鹽政高恆、普福，前鹽運使盧見曾等悉數在列。當時鹽業專營，鹽政為肥缺，能當上鹽政必為達官顯貴。比如其中的高恆便是乾隆的皇貴妃慧賢的弟弟，案發前後已位居總管內務府大臣、吏部侍郎職位。乾隆將主要人員全部革職，陸續查封家產，令彰寶等逐人逐款查清，勢必搞個水落石出。
但接下來案件的審理並不順利。案件審理初期，涉案官員以各種理由推阻調查。鹽官方面並未獲得有力證據，鹽商在受審時也竭力為鹽官開脫。
乾隆連追八道諭旨要求徹查此案，但鹽商和鹽官儼然鐵板一塊，案件僵持。乾隆氣惱之下，慢慢轉變了策略。乾隆一方面在詔書中嚴厲警告鹽商：如果繼續執迷不悟，一旦查實將處重罪。“何必為普福狡展隱匿，甘心代人受過耶？”同時打出“感情牌” ，稱自己多次下江南，都是各位鹽商承辦諸事，自己感念在懷。
案情的轉折點在一個月後，皇帝恩威並施，最終將鹽商拉到朝廷這邊來。這一年七月，兩淮鹽商的身份由被調查人轉換成重要證人。自此皇帝實現了局勢的大逆轉。在鹽商的幫助下，朝廷掌握了鹽政官員的貪汙實據，最終成功瓦解兩淮鹽商和兩淮鹽官的同盟，使得兩淮預提鹽引虧空案得到徹查。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份，歷時三個月的兩淮鹽引案基本查清。雖然沒有統計具體的涉案人數，但從鹽商到地方鹽官再到中央大員，可以數出名字的就達二十餘人。最終認定高恆侵佔的數額為三萬兩千兩，普福為一萬八千餘兩。對兩人的判決稱，作為鹽政大員，任意把手伸向原本應歸公庫的銀兩，秋後處決。
其他大員如前任鹽運使盧見曾被判處死刑，大名鼎鼎的大學士紀曉嵐竟也受牽連，被革職發往烏魯木齊。因為紀曉嵐的長女嫁給了盧見曾的孫子，紀曉嵐獲知皇帝要抄盧家家產後秘密報信，結果被皇帝獲悉，一怒之下將毫無關涉的紀曉嵐也發配了。
值得一提的是，兩淮鹽引案為“綱鹽鹽引”的沒落埋下伏筆，但真正的改革是在六十多年後，即清道光十二年（1832），清政府為了消除鹽業“引商”們的暴利進而改革《鹽法》，改“綱鹽制”為“票鹽制”，對持有鹽引“窩本”的莊家與大戶課以“重稅”，新式鹽引被稱為“鹽票”，價格隨行就市，以此打破鹽業的壟斷與專營。
票鹽制的利害之處並不是取消了鹽商和引商對鹽引的壟斷，而是取消了行鹽地界，即“引岸”(也稱“赴岸”)限制，“招販行票，在局納課，買鹽領票，直運赴岸，較商運簡捷。不論資本多寡，皆可量力運行，去來自便”。該策實行後，鹽價“暴跌”，“楚西各岸，鹽價驟賤，民眾為之歡聲雷動”，顯見的效果是“打壓鹽價”，作為“莊家”的大戶鹽商則紛紛“崩盤”。
鹽商們交不起朝廷規定的重稅，又沒生意可做，於是家產被“抄”；屋舍園林，一律“罰沒”；家族子孫，流離失所，甚至外出乞討。“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紅樓夢》語)，正是當時十分真實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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