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黨委書記、院長、教授
楊光斌 著
本書命名為《中國政治認識論》，是筆者深有感觸的一種表述。世界上匪夷所思之事很多，比如，人們怎麼可以用一種觀念而一刀切地衡量歷史文化、文明基因完全不同的政體？難道這個世界又回到歐洲中世紀的一神教政治時代？對於任何一種政體而言，不同的視角都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流行的中國政治觀卻是冷戰時期形成的一套觀念體系，即以特定的“觀念世界”而對照中國，結果中國政治被認為存在合法性問題。以流行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來看，因為中國不是“黨爭民主”，中國的民主就不是民主。在世界大歷史和世界政治的維度與視野下研究合法性理論，發現中國政治體現了合法律性、人民性、有效性和正義性所構成的合法性。是一種最能體現人民民主的政體。深入考察其政治體制和決策過程，發現中國政治的民主性質很強、民主屬性很多，因此需要發掘中國政治的民主政治邏輯。
認識中國政治發展，需要兩大歷史維度：中國近代歷史的演進和比較歷史的視野，以此來看中國製度選擇的自然性與正當性。就中國歷史而言，當古老的“文明型國家”遭遇西方的“民族國家”衝擊而無所適從之後，中國如何再組織起來作為一個現代國家，而不像其他古文明如奧斯曼帝國一樣被肢解、被滅絕，各種政體都嘗試過了，從孫中山到袁世凱、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國民政府，都不管用。中國共產黨革命不但是奪取政權的過程，更是一個重新組織國家的漫長曆程，其中一個最偉大的組織化辦法就是通過群眾路線將底層人民組織起來，這無疑是不同於其他國家的一種政治發展道路。僅此而言，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的組織者的角色就值得國內外學術界花大力氣去研究，新建立的國家既不同於早發達的資本本位的國家，也不同於一般發展中國家僅進行民族解放而無社會革命的國家，甚至還不同於其他的依靠精英政黨而奪取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中國共產黨不但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組織起來的政黨，更是浸染著民本思想的政治組織；而且將傳統的民本思想制度化了，即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群眾路線。無論是階級政黨理論還是民族政黨理論，都不可能解釋中國共產黨，更別說美國式的選舉式政黨理論。這種“不同”，就是中國道路和政治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研究中國共產黨組織國家的大歷史，能夠發掘新的國家理論。
就世界大歷史視角下的比較政治發展而言，經過幾波次的“民主化浪潮”，世界上的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變得更像美國或者英國了，如菲律賓按照美國的總統制建立起政治制度，印度按照英國內閣制建立起政治制度，我國的臺灣地區也被捲入了“第三波”之中，還有被稱為“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結果如何呢？不僅如此，被當作普世價值的自由主義民主，已經讓西方國家自身不堪重負，才有英國脫歐公投的成功，才有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這些所謂的“黑天鵝”事件。今天，不但很多非西方國家的人們對於西式民主似乎有點談虎色變，就是美國特朗普政府也宣佈放棄所謂的“價值觀外交”，不再在其他國家搞所謂的“顏色革命”和軍事政變。在改革開放中，中國免不了受世界政治思潮的衝擊，但執政黨的自主性硬是渡過了一次又一次難關。細思極恐，如果中國也變成了普世價值俱樂部的一員，今天又會是什麼樣子呢？反事實法（所謂反事實法，就是與事實相反的假想思維）即其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巨型發展中國家的無效治理的命運，已經為中國道路證明。也就是說，如果中國沒有政治定力而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走上西式民主道路，中國的命運絕不會比其他國家更好。
因此，關於中國政治的認識論，首先是以中國大歷史和世界大歷史的視野認識中國的政治發展即政治道路，那種以一種觀念而衡量各國政體的流行做法，必須被拋棄。
其次，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民主認知。中國政治制度的民主性自不待言，而要更好地理解這一點，就要有一套民主話語體系。民主理論的表述，最忌諱階段性、政策性總結，那樣就變成了加掛火車皮越加越長，而且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意義遞減。作為政治實踐的理論化總結，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一定是基於社會科學研究的一般性、概念化表述。中國民主體現在政治發展道路、政治制度、政治過程之中，體現為國體的人民民主、政體的民主集中制和政道的共識民主，是一種“可治理的民主”。這是我所建構的關於中國政治的民主話語體系。當然，建構中國政治的民主話語體系，首先需要釐清流行的自由主義民主的基本問題。過去十來年本人研究領域的一個重點就是自由主義民主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先破後立，本書是建構中國民主話語體系的一種嘗試。
在比較政治的視野下認識中國政治，我們沒有理由自暴自棄。更堅定的政治信心首先需要理論自洽基礎上的理論自信，理論自洽則源自一套自主性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為此，社會科學中的很多基本範疇、基本概念，需要在傳統性、現實性和世界性的大視野中得到重新認識。只有理解中國大歷史和世界大歷史的演進，對於中國政治發展道路才能更加審慎地看待；中國政治制度由人民民主的國體、民主集中制的政體和共識民主的政道所構成，是一種“可治理的民主”模式。相對於黨爭民主所導致的無效治理乃至國家失敗，“可治理的民主”自然是可欲求的一種民主模式。
本著作中有的部分曾以論文成果形式發表，此次在其基礎上新寫了幾大部分，構成了我一直以來所追求的對中國政治的全景式、體系性研究，本書是我10年中國政治研究的集成性作品。過去關於當代中國政治的研究雖然散佈在不同的問題領域，但是我的研究或明或暗地貫穿著中國政治體系與政治過程這條主線。對於體系—過程的研究，無疑是一種帶有中觀色彩的宏觀性研究，而宏觀研究必然是一種如何看中國政治性質的認識論。
宏觀政治觀察的認識論與生活中的微觀政治可能不一致，又該如何看待這種“不一致”？社會科學研究不同於小說創作，小說作品更多的是作家個人對生活的觀察乃至個性化體驗，但是社會科學理論化工作者必須超越個體經驗層面，不但需要對無數的微觀生活乃至中觀案例進行理論抽象，更需要比較歷史的抽象。沒有這兩種抽象，即抽象的角度和抽象的能力，是很難做社會科學研究的。
本研究無疑基於一種護衛性而非基於某種理想制度的批判性——後者被西方學術界視為所謂的“學術標準”。其實，哪有什麼非護衛性民主理論呢？熊彼特—達爾—阿爾蒙德—薩託利等幾代人所建構的自由主義民主難道不是按照美國政治制度而有選擇性地建構起來的辯護性或護衛性理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結構現實主義甚至是一種去歷史事實的護衛既定國際秩序的一套修辭和辯術。關於中國政治的認識已經有太多的批判性作品，尤其是來自西方學術界的中國政治研究，因為它們用自己的觀念體系來對照中國，結果一百年來關於中國政治前途的預言一錯再錯，“中國崩潰論”已經崩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學者以自己的觀念來研究歷史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國政治，這樣就沒法理解中國政治的內在邏輯。一般性原因是，我們每個人都似乎熟悉的“政治”又實在太複雜，比如政治直接受到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制約，經濟、社會制度後面還有歷史文化和文明基因，而且政治自身還有自主性作用。這樣，理解“政治”至少有三個層次不同的維度：政治（包括制度和人）本身的自主性、經濟和社會制度的直接影響、文明基因的結構性約束。政治學雖然是一門最古老的社會科學，但關於“政治”的認識依舊很簡單，其複雜性有待發掘；需要複雜性理論的認識。
任何護衛性研究都與嚴格意義上的社會科學標準保持一定的難以避免的距離，重視的是“如何看”“怎麼辦”之類的馬基雅維利式的關懷。事實上，不能進入“政治”場域的“學”只能是坐而論道，這是“政治學”的學科規定性（治國理政）所決定的。本書主要是寫給對中國政治有現實關懷的人。
本護衛性研究是基於中國歷史研究和比較歷史研究而得出的一種思想信念，如果中國的政治發展偏離了以人民民主即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方向，那將不是人民民主理念的問題，也不是本護衛性理論自身的問題，而是政治自身出了大問題。正如本研究所論證的，反事實法已經反覆告訴了我們非西方國家實行自由主義民主的不堪局面和嚴重後果。當然，我們知道，利益影響甚至決定觀念，我的這種斷言無疑具有可爭論性，讓歷史告訴未來吧。
2017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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