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學與地圖學也得到了極大的推進，因為蒙古治世使旅行者們能夠更為容易且安全地橫穿帝國。每個旅行者的信息都建立在已知信息之上。例如，柏朗嘉賓顯然像與他同時代的很多人一樣，只知道耶路撒冷東部而不知道印度在哪裡。而馬可·波羅返回威尼斯的旅程是從中國到印度沿海再進入波斯灣。伊斯蘭世界的學者們是較為博學的，像志費尼、拉施特這樣的史學家或是像伊本·白圖泰這樣的旅行家提供的信息，促進了地圖上的空白的填補。他們的著作揭示出大量關於東亞許多地區的知識，令人印象深刻。儘管這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但隨著旅行者們揭露出一些神話傳說背後的真相，世上的妖魔鬼怪和奇異事物就越來越少了。魯布魯克對於長老約翰傳說的懷疑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當然，鑑於葡萄牙人最終在16世紀將長老約翰認定為埃塞俄比亞的統治者（Negus），說明有些人拒絕放棄一個美麗的故事。
當然，蒙古人在地理知識的傳播過程中也並不是消極的。蒙古人的軍事征伐及其建立的將整個帝國連為一體的驛站制度，直接促進了地理知識的增進。儘管蒙古人可能是在沒有藉助地圖的情況下設立了最初的驛站，但隨著他們擴張到蒙古草原之外，他們就需要依靠地圖來規劃最佳路線，以及保證驛站間距的統一。為了達到後一目標，技師們通過設置標記來測量驛站之間的距離，由此對空間距離與帝國的疆域有了更為切實的感受。
王權與正統的觀念也在蒙古帝國這個大熔爐中發生了變化。蒙古人崛起之後，對於中央歐亞的大部以及某些更遠的地區而言，成吉思汗的後裔才是擁有天命的、唯一真正合法的統治者。在遊牧地區尤其如此，因為蒙古人的成功和威望是無可爭議的。蒙古帝國分裂後，蒙古人修改了他們的正統觀。元朝統治者必須同時成為蒙古大汗和中國皇帝，而伊利汗則展現出波斯王統的一些外在象徵。合贊汗及其繼承者們偶爾會使用“帕迪沙”（Padishah）的稱號。那些後來皈依了伊斯蘭教的汗國也採用了一些伊斯蘭因素，不過蒙古的權力意識形態仍然是最具主宰性的因素。在伊斯蘭世界，前蒙古時代的模式仍然存在，但是蒙古的陰影非同小可。隨著阿拔斯王朝的覆滅，再也沒有人能夠自稱是普世伊斯蘭帝國的統治者了。對於馬穆魯克而言，他們自身通過弒君而奪取大權，由此得來的統治權難免底氣不足。他們只能緊緊抱住絕境中的蒙古人和烏里瑪成員，以尋求支持。不過在蒙古人的眼中，馬穆魯克仍然是篡位者，甚至是奴隸。
在後帝國時代，蒙古的意識形態仍然頗具影響力。明朝不必將自身的正統地位聯繫到蒙古身上，而是可以使用漢地傳統的方法，宣稱蒙古人失去了天命。在伊利汗國崩潰和蒙古人對中亞的統治力減弱之後，新興諸政權都利用了蒙古正統性的因素。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帖木兒與成吉思汗後裔的公主們結婚，將成吉思汗的三支後裔置於他的寶座之上，並且使用了“駙馬”的稱號。帖木兒的首要稱號為“異密”，而在更為宏大的場合則稱“吉星相會之主”（sahibqiran）。其他的突厥族群如奧斯曼和白羊王朝也保持著蒙古的模式，但將成吉思汗換成了顯赫的突厥祖先。
莫斯科公國也奮力控制一種蒙古遺產，它嘗試建立草原正統來對抗其定居鄰國。
蒙古人也影響了女性的政治參與及其對於藝術、科技和宗教建築的贊助。蒙古女性對於國家大事和忽裡勒臺大會的參與震驚了很多旅行者，他們對此做出了評論。來自基督徒、穆斯林和儒士的評論，顯然都對女性公然頒佈政府命令一事感到很不自在。在定居王國中，偶爾會出現活躍的女性統治者，而這在遊牧民族中則是不尋常的。成吉思汗後裔諸公主都擁有自己的封地，且參與其治理。她們作為哈敦會公開地向自己的丈夫提出建議，而在其他的伊斯蘭國家，在統治中發揮作用的女性也不會公開地這樣做。儘管從蒙古帝國終結一直到20世紀，女性直接參與政治與統治事務的情況減少了，但是蒙古帝國統治過的很多地區仍然延續了這一傳統。確實，受蒙古遺產的影響越強烈，女性就擁有越多的自由。帖木兒帝國及其繼承者們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因為那裡的女性仍然參與忽裡勒臺大會、主持公共儀式並攝政監國。遊牧社會中女性的地位相對平等，這決定了蒙古女性從蒙古帝國初期開始就在較大程度上相對公開地參與國家事務。儘管遊牧民族不是平等主義者，但其分工和生活方式要求女性能夠承擔與男性相同的工作，反之亦然。因此，蒙古女性在丈夫或父親缺席的情況下能夠習慣性地承擔起領導職責。儘管存在寡婦嫁給亡夫的兄弟或親屬的習俗，但是她也可以回絕這樣的提親。在後蒙古時代，遊牧民族的平等主義不再是唯一的因素。即使在朝廷和精英較為定居化的時候，女性仍然在朝廷中發揮著顯著作用。這可能與她們能為像帖木兒系這樣的駙馬君王提供合法性有關。公主們（即使是很多代之後的公主）的活躍地位維持了成吉思汗系紐帶的概念。非成吉思汗系的繼承者們發現，稱“駙馬”是宣示合法性的一種便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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