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与地图学也得到了极大的推进，因为蒙古治世使旅行者们能够更为容易且安全地横穿帝国。每个旅行者的信息都建立在已知信息之上。例如，柏朗嘉宾显然像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只知道耶路撒冷东部而不知道印度在哪里。而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的旅程是从中国到印度沿海再进入波斯湾。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们是较为博学的，像志费尼、拉施特这样的史学家或是像伊本·白图泰这样的旅行家提供的信息，促进了地图上的空白的填补。他们的著作揭示出大量关于东亚许多地区的知识，令人印象深刻。尽管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随着旅行者们揭露出一些神话传说背后的真相，世上的妖魔鬼怪和奇异事物就越来越少了。鲁布鲁克对于长老约翰传说的怀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当然，鉴于葡萄牙人最终在16世纪将长老约翰认定为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Negus），说明有些人拒绝放弃一个美丽的故事。
当然，蒙古人在地理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也并不是消极的。蒙古人的军事征伐及其建立的将整个帝国连为一体的驿站制度，直接促进了地理知识的增进。尽管蒙古人可能是在没有借助地图的情况下设立了最初的驿站，但随着他们扩张到蒙古草原之外，他们就需要依靠地图来规划最佳路线，以及保证驿站间距的统一。为了达到后一目标，技师们通过设置标记来测量驿站之间的距离，由此对空间距离与帝国的疆域有了更为切实的感受。
王权与正统的观念也在蒙古帝国这个大熔炉中发生了变化。蒙古人崛起之后，对于中央欧亚的大部以及某些更远的地区而言，成吉思汗的后裔才是拥有天命的、唯一真正合法的统治者。在游牧地区尤其如此，因为蒙古人的成功和威望是无可争议的。蒙古帝国分裂后，蒙古人修改了他们的正统观。元朝统治者必须同时成为蒙古大汗和中国皇帝，而伊利汗则展现出波斯王统的一些外在象征。合赞汗及其继承者们偶尔会使用“帕迪沙”（Padishah）的称号。那些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汗国也采用了一些伊斯兰因素，不过蒙古的权力意识形态仍然是最具主宰性的因素。在伊斯兰世界，前蒙古时代的模式仍然存在，但是蒙古的阴影非同小可。随着阿拔斯王朝的覆灭，再也没有人能够自称是普世伊斯兰帝国的统治者了。对于马穆鲁克而言，他们自身通过弑君而夺取大权，由此得来的统治权难免底气不足。他们只能紧紧抱住绝境中的蒙古人和乌里玛成员，以寻求支持。不过在蒙古人的眼中，马穆鲁克仍然是篡位者，甚至是奴隶。
在后帝国时代，蒙古的意识形态仍然颇具影响力。明朝不必将自身的正统地位联系到蒙古身上，而是可以使用汉地传统的方法，宣称蒙古人失去了天命。在伊利汗国崩溃和蒙古人对中亚的统治力减弱之后，新兴诸政权都利用了蒙古正统性的因素。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帖木儿与成吉思汗后裔的公主们结婚，将成吉思汗的三支后裔置于他的宝座之上，并且使用了“驸马”的称号。帖木儿的首要称号为“异密”，而在更为宏大的场合则称“吉星相会之主”（sahibqiran）。其他的突厥族群如奥斯曼和白羊王朝也保持着蒙古的模式，但将成吉思汗换成了显赫的突厥祖先。
莫斯科公国也奋力控制一种蒙古遗产，它尝试建立草原正统来对抗其定居邻国。
蒙古人也影响了女性的政治参与及其对于艺术、科技和宗教建筑的赞助。蒙古女性对于国家大事和忽里勒台大会的参与震惊了很多旅行者，他们对此做出了评论。来自基督徒、穆斯林和儒士的评论，显然都对女性公然颁布政府命令一事感到很不自在。在定居王国中，偶尔会出现活跃的女性统治者，而这在游牧民族中则是不寻常的。成吉思汗后裔诸公主都拥有自己的封地，且参与其治理。她们作为哈敦会公开地向自己的丈夫提出建议，而在其他的伊斯兰国家，在统治中发挥作用的女性也不会公开地这样做。尽管从蒙古帝国终结一直到20世纪，女性直接参与政治与统治事务的情况减少了，但是蒙古帝国统治过的很多地区仍然延续了这一传统。确实，受蒙古遗产的影响越强烈，女性就拥有越多的自由。帖木儿帝国及其继承者们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那里的女性仍然参与忽里勒台大会、主持公共仪式并摄政监国。游牧社会中女性的地位相对平等，这决定了蒙古女性从蒙古帝国初期开始就在较大程度上相对公开地参与国家事务。尽管游牧民族不是平等主义者，但其分工和生活方式要求女性能够承担与男性相同的工作，反之亦然。因此，蒙古女性在丈夫或父亲缺席的情况下能够习惯性地承担起领导职责。尽管存在寡妇嫁给亡夫的兄弟或亲属的习俗，但是她也可以回绝这样的提亲。在后蒙古时代，游牧民族的平等主义不再是唯一的因素。即使在朝廷和精英较为定居化的时候，女性仍然在朝廷中发挥着显著作用。这可能与她们能为像帖木儿系这样的驸马君王提供合法性有关。公主们（即使是很多代之后的公主）的活跃地位维持了成吉思汗系纽带的概念。非成吉思汗系的继承者们发现，称“驸马”是宣示合法性的一种便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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