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5月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俄羅斯的《俄羅斯報》發表署名文章，文中讚揚了參加蘇聯衛國戰爭的中國少將唐鐸：“中國飛行員唐鐸作為蘇軍空中射擊團副團長，鷹擊長空，在同法西斯軍隊的空戰中屢建戰功。”唐鐸成為習主席講給全世界的“20個小故事”的主人公之一。
惟一獲得蘇聯列寧勳章的中國將領、惟一飛越莫斯科紅場的中國人、就讀蘇聯軍校最多的中國將領、在蘇聯獲得軍銜最高的中國將領，娶了前蘇聯籍的烏克蘭妻子，有一對英俊的混血兒子，回國後作為開國少將成為創辦哈軍工的元老……唐鐸的傳奇一生，可以說是中俄友好的縮影。陳賡大將如此評價唐鐸：“其資歷之深、學問之好，軍人素質之規範，不僅是軍事工程學院難得的人才，也是全軍可數的將才。”
今年恰逢中俄建交70週年，4月5日又是唐鐸將軍115週年誕辰，本報記者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遠在美國的唐鐸小兒子唐瓦加。
歐洲戰場上的中國面孔
1904年，唐鐸出生於湖南農村，小學時與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在同一個校園，很早就接觸到進步思想。從參加五四運動到留學法國，再到去廣東學飛行，唐鐸一直沒有放棄對革命理想的追求。
1925年唐鐸被派往蘇聯，先後就讀於五所軍校。1926年，唐鐸在莫斯科旅歐支部加入中國共產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唐鐸拒絕為南京政府服務，選擇留在蘇聯繼續學業。
1933年，唐鐸成為蘇聯空軍中尉，同年在紀念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16週年大閱兵中，作為長機飛行員飛越莫斯科紅場，接受了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的檢閱。1944年6月，唐鐸駕駛二戰期間最好的對地攻擊機蘇制“伊爾-2”，作為副團長指揮蘇軍與希特勒的德國中央集團軍群血拼。回憶起那段崢嶸歲月，唐鐸曾說：“每次起飛關上機艙蓋時，誰也不知道是否還能飛回來。可是一旦飛上藍天，就只有一個心願，揪住‘卐’字號飛機，拼命也要幹掉它。”在戰役最激烈時刻，唐鐸創下了一天6次放飛出擊的空戰紀錄。凱旋後，唐鐸獲得了包括蘇聯國家級最高榮譽勳章——列寧勳章在內的多項榮譽，並晉升中校軍銜。
洋軍裝，中國心
從21歲到49歲，唐鐸把最寶貴的青春奉獻給了世界反法西斯事業。“我父親已經沒有了湖南人吃辣的習慣，跟著蘇聯部隊伙食走，口味都變了。”唐瓦加說。
長年的異國軍旅生涯也讓他的個人問題一度被耽擱，直到1943年，他遇到了同一辦公樓的瓦爾瓦拉·伊萬諾芙娜·戈妮娜。在戈妮娜姐姐的撮合下，兩人墜入愛河，1945年結婚。此後三年，他們的兩個兒子唐維佳、唐瓦加相繼出生。
新中國成立後，唐鐸更加迫切地表達了想要回國效力的心願，可是蘇方不太捨得放人。在劉少奇、周恩來、劉亞樓等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幾經周折，唐鐸終於在1953年回到了祖國。
在北京，唐鐸受到朱德元帥的親切接見，此時，唐鐸已經確定將協助陳賡大將創辦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唐瓦加說：“當時朱老總特地跟陳賡院長說，學院要多關心一下唐鐸同志的愛人，第一次來到中國生活，恐怕要慢慢適應，有困難學院要幫忙解決。”
“飛將軍”亮劍
唐鐸被任命為哈軍工一系——空軍工程系主任。1953年5月12日，唐鐸與蘇聯專家顧問團一起乘車前往哈爾濱。在車上他與蘇聯軍校的昔日同窗——顧問團首席顧問奧列霍夫將軍重逢，兩人都備感親切。在此後幾年裡，他們精誠合作，共同為哈軍工的創辦鞠躬盡瘁。現在，在哈爾濱工程大學的校園裡還矗立著奧列霍夫將軍的銅像，並以他的名字命名了那個廣場。
唐鐸到哈軍工後，以最快速度創建了航空工程、航空兵器、飛機特種設備等六個專業，領導創建了我國第一個高水平的能保證飛機設計研究進行定量測試分析的實驗室，後來又創建了第七科——導彈和原子防護專科，填補了國防教育事業的空白，為我國空軍和兩彈一星人才培養做出了開拓性貢獻。他曾無限憧憬地說：“希望你們中間將來能出一兩個‘米高楊’米格飛機總設計師。”學生們沒有辜負唐鐸的期望，一系學員後來大多成長為我國航空戰線上的中堅力量，三期學員宋文驄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成為我國殲10飛機的總設計師，他曾回憶：“在哈軍工學習期間，我特別崇拜從蘇聯回國的系主任唐鐸少將。他長期堅持長跑、游泳、洗冷水澡，一年四季不斷，即使在哈爾濱冬天零下40度的嚴寒天氣裡，50多歲的唐鐸照樣堅持。那時候，我就跟著他參加了上述運動，並堅持到現在。”二期學員姚職中回憶說：“一開始赤膊跑，洗冷水浴，我們都不習慣，怕感冒。在唐鐸帶領下，堅持了一段時間以後就習慣了，身體也強壯了。”
唐鐸的另一個特色是一絲不苟，軍紀嚴明。一系教員張慰茹回憶說：“唐鐸將軍給我的印象是氣度不凡。他無論是站立還是行走總是腰板挺直，讓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在部隊受過嚴格教育、訓練有素的軍人。他身穿的呢制服總是筆挺的，皮鞋擦得錚亮。”有一次全系開會，有個班級遲到了，唐鐸很生氣，班長小聲嘀咕：“就一分鐘。”唐鐸聽見了，大聲說：“你知道一分鐘飛機能飛多遠嗎？你知道一分鐘戰場上能有多大變化嗎？”多年以後，學員陶光孟已經是一家航空動力公司的總經理，唐主任的教誨依然刻骨銘心，同事對他的評價是：30年來從來沒見他遲過一次到。
在兒子唐瓦加記憶裡，父親從不在家中談工作的事，但有一次例外。“當時哈軍工有個捕魚點，父親回家說，有人貼了他的大字報，說他佔小便宜，在捕魚點吃完飯沒交糧票就走了。我聽了很生氣，說我們去還不跟串門似的？不就吃了魚嗎？加點兒大米飯。我父親說糧食是有定量的，你不交糧票，人家定量就少了。我已經把咱們3個人的糧票交給了食堂，讓他們轉交。”
唐鐸在哈爾濱還避免了兩次災禍的發生。唐瓦加說：“一次是我們和蘇聯專家坐了遊艇郊遊，有人到了後就在江裡游泳。這時父親聽見有人在用俄語喊救命，當時她已經游出很遠了，岸上只有父親懂俄語，他趕緊告訴警衛救人，警衛邊跑邊脫衣服，將已經筋疲力盡的蘇聯專家夫人救了回來。還有一次我們和蘇聯專家看電影時突然斷電了，放映員大喊起來：‘膠片起火了！’現場只有我爸聽得懂中文，他趕緊跑出去告訴警衛，走廊盡頭很快架起了水龍頭，火勢得到了控制。”
“洋娃娃”的哈爾濱趣事
初來哈爾濱，一家四口先是住在國際旅行社，然後住進了大直街110號。唐瓦加回憶說：“我們家受到特殊照顧，給配了專車，房子在大直街和國民街交界的位置，更接近市中心。”唐瓦加回憶說，那是一所日本人蓋的小平房，院子裡有漂亮的丁香樹和核桃樹。“那時秋林公司賣一種沙丁魚罐頭，法國產的，很好吃。那兒的奶酪也不錯。”到哈爾濱的頭兩年，唐瓦加和哥哥依然生活在俄語環境之下。“平時我們主要是在‘大和旅館’，就是現在的龍門貴賓樓同蘇聯專家的孩子一起玩，‘大和飯店’是蘇聯專家的專用宿舍，有一個排的軍人專門負責警衛。經常會放俄文電影，週末有舞會，重大節日有酒會。母親常去‘大和旅館’打飯，廚房在地下室，像個大車間。有時她沒空，就把要買的菜品寫在紙條上，讓警衛員捎給廚師，廚師中很多人都能看懂俄文。那兒的西餐，比我媽做得還好吃。”
兩年後，唐瓦加到了上學的年齡。“父親說既然回中國了，你們得會說中文啊，於是把我們哥倆兒全送進了建軍小學。我哥慘了，他之前念蘇僑小學，直接插班到三年級，老師的中文授課他一句聽不懂，老師把他送到一年級跟我坐一起，後來暑假專門請了個家教。”從一年級起步的唐瓦加，比哥哥順利些，但也鬧出了不少笑話。“我父親去找校長，說兩個孩子中文不好，多督促一下。結果學校真下功夫了，經常讓我念課文。別人幾分鐘就唸完的課文，我冒著汗磕磕巴巴唸了45分鐘，同學們被我耽誤得啥也沒學著，現在都覺得對不住大家。我後來能夠在美國大學裡教中文，得益於當年建軍小學師生對我的關照，我的中文是他們給的。”中文熟練後，唐瓦加哥倆兒成了母親的翻譯。“有一次母親請行政助理夏璟幫忙買一種食品，我們按字面意思翻譯成‘小金豆豆’，夏璟不明白，給我爸打電話，我爸說是‘粟’，還是一頭霧水，又去問司機，司機說自己一天前從食堂帶來一小盆熱乎乎的小米粥，唐夫人全家人都愛喝。夏璟哭笑不得，立刻幫我母親買回了小米。”
“父親對我們的引導主要體現在體育鍛煉方面，還特意在院子裡給我們安了單槓。我哥上中學時在市裡的速滑比賽中拿了名次，我受到鼓舞，也鬧著要比賽，父親就帶我去秋林公司買了雙速滑鞋。從此我每天起早和父親一起做操、跑步、打太極拳，後來參加學校集訓，到1962年全市比賽，我就相當厲害了，包攬了少年乙組從500米到3000米以及全能的全部冠軍。當年的全國比賽，我還拿到了500米冠軍。因為長得像母親，我當時出去比賽挺招人喜歡，名將王金玉還幫我磨過刀呢。”唐瓦加說，“上大學那年我已經30歲，依然獲得了全校速滑冠軍，父親也到現場給我助威，這在當時的家長中是不多見的。”
心繫第二故鄉
1964年，根據組織安排，唐鐸調離哈軍工，出任遼寧大學副校長，一系的領導、同事都來送行。唐瓦加說：“父親覺得應該向松花江告個別，於是我們臨時變向，上火車前先去江邊轉了一圈。”
戎馬倥傯的唐鐸將軍，一生經歷過很多坎坷。在蘇聯，他被當做日本特務抓進過監獄；回國後，他在文革中又被當做蘇修特務入獄7年。“父親從來不抱怨，出來後他說的第一句話是：真誠地感謝黨弄清了我的問題。”
唐瓦加說，父親平反後很快恢復工作，擔任遼寧省政協副主席。1983年逝世，享年80歲。母親一生沒有改變國籍，作為遼大講臺上的志願者，義務為同學們講授俄文。2004年去世，被中國媒體譽為“蘇聯紅軍老人”。
唐瓦加於1978年考入遼大俄語系，1990年攜妻兒赴美，後在丹佛大學教中文。兒子事業不錯，在華爾街工作多年，妻子是菲律賓人，跨國家庭的傳奇仍在繼續。“如今，我越發覺得父親重視孩子身體鍛鍊是非常正確的，我們老年人在一起不比別的，就比誰的身體好。”
古稀之年的唐瓦加依舊神采飛揚，經常不遠萬里回國，參加和父親有關的紀錄片錄製以及慶祝世界反法西斯勝利的活動。2013年，唐瓦加回哈參加小學同學聚會。“幾十年沒見了，大家還是那麼親切，他們還記得我當年讀課文鬧的笑話，把‘真棒’讀成‘真棍’，大家還像小時候那樣，笑作一團。” 本報記者 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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