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 赵桢
北宋庆历三年（1043），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珠而已，但是一滴水珠也可以见出太阳，见出历史风云，见出世事百态。这一年，在历史舞台上“钜公辈出”，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越发地显出真切的面目来。
这一年，江山社稷重任一肩挑的宋仁宗面临着诸多棘手问题：土地兼并严重，官僚队伍庞大，财政危机加深，士卒饥民暴乱，辽和西夏威胁黑云压境。为了解决内乱外患等积弊，宋仁宗急需一场革命，“先天之下忧而忧”，有担当精神的范仲淹进入了他的政治视野，成为委以改革重任的首要人选。
九月，宋仁宗颁布手诏，点名要求范仲淹、韩琦、富弼陈奏闻可以实行的“发世急务”，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范仲淹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部分地为宋仁宗接受推行，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
改革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一场政治的博弈，纵观中国历史，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利益争夺使每一次改革都充满明争暗斗、血雨腥风。“庆历新政”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保守派顽强的反对，“朋党”是反对派挥舞的大棒，他们诬陷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搞小圈子利益，图谋架空皇上，要求皇上罢黜革新派。
改革派如何回击，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改革派的中坚力量之一，欧阳修面对“朋党”舆论的构陷，奋笔疾书，写下了议论风发的宏文《朋党论》，向皇帝奏陈“小人无朋”和“君子有朋”的道理，划清小人和君子之朋党的界限，提出小人结为朋党误国害民的论点，肯定君子结为朋党的正面作用，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结成朋党，而在于辨别是什么人结成什么性质的朋党，建议皇上“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欧阳修是历史上第一个为朋党正名的人，不过，他对朋党的认识还是没有跳出君子小人之辩的传统儒家思想樊篱。
所谓“伪朋”与“真朋”的对立，实质上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借口。可是在皇帝看来，不管是伪朋还是真朋，不管是小人党还是君子党，无非是拉帮结派的利益共同体，是好是坏并不以小人和君子来分，而是以是否有利于自己来区分。
皇帝亲近小人党，可得吹捧之乐，得贿赂之实，得渔利之美，但容易落得个亲小人、远贤能的恶名，容易激起刚直之臣和下层民众的反对，一意孤行的结果，轻则祸国殃民，重则江山不保。因此，亲近小人党要有个度，一旦于己不利时，就借“清君侧”之机拿小人党去当祭品。
皇帝亲近君子党又如何呢？皇帝可能会博得一个明君的好名声，但时时被纠正，处处被“监视”，也是烦不胜烦的。皇帝固然要倡导仁义礼智信，孰不知这些是用来要求臣民的，而不是要作茧自缚的。君子党正直不邪，难以明了这些道理，所以拿来匡臣民，也匡君主，结果虽然国泰民安了，可皇帝得名不得利，过得并不潇洒，一旦讨厌了这种生活，就会借小人党之手将君子党扫地出门。
因此，不管是小人党，还是君子党，在皇权专制之下，都是皇帝利用的“走狗党”。皇帝希望君子和小人对立地存在，希望君子和小人不断打架，好让他从中调解，掌握裁决权、主动权，此一时亲小人党，彼一时亲君子党，历史就在这种摇摆之中颠簸前行。
当然，皇帝希望君子党和小人党对立地存在，并不意味着希望他们做大做强，皇帝对大臣结为朋党是很有戒心的，害怕权臣拉帮结派，扩张扶植私人势力，架空自己；害怕武将功高震主，变成尾大不掉的隐患，危及自己。眼见了唐代牛李党争造成的祸害，心有余悸的宋代君主们对“朋党”、“党争”都极为敏感。
有了前车之鉴，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明令禁止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改革派果真如保守派所说的搞“朋党”，既触犯了先祖定下的老规矩，也直接戳到了宋仁宗的痛处，他岂能坐视不管。
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就被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支持新政的欧阳修等人也被贬官到地方任职。已经颁行的新法被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草草收场。
有人认为“庆历新政”的失败是保守派反对，改革派内部分纷争（范仲淹与韩琦政见不同）的结果，其实不然。鉴于武人乱国的史实，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了恩养士大夫的国策，士大夫是宋朝的政治根基。
可“庆历新政”中的诸多措施，如“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无论是裁汰不称职的官员，限制官员子弟荫补职位，还是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都在动摇北宋的统治基础——士大夫阶层，触及皇室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改革失败（废止）的根本原因。
换句话说，专制皇权之下，改革一旦改到皇帝自己的头上，要皇帝革自己的命，得有多大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勇气才能“天纵英明”？倘若现状还可以勉强维持下去（何况宋夏和议已成定局，兵民骚乱已平息，宋仁宗所面对的燃眉之急已解），就只好踩刹车，改革注定要“锐之于始而不究其终”，这是一个历史的死结，是那个历史中的人、专制皇权制度下的人无法解开的。
来源：廖保平的思想国（ID：sixiangguo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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