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岱
公元1571年5月21日，那是一個可以載入中國歷史的日子。
昔日的沙場得勝堡（今大同北）彩臺高築，在鼓樂聲中，明朝大臣宣讀隆慶帝“視華夷為一家，恆欲其並生於宇內”的聖旨，阿拉坦汗奉上貢市表文，對天起誓：“新生孩子長成大漢，馬駒長成駿馬，永不犯中國。”隨後，明廷敕阿拉坦汗等蒙古六十多人不同官職，阿拉坦汗被封為順義王。當場公佈了雙方簽訂的信守和平、禁止攻掠和開關互市的十三條款。沒有多久，長城沿線西至延寧、東至宣大，開放了互貿市場。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隆慶和議”。隆慶和議順應歷史潮流，符合蒙漢各族人民願望，使草原和中原保持了60多年無戰事的和平。長城內外“三陲晏然，一塵不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息烽而安枕”。
明朝歷時276年，這期間有兩件與敕勒川有關的大事件都已載入史冊，這就是土木之變和隆慶和議。如果說土木之變傷及明王朝之表裡，成為中原王朝之痛，那麼隆慶和議則是蒙漢各族人民之幸，實際上使得草原和中原實現了“和平統一”，成為中華民族史上的千古佳話。
講到清代的敕勒川，不能不提及的是在中國近代史上對經濟社會發展影響深遠的“走西口”。近代歷史上，華夏民族有過三次移民高潮，一次是廣東、福建的“下南洋”，一次是冀魯豫一帶的“闖關東”，一次便是晉陝冀一帶的“走西口”。
所謂“西口”，指的是今山西省右玉縣的殺虎口。明清時期，長城大小關口與堡城不下兩千餘處，明代設九邊重鎮掌控關口要塞。清代在長城沿線設五路驛站，即殺虎口、張家口、古北口、獨石口、喜峰口驛站，使長城關口地位得到提升。人們習慣把張家口叫作“東口”，殺虎口叫作“西口”。明代的西口因長城內外矛盾激化，原叫“殺胡口”，到清代，民族矛盾緩和，改稱“殺虎口”。走西口，即過長城、出口外，來到蒙古草原。第一站就是敕勒川，因為敕勒川緊鄰晉陝冀的長城邊上。
阿拉坦汗銅像
早在阿拉坦汗時期，為了應對明朝的經濟封鎖，阿拉坦汗制定了吸引招徠漢族人口到敕勒川來務農的政策。一些在口內的貧苦農民和脫逃的軍丁紛紛越界進入蒙地，阿拉坦汗發放牛羊、帳篷，給予土地讓他們安家落戶，這些冒著生命危險投奔來的口內漢人，生存狀況很快得到改變，安土忘歸、樂不思蜀。
清朝初年，清政府征戰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以歸化、綏遠為中心的敕勒川成為軍需物資的供應和轉運基地。康熙御駕親征，就是從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出發的。為解決軍需糧草和物資需求，清廷招募口內農民進入敕勒川務農墾殖，戶部印發“票照”，持票耕田。初期，墾荒農民“春來秋回”，一年耕作完成即返回原籍，被稱為“雁民”。後來，隨著出塞禁令的寬緩和廢弛，內地農民大量湧入，定居者也逐漸增多。
尤其是災荒年月，生活無著的內地農民背井離鄉，“走西口”成為尋找活路的唯一途徑。流傳於晉陝蒙冀的二人臺小戲“走西口”，說的就是山西遭到旱災，一個青年農民由於生計所迫，在新婚不久遠走西口的悲涼悽苦的故事。我的祖上就是那個時候逃荒到敕勒川落腳的。據記載，康熙五十年，土默特右翼旗水澗溝門一個村已有居民千餘人，墾田百頃，善岱等八村約有26667公頃牧地開墾。敕勒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加之口內農民吃苦耐勞，農業連年豐收，敕勒川成為清王朝的塞上糧倉。雍正曾批奏摺稱：“歸化城土默特地方，年來五穀豐登，米價甚賤，應自歸化城購買米石，從黃甫川界黃河運至內地。”到乾隆年間，光土默特右翼旗的耕地就達6萬頃之多，歸化、薩拉齊、和林格爾、清水河四個廳各建有一座可盛3萬石糧食的官倉。
清代，旅蒙商駝隊
“走西口”移民的到來，帶來內地的耕作技術，也帶來中原的文化，敕勒川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首先是原來單一的遊牧經濟被又農又牧、農牧結合的新經濟代替了。豐富的農產品加上原來的畜牧業產品，使得物資大大豐富，民眾的收益也大大增加。口內人的生活習俗也帶動了當地民眾生活方式的改變，逐水草而遷的牧民們開始定居，中原地區的房舍代替了千百年來隨走隨遷的氈包帳篷。餐桌上單一的牛羊肉、奶酪增加了五穀雜糧的食物，粗糙的皮毛衣服加之以棉布、綢緞面料變得漂亮多彩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加，昔日的荒原上出現了一處處新建的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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