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紅燈記》，是樣板戲中的樣板。
中國經典名片《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已經成為廣大觀眾耳熟能詳的老電影，影片讓觀眾記住了驚險，曲折的故事情節，還有著名的演員馮喆、項堃、張瑞芳、白穆和孫道臨、陳述……但是，不同年齡層的熱心影迷們，更不應該忘記這兩部影片的編劇——沈默君。
浩然一頌《自有後來人》
沈默君
1938年，沈默君參加新四軍二支隊政治部火線劇社，開始了藝術生涯。1951年，沈默君同沈西蒙、顧寶璋三位部隊作家一起，根據我軍奪取山東孟良崮戰役偉大勝利的真實戰例，聯合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南征北戰》，獲得華東軍區創作一等獎，並於第二年由上影拍成故事片。1953年，沈默君獨立創作的《渡江偵察記》，獲得文化部和華東軍區創作一等獎，也被上影搬上銀幕，又獲得1949—1955年文化部表彰的優秀國產影片一等獎。1954年，沈默君調任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創作室擔任電影創作組組長，並於1957年與著名劇作家黃宗江合作了電影劇本《海魂》，獲得了1958年文化部全國電影劇本創作三等獎，再次由上影的著名演員趙丹、崔嵬(北影)、劉瓊、高博、王丹鳳、康泰聯合主演，拍攝成電影。
一個“三連冠”，沈默君出眾的創作才華，雖然贏得了軍內外的一致喝彩和認可，然而卻為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局，由此而過早摧毀了一個頗有才華的劇作家的創作和政治生命。1957年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運動在全國開展，沈默君連自己也不知因為什麼原因，就被劃為“右派分子”，而被勒令脫下軍裝，遣送到北大荒軍墾農場進行勞動改造。
1959年建國十週年大慶之際，電影界正忙於趕拍眾多的獻禮影片。在東北遼闊的大地上，長影一個攝製組在外景地的取景中，意外發現了沈默君。長影廠的領導求賢若渴，多次積極地將他的情況向上級申報，終於在1961年底，沈默君結束了長達四年的流放，摘掉了壓在頭頂的“右派帽子”，但仍然以繼續觀察、以觀後效的“監管對象”身份，首先被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借調到哈爾濱去搞文學創作，隨後又如願地於1962年5月來到了長影。
在長達4年的北大荒流放生活中，沈默君在東北的許多地方，收集了大量的反映東北抗日聯軍和革命民眾對敵英勇鬥爭的故事。其中一位老“北滿抗聯”講述的一位交通員的故事，競讓他激動不已，難以忘懷。事情的過程是在東北最殘酷的抗日戰爭中，一位“北滿抗聯”的交通員，千里迢迢、風餐露宿，從邊遠的黑河來到哈爾濱送情報。他按事先的佈置住在道外區的一個小客棧裡，可是到了規定時間，前來接頭的人卻遲遲沒來。他耐心地等著，可是一連三天，仍然不見接頭人。這時，交通員帶著的錢都已經花光了，但是嚴格的組織紀律和神聖的使命在身他又不能片刻離開接頭地點。於是，這位可敬的交通員忍飢挨餓地整整在小客棧的炕上昏睡了四天第五天，當他已經奄奄一息，即將耗盡殘存的生命之時，才終於盼到前來接情報的人。這樣一段小故事，在沈默君的心頭留下了很深很深的痕跡，他立志一定要重操舊業，創作出一部熱情歌頌這些“北滿抗聯”英雄事蹟的劇本來。
當時長影以執導《我們村裡的年輕人》《劉三姐》而聲譽鵲起的著名導演蘇里，對沈默君的創作才華非常欣賞，很想讓沈默君為他寫一個電影文學劇本，於是，蘇里拉上同廠的導演尹一青，同沈默君一起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天天琢磨本子。大家約定，未來劇本的主題主要反映“北滿抗聯”英雄們可歌可泣的光輝業績。不過面對浩如煙海的革命鬥爭題材，一時又難以找到一個最有吸引力的切入點。尹一青很是苦惱。一天，他一邊冥思苦想，一邊自言自語：“如果能設想一家人沒有血緣關係，但是由於鬥爭需要而組合成一家，這樣就把家庭親情和革命的利益，給很好的結合在一起了…”沈默君聽了，茅塞頓開，那留存在心坎裡的地下交通員的真實故事，一下子浮現在腦海裡，形成了異常清晰的創作思路。於是，沈默君再一次整理思路，逐一列出人物的性格特徵、故事的發展脈絡，並借鑑傳統戲曲《趙氏孤兒》中的具體情節，不到兩個月時間，便同羅靜一起完成了《革命自有後來人》的電影文學劇本，併為它另外起了一個名字《紅燈志》，既直接緊扣了影片以一盞鐵路工人在巡道時所常用的紅燈作為秘密聯繫信號的生動細節，又宣揚了在革命鬥爭中以紅燈照亮前進道路的主題寓意，此外，他們還另取《三代人》一名以備用。
電影文學劇本經修改後，在1961年9月的《電影文學》上以《革命自有後來人》發表。當時沈默君的“右派”帽子剛摘掉沒多久，所以，他處處小心，在編劇署名上以“遲雨”為筆名，刻意隱瞞了真實姓名，劇本的情節， 完全符合當時政治和時代的要求，中心線索是以東北某地為背景，通過一家沒有血緣關係的祖孫三代人，為完成上級交派傳遞密電碼的任務而英勇鬥爭、前仆後繼，熱情歌頌了在抗日戰爭期間無數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為了革命事業，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而換取中國革命鬥爭最後勝利的偉大主題。
1963年．電影劇本公開發表後，許多熱心讀者紛紛來信要求李鐵梅不能死，應作為革命的後代堅強地與日寇英勇鬥爭下去，這樣才契合《革命自有後來人》的劇名意義。沈默君隨後又進行了修改，待第四稿將結尾更改為李鐵梅與柏山的游擊隊匯合，並徹底消滅前來追趕的日寇的光明結局後，上報文化部審查獲得批准拍攝影片。然而，本已十分鐘意這個題材的蘇里，因在同一年奉命要投拍早在4年前就曾經在社會上產生過轟動效應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的續集，故長影另派於彥夫執導該片。
在《自有後來人》中，李玉和常常偷著喝口酒。
電影《自有後來人》中，李奶奶和鐵梅。
接手後，於彥夫首先將劇名稍加改動。他借鑑金山導演將話劇《紅色風暴》改編成電影后，有意去掉太直露的“紅色”的先例，也去掉了該劇本同樣是太過於直露的“革命”兩字。影片由初上銀幕的青年女演員齊桂榮扮演李鐵梅，北影著名演員趙聯飾李玉和，李奶奶則由在建國初期頻頻上鏡的知名演員車毅擔任，著名演員印質明開拓戲路，一改常常扮演公安人員的勇武形象，而第一次出演反派角色——叛徒王連舉；日寇特務頭子鳩山由老演員韓焱扮演。
在最早的電影劇本中，李玉和一家三口壯烈犧牲了。
影片公映後，一家三口人卻本不是一家人的傳奇故事，首先吸引住了廣大觀眾的視線，而且曲折動人的故事，再加上把家庭親情的描寫融匯到革命鬥爭的大洪流之中，這在廣大觀眾中間迅速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可貴是．無論是編劇還是導演在表現英雄人物形象中．並沒有刻意去描寫共產黨員李玉和不食人間煙火的“壯舉”，而是真實描寫了他作為一個普通的鐵路工人以職業為掩護，秘密從事地下工作的生活，特別是用了一定的細節來描寫他嗜酒，有經常偷偷喝酒的習慣。當然．喝酒的細節在影片中也有重彩濃墨的大力渲染那是在李玉和被捕時，他接過李奶奶遞來的壯行酒，一飲而盡，而在鳩山的酒宴上卻滴酒不沾，拒絕腐蝕和拉攏，從而很有深度地表現出一個有血有肉、個性突出、愛憎分明的共產黨員的光輝形象。
各類戲劇形式全面開花
1963年，隨著《自有後來人》在全國的隆重上映，一股《自有後來人》的“電影旋風”越刮越烈，街頭巷尾，機關廠礦，人們都興致勃勃地談論著這部電影。哈爾濱市京劇院緊緊抓住熱點，由史玉良、王洪熙、於紹田三人共同執筆，迅速將其改編為現代京劇，並恢復了原來的名字《革命自有後來人》，由史玉良擔任導演，著名京劇演員雲燕銘扮演李鐵梅，梁一嗚扮演李玉和，趙鳴華扮演李奶奶。
京劇在當地公演之後，一氣演出100多場。1963年6月周恩來總理陪同朝鮮貴賓訪問了黑龍江省哈爾濱京劇院為貴賓舉行了《革命自有後來人》專場演出，博得了朝鮮貴賓的熱烈掌聲。雲燕銘扮演的李鐵梅，扮相甜美，唱功紮實，富有激情人物性格發展掌握得很有分寸。演出結束後，周總理親自趕到後臺對演員們逐一進行表揚，雲燕銘深受鼓舞，一時也想不起用什麼禮物來贈送給周總理作為留念。周總理笑著對雲燕銘說：“你手上拿著的劇本，不正是最好的禮物嗎?”雲燕銘趕緊把演出本遞到周總理的面前，並懇切請他多提寶貴意見。時隔不久，周總理果然從北京給雲燕銘寫來了一封長信，他除了對這出京劇反映東北人民在抗日鬥爭的英勇壯舉表示十分讚賞之外，還另外講到已經把這個現代京劇的劇本，交給了當年曾在東北進行革命工作的劉少奇主席，並轉達他閱讀之後所提出劇本的修改意見劇中“李鐵梅通過土炕摸到鄰居家”的細節．要再深人生活，進行一番認真仔細地推敲。這個細節在電影中並沒有出現，而在京劇中只是通過舞臺的道具和情節來設計的一個很細小的動作。因為劉少奇早年從事革命工作，曾經擔任過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又在東北長期從事過地下工作，對東北老百姓的生活十分了解。大家也真想不到劉少奇主席看的是這麼仔細和認真，所提的意見那麼內行、中肯。周總理最後在信中誠懇地提到，為了這部現代京劇長期演下去，劇組人員一定要深入生活，把劇本改的更好、演得更好。
哈爾濱京劇院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精神，為了把這出現代京劇排演得更加紮實，更加感人，暫時停止演出，派出以編導演為主的劇組人員，來到當年“北滿抗聯”曾經戰鬥過的北安、龍鎮、黑河等地進行實地的生活體驗。大家吃、住、勞動都和當地的鐵路工人在一起，從中不但逐漸瞭解和熟悉了當地的風土人情、生活習俗，而且把普通百姓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看在眼裡，記在心頭，去粗存精。“生活是創作源泉”，通過一個多月的實地考察，不但驗證了劉少奇主席所提出的那個東北當地兩家居民的炕洞不能相連的不真實的細節之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從真實生活的觀察和體驗中，瞭解和懂得了許多自己原本不知道的東西。編導馬上把這一細節改為“李鐵梅從後屋的小窗口鑽到鄰居家裡去”，從而使這一細小情節更加符合實際生活。隨後，哈爾濱京劇院再次恢復《革命自有後來人》的演出，演員們在舞臺上所進行的表演，有了明顯不同的感悟，其感染力通過優美唱腔和形體動作，更加深入人心。連在演出中男女主人公所使用的“紅燈”道具，也是在體驗生活時接受的一位鐵路老工人贈送的他在偽滿時期曾經使用過的一盞方形鐵路信號燈，以求更加接近真實。
哈爾濱京劇院的成功演出，也使遠在上海的愛華滬劇團受到啟發，他們將《革命自有後來人》又改編為現代滬劇《紅燈記》，1963年在上海進行了公開演出。演出沒多久，這個滬劇劇本傳到了江青的手裡，江青看後對此表示出異乎尋常的濃厚興趣，於是在1963年國慶節過後．由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指示中國京劇院總導演阿甲，讓其在中國京劇院組成排演現代京劇《紅燈記》的演出陣容，確定由李少春扮演李玉和、杜近芳扮演李鐵梅，高玉倩扮演李奶奶，袁世海扮演鳩山。在1964年7月，哈爾濱京劇院的《革命自有後來人》和中國京劇院一團的《紅燈記》，都參加了在北京舉辦的全國現代京劇觀摩彙報演出。兩出現代京劇同臺比武，演員精湛表演各有千秋，一時在京城傳為佳話。
京劇《紅燈記》中，李玉和囑咐鐵梅要照顧好奶奶。
在全國現代京劇觀摩彙報演出的期間，江青曾經把兩個劇院的劇組人員召集在一起，她要求大家群策群力，共同改編好這出現代京劇，並武斷地決定要統一劇名。 為了不和已經上演的影片名相重複，確定以《紅燈記》為統一劇名。同時，江青還霸道地命令哈爾濱京劇院的《革命自有後來人》要停止全國的巡迴演出，要停止一切唱片的發行，要停止一切對外的輔導。這三個“停止”，無疑宣判了《革命自有後來人》的死刑。
對於劇本修改，江青將其指派給了中國京劇院，還下令要原來劇中的女主角李鐵梅退居第二位，給劇中的男主角李玉和讓道。她說，只能有一個京劇劇本，只能有一個《紅燈記》，不能出現題材“撞車”。會後，由林默涵擔任團長，組成一個專題考察團，前往上海去觀摩仍在那裡演出的現代滬劇《紅燈記》，並認真仔細地借鑑同名的現代滬劇中的許多可取之處 ， 在已經公演的原現代京劇劇本上再次進行修改。1965年初，由北京《紅旗》雜誌第2期發表了署名翁偶虹、阿甲根據上海愛華滬劇團同名滬劇改編的現代京劇《紅燈記》劇本。
《紅燈記》登頂神壇
轉眼間，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全國席捲而來。一直活躍在文藝界的江青更是跳到前臺，以“文藝旗手”自詡，她把最感興趣的地方戲曲，通通勒令他人改編成現代京劇，進行所謂的“京劇革命”，《紅燈記》也不例外。
既然《紅燈記》烙上了“江氏”的印記，江青自然要對其再來一番挖空心思的“改頭換面”。《紅燈記》由中國京劇院一團進行獨家演出，演員已經第二次進行了輪換，昔日的李少春由於作為”牛鬼蛇神”的代表人物，在運動之初就早已被打倒了，他的李玉和由錢浩梁接替，杜近芳作為梅蘭芳的親傳弟子，靠邊站了，由劉長瑜頂上李鐵梅，惟有扮演李奶奶的高玉倩和飾演鳩山的袁世海“倖免於難”。
在充滿著“紅色恐怖”的“文革”中，許多文藝團體的編導從生活實際出發，而在個別細節中進行了局部的調整，便被“四人幫”的爪牙們為扣上了“破壞樣板戲的反革命分子”，而遭到了滅頂之災。江青曾惡狠狠地揚言：“革命樣板戲一個字都不許改！”可是，她自己卻出於個人目的，惟恐別人說她是盜名竊譽，而故意把《紅燈記》劇情中明確說明的故事發生地，改成華北某地。
痛說革命家史，是《紅燈記》的華彩樂章。
1965年2月，中國京劇院《紅燈記》劇組在春節剛過不久．就由副院長張東川帶隊南下到廣州、深圳進行演出。深圳當時只是一個與香港有一橋之隔的荒涼、偏僻的小鎮。中國京劇院原來打算只是在此地逗留一夜，走個過場，可是想不到不但當地的許多漁民早早趕來，風聲一下子也傳到了香港，那裡的居民也都紛紛跑過羅湖橋，不惜步行好幾個小時，趕到深圳只有一條繁華商業街的東門老街的深圳戲院，前來觀看對他們來說倍感好奇的現代京劇。當夜，無論是深圳當地的漁民，還是來自香港的居民，大家都把手掌拍得通紅，人們的情緒極其高昂，許多觀眾在聽到演員們唱到歌頌新中國、歌頌共產黨的歌詞之時，都紛紛站起來，滿含熱淚高呼口號，演出常常被觀眾這種現場的“即興發揮”所中斷，這真是為中國京劇院始料不及。演出結束後，許多觀眾湧上後臺，要求和演員握手。劇組盛情難卻，臨時決定召開觀眾座談會，大家踴躍參加。一些香港居民由衷感嘆道：“說實在話，對於大陸的紅色宣傳，對於這出我們並不喜歡的劇種，一開始是抱著看看笑話的態度來看的，想不到我們會不知不覺的融入到劇情之中，不但馬上改變了我們的初衷，使我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而且也一下子喜愛上了這臺現代京劇……”
其實不只是在深圳，自《紅燈記》被江青選入“八個革命樣板戲”的行列之後，全國各地的京劇團紛紛排練，一時間劇中的“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家的表叔數不清”、”臨行喝媽一碗酒“、”痛說革命家史”、”做人要做這樣的人”、“打不盡豺狼決不下戰場”、“仇恨入心要發芽”等劇中人李玉和、李鐵梅、李奶奶的唱腔，通過舞臺演出、廣播傳送，傳遍了大街小巷、鄉村邊寨，上至七八十歲的老人，下到五六歲的孩子，都學會了劇中的許多唱腔而能隨口哼上幾句，《紅燈記》連同其它六部現代京劇的唱腔一起，成為了當時最為普及的流行歌曲。
京劇《紅燈記》祖孫三代的刑場場面，比起電影來要有氣勢。
自1963年《紅燈記》從電影《自有後來人》的萌芽，到京劇《革命自有後來人》的發展，再到京劇《紅燈記》的成長，經過幾年來的“千錘百煉”，1970年5月，《紅燈記》最新演出本公開刊載。同年，北京電視臺把《紅燈記》拍攝成黑白畫面的電視屏幕複製片。隨後，八一電影製片廠於1971年1月，由成蔭執導拍威現代京劇彩色舞臺藝術片《紅燈記》。1972年 中央新聞電影紀錄製片廠又拍攝了鋼琴伴唱《紅燈記》，其中選出了李玉和唱的“雄心壯志衝雲天”、李鐵梅唱的“仇恨入心要發芽”、李奶奶唱的“血債要用血來償”等唱段，與革命交響音樂《沙家浜》和鋼琴協奏曲《黃河》之《黃河船伕曲》一起，合成一部獨特的藝術影片。1975年，由八一廠拍攝、成蔭擔任導演的以維吾爾族民間音樂為素材移植的《紅燈記》，再次被搬上銀幕，威為繼故事影片、現代京劇影片、鋼琴伴唱影片之外的第四種同一主題的藝術表現形式。
（文章選自《大眾電影》2003年第三期 文/劉澍 編輯配圖/梧桐老片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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