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是陶渊明《挽歌》中的四句，意思是——
亲戚们有的余哀未尽，别的人又已经唱起歌来了。人死了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是寄托躯体于山陵，最后和山陵同化而已。
在葬礼上，最能感受一个人在他人心中的真实性。
因为此刻，已无须玩虚假，流露出来的应是真性情。
当一个人死后，能让亲人以外的人怀念，应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一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逝世。
两年后，与傅氏亦师亦友的胡适，写道——
孟真的去世，使中国丧失了它最忠实的爱国者与一位能继往开来的伟大学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有一种力量，并发挥其领袖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所以他的去世，是我们最大的损失。
傅斯年，绰号“傅大炮”，有才有德，只是直率的性格，一般人吃不消，是一位敢在蒋公面前，翘着二郎腿，吞云吐雾的人物。可是也有例外，胡适的学生罗尔纲，曾在胡适家中做学生，回忆——
在适之先生的书房里，傅斯年讨论的内容虽听不出，但他是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左一句“先生”，右一句“先生”，恭敬顺从的声音，却声声听得很清楚。我所见任何一个胡适学生来见胡适，没有一个像傅斯年这样的。
其实，胡适与傅斯年，也是“不打不相识”。
胡适海外归来，聘为北大教授。当时他的课堂，听众如云，傅斯年的好友顾颉刚听后，对傅说——胡博士真有学问，你去听听吧。
傅去了，不仅听，还问，一问一答之间，胡适的汗就下来了。
胡适后来说——他当时就发现了，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国学根底比他还好，所以他常常提心吊胆，激励自己，要加倍用功。
从此，胡适与傅斯年，就建立起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直至终生。
抗战胜利，傅斯年担任所长的史语所，自李庄迁回南京，全所汇聚，共同欢庆。胡适来了，与大家一一握手致意，亲切感人。傅斯年直言“适之先生是史语所的娘家人，是姑妈”，顿时笑声、掌声连成一片，主宾欢喜。
音犹在，人已逝。
二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重庆走了，未满五十九岁。
自杀前，他留下一纸遗书，上面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晏阳初在《敬怀至友作孚兄》中写道——
像作孚这样一位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国人应当敬重。然而，他的结局竟是如此悲惨。我为国家伤心，我为至友哀痛。
晏阳初，四川巴中人，平民教育之父。
1940年，他在四川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1955年被美国《展望》杂志评选为“当前世界最重要百名人物之一“。
1989年，布什总统在给他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晏阳初回忆——
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
卢先生的一生，说来也很简单——实业救国。
1937年7月战争爆发，卢作孚告诉民生公司的人员，民生公司应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1938年1月，卢作孚出任交通部常务次长。此时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大批政府机构、学校人员及工厂设备，后撤西南大后方；同时四川军队亦整军出川抗日，卢作孚及其所领导的民生实业公司船队，承担此运输重任。
1938年10月，汉口沦陷后，形势更为紧急。此时宜昌岸上尚有3万多人员及9万吨以上器材待运入川，一时人心惶惶，争着抢运，导致秩序大乱。
军政部长何应钦要征收民生公司的船只，卢作孚不同意，说征收也不是解决的办法。他亲赴宜昌，妥加安排，以最低运费，采三段航行方式，在日机昼夜不停骚扰下，在枯水期到来之前，于两个月内由宜昌抢运至重庆，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传奇色彩更显浓厚。
这个企业家，就是卢作孚。
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
1990年，陈占祥去哈佛大学演讲。
曾与费正清夫妇小聚，谈及梁林夫妇的早逝。
已经衰弱不堪的费正清动情地说——
失去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于我们来说，就好像失去了大半个中国。
梁林夫妇与费氏夫妇，相识在1932年的北平美术俱乐部。
那天，梁思成、林徽因去看画展，与画家费慰梅及其丈夫费正清一见如故。
当时正清正在读哈佛研究生，来到中国要进行四年的学习，慰梅刚从哈佛女校美术系毕业，而思成曾在哈佛研究生院就读。学长、学弟、学妹，一条无形的纽带将素昧平生的两对夫妻牵引。
林徽因爽朗热情不失真诚，梁思成幽默风趣不失仁蔼，这对东方夫妇深深吸引着费氏夫妇。费氏夫妇为自己能在北平遇到梁林二人而惊喜。更重要的是梁林二人都精通两国语言，通晓西方文化，他们很快建立起了友谊。
四年的学习一晃而过，费氏夫妇要回国了。
正清如此回忆1935年的12月——
我们不需要坚忍不拔。Wilma（慰梅）和我即将动身到一个比较幸福的世界去了。离开思成、徽因让人黯然神伤，共度的日子让我们已不分你我，难以割舍。徽因成了我和慰梅最亲密的朋友。分别令人心碎。
1937年七七事变，梁氏一家离开北平。
徽因一路给慰梅写信，即使隔着万水千山——
沿着生活的轨迹，居然积攒了这么多杂七杂八！看着这堆往事的遗存，它们建立在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爱之中，而当前这些都正在受到威胁，真使我们的哀愁无以言表。
有时，徽因也会向慰梅描述——
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中安下家来……但看来除非有慰梅和正清来访，它总也不能算完满。因为它要求有真诚的朋友来赏识它真正的内在质量。
林徽因到了四川南溪县的李庄后，不久就病倒了，身体消瘦得几乎不成人形，她的肺结核病复发，连续高烧四十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用体力慢慢地煎熬。
这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写信邀请思成去美国访问讲学。正清夫妇和一些美国朋友，知道他们的情况后也力劝他们到美国去工作并治病。
思成复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温馨絮语，岁月留声， 正清如是说——
思成和徽因，在我和我的妻子的一生中所产生的影响是独特的。在我们历来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仅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得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
一死一生，乃看交情；
一贫一富，乃知交态；
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一浮一沉，交情乃出。
因为懂得，所以珍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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