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這是陶淵明《輓歌》中的四句，意思是——
親戚們有的餘哀未盡，別的人又已經唱起歌來了。人死了有什麼可說的，不過是寄託軀體于山陵，最後和山陵同化而已。
在葬禮上，最能感受一個人在他人心中的真實性。
因為此刻，已無須玩虛假，流露出來的應是真性情。
當一個人死後，能讓親人以外的人懷念，應是沒有什麼遺憾的了。
一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逝世。
兩年後，與傅氏亦師亦友的胡適，寫道——
孟真的去世，使中國喪失了它最忠實的愛國者與一位能繼往開來的偉大學人。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有一種力量，併發揮其領袖才幹。他有學問，有辦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膽量；敢說話，敢說老實話，這許多才性使他到處成為有力量的人。我總感覺，能夠繼續他的路子做學問的人，在朋友當中也有；能夠繼續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這樣一個到處成為道義力量的人還沒有。所以他的去世，是我們最大的損失。
傅斯年，綽號“傅大炮”，有才有德，只是直率的性格，一般人吃不消，是一位敢在蔣公面前，翹著二郎腿，吞雲吐霧的人物。可是也有例外，胡適的學生羅爾綱，曾在胡適家中做學生，回憶——
在適之先生的書房裡，傅斯年討論的內容雖聽不出，但他是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左一句“先生”，右一句“先生”，恭敬順從的聲音，卻聲聲聽得很清楚。我所見任何一個胡適學生來見胡適，沒有一個像傅斯年這樣的。
其實，胡適與傅斯年，也是“不打不相識”。
胡適海外歸來，聘為北大教授。當時他的課堂，聽眾如雲，傅斯年的好友顧頡剛聽後，對傅說——胡博士真有學問，你去聽聽吧。
傅去了，不僅聽，還問，一問一答之間，胡適的汗就下來了。
胡適後來說——他當時就發現了，像傅斯年這樣的學生，國學根底比他還好，所以他常常提心吊膽，激勵自己，要加倍用功。
從此，胡適與傅斯年，就建立起亦師亦友的特殊關係，直至終生。
抗戰勝利，傅斯年擔任所長的史語所，自李莊遷回南京，全所匯聚，共同歡慶。胡適來了，與大家一一握手致意，親切感人。傅斯年直言“適之先生是史語所的孃家人，是姑媽”，頓時笑聲、掌聲連成一片，主賓歡喜。
音猶在，人已逝。
二
1952年2月8日，盧作孚在重慶走了，未滿五十九歲。
自殺前，他留下一紙遺書，上面只有兩行字：“把傢俱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
晏陽初在《敬懷至友作孚兄》中寫道——
像作孚這樣一位正人君子、愛國志士、了不起的實業家，國人應當敬重。然而，他的結局竟是如此悲慘。我為國家傷心，我為至友哀痛。
晏陽初，四川巴中人，平民教育之父。
1940年，他在四川成立中國鄉村建設學院。
1955年被美國《展望》雜誌評選為“當前世界最重要百名人物之一“。
1989年，布什總統在給他的生日賀辭中說：“通過尋求給予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以幫助，而不是施捨，您重申了人的尊嚴與價值。您使無數的人認識到：任何一個兒童決不只是有一張吃飯的嘴，而是具備無限潛力的、有兩隻勞動的手的、有價值的人。”
晏陽初回憶——
我一生奔走東西，相交者可謂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長處太多了。
盧先生的一生，說來也很簡單——實業救國。
1937年7月戰爭爆發，盧作孚告訴民生公司的人員，民生公司應首先動員起來參加戰爭。
1938年1月，盧作孚出任交通部常務次長。此時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大批政府機構、學校人員及工廠設備，後撤西南大後方；同時四川軍隊亦整軍出川抗日，盧作孚及其所領導的民生實業公司船隊，承擔此運輸重任。
1938年10月，漢口淪陷後，形勢更為緊急。此時宜昌岸上尚有3萬多人員及9萬噸以上器材待運入川，一時人心惶惶，爭著搶運，導致秩序大亂。
軍政部長何應欽要徵收民生公司的船隻，盧作孚不同意，說徵收也不是解決的辦法。他親赴宜昌，妥加安排，以最低運費，採三段航行方式，在日機晝夜不停騷擾下，在枯水期到來之前，於兩個月內由宜昌搶運至重慶，被譽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當一個國家民族工業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個船運公司企業家手裡時，傳奇色彩更顯濃厚。
這個企業家，就是盧作孚。
在日軍的炮火下，他把中國最重要的工業企業經三峽搶運到四川大後方。這些企業構成了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為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三
1990年，陳佔祥去哈佛大學演講。
曾與費正清夫婦小聚，談及梁林夫婦的早逝。
已經衰弱不堪的費正清動情地說——
失去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對於我們來說，就好像失去了大半個中國。
梁林夫婦與費氏夫婦，相識在1932年的北平美術俱樂部。
那天，梁思成、林徽因去看畫展，與畫家費慰梅及其丈夫費正清一見如故。
當時正清正在讀哈佛研究生，來到中國要進行四年的學習，慰梅剛從哈佛女校美術系畢業，而思成曾在哈佛研究生院就讀。學長、學弟、學妹，一條無形的紐帶將素昧平生的兩對夫妻牽引。
林徽因爽朗熱情不失真誠，梁思成幽默風趣不失仁藹，這對東方夫婦深深吸引著費氏夫婦。費氏夫婦為自己能在北平遇到梁林二人而驚喜。更重要的是梁林二人都精通兩國語言，通曉西方文化，他們很快建立起了友誼。
四年的學習一晃而過，費氏夫婦要回國了。
正清如此回憶1935年的12月——
我們不需要堅忍不拔。Wilma（慰梅）和我即將動身到一個比較幸福的世界去了。離開思成、徽因讓人黯然神傷，共度的日子讓我們已不分你我，難以割捨。徽因成了我和慰梅最親密的朋友。分別令人心碎。
1937年七七事變，梁氏一家離開北平。
徽因一路給慰梅寫信，即使隔著萬水千山——
沿著生活的軌跡，居然積攢了這麼多雜七雜八！看著這堆往事的遺存，它們建立在這麼多的人和這麼多的愛之中，而當前這些都正在受到威脅，真使我們的哀愁無以言表。
有時，徽因也會向慰梅描述——
我們正在一個新建的農舍中安下家來……但看來除非有慰梅和正清來訪，它總也不能算完滿。因為它要求有真誠的朋友來賞識它真正的內在質量。
林徽因到了四川南溪縣的李莊後，不久就病倒了，身體消瘦得幾乎不成人形，她的肺結核病復發，連續高燒四十度不退，李莊沒有任何醫療條件，當時也沒有肺病特效藥，病人只能用體力慢慢地煎熬。
這時，美國的一些大學和博物館寫信邀請思成去美國訪問講學。正清夫婦和一些美國朋友，知道他們的情況後也力勸他們到美國去工作並治病。
思成覆信說：“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不能離開她；假使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
溫馨絮語，歲月留聲， 正清如是說——
思成和徽因，在我和我的妻子的一生中所產生的影響是獨特的。在我們歷來結識的人士中，他們是最具有深厚的雙重文化修養的。因為他們不僅受過正統的中國古典文化的教育，而且在歐洲和美國進行過深入的學習和廣泛的旅行。這使得他們得以在學貫中西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審美興趣和標準。
一死一生，乃看交情；
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一浮一沉，交情乃出。
因為懂得，所以珍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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