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乃至世界，再次迎來一年一度的“博鰲時間”。
3月28日，備受關注的2019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在海南博鰲隆重開幕。本屆大會以“共同命運，共同行動，共同發展”為主題，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既有精彩的與會國家領導人和國際政要發表主題演講，也有較小規模的分論壇觀點碰撞，思想激盪。博鰲論壇的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
今年的博鰲論壇年會，舉行了一場主題為“WTO改革”的分論壇。論壇氣氛熱烈，與會者眾多，既有世界貿易組織（WTO）上訴機構創始成員、前主席詹姆斯·巴克斯，前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意大利經濟發展部副部長邁克?傑拉奇等重量級人物，也有來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官員、經貿專家和工商企業的代表。
據報道，與會者們人士的發言出現了少有的立場趨同和一致：支持WTO進行改革，但改革不能任性，要立足於重視WTO，支持WTO，改善WTO，加強WTO；要維護WTO 的權威性，重振WTO的爭端解決機制，而不能使其削弱甚至關閉，更不能因為個別成員的一意孤行，阻撓反對而導致WTO爭端仲裁機構陷入癱瘓。
他們的理性觀點，代表了世界貿易多個方面、多個層面的強烈呼聲，值得國際社會認真傾聽。
在世界經歷大變局，國際經濟發生深刻變革，全球貿易出現重大變化，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的嚴峻形勢下，世界貿易組織（WTO）面臨著一系列新問題、新考驗、新挑戰。
WTO確實需要改革
WTO被稱為“經濟聯合國”，其前身是1947年10月30日在日內瓦簽訂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與關貿總協定相比，世貿組織涵蓋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知識產權貿易等當多種貿易形態和關稅，而關貿總協定僅適用於商品貨物貿易，覆蓋面有限，僅適用於當時的世界貿易格局。
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立，歷經坎坷。二戰結束後，在美國、英國和蘇聯等大國的主導下，國際上於1945年10月首先成立了以“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為宗旨的聯合國，隨後在當年12月同時成立了兩大經濟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本來，根據佈雷頓森林會議的提議，還準備發起成立一個國際貿易組織，從而形成二戰後“貨幣、金融、貿易”三位一體的國際經濟機構，但後來因為美國不同意，國際貿易組織未能成立。
美國在19世紀末期就躍升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了美國一個快速崛起的機會，讓美國從債務國變成債權國，完成從富國到強國的轉變。二次大戰後，美國實力進一步增強，不僅是軍事大國，而且也成了經濟、貿易、金融大國和全球知識高地。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對戰後全球貿易是有其深刻長遠考慮和戰略規劃的，時機不到不出手。美國反對成立國際貿易組織，但贊成簽訂關貿總協定，作為推行全球貿易自由化的臨時契約。
關貿總協定設立後，先後主持了多輪多邊關稅與貿易談判。1994年，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部長會議決定，成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貿易組織。1995年1月1日，WTO正式開始運作，其主要職責是管理協調世界經濟和貿易秩序，其基本原則是通過實施市場開放、非歧視和公平貿易等原則，推進實現世界貿易自由化的目標。
WTO的初衷
WTO的宗旨主要有六條，包括擴大貨物和服務的生產與貿易；通過實質性削減關稅等措施建立一個完整的、更具活力的、持久的多邊貿易體制；以開放、平等、互惠的原則，逐步調降各會員國關稅與非關稅貿易障礙，並消除各會員國在國際貿易上的歧視待遇等。
歷史地看，美國在WTO的成立和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美國也藉助美國超強的經濟實力和國際貿易能力，在很長的時間裡一直在實際主導著世貿組織，尤其對WTO新成員的增加，美國有著其他成員所不具備的舉足輕重的話語權。
WTO成立時僅有23個成員，之後逐步擴大，目前已擁有包括中國在內的164個成員，成員貿易總額達到全球的98%。WTO也因此成為了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之一，擁有對全球貿易的管理、組織、協調、調解和提供五大職能。從理論上講，具有很高的權威性。
WTO 成立以來，進行了大量全球貿易管理、協調和爭端仲裁，功不可沒。但任何國際組織都有時代的侷限性。WTO成立至今24年多，成員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儘管WTO成立以來一直在進行各種調整，出臺新的規則，但其當初的框架、規則和運作機制基本上保持了原樣。新形勢下，WTO日益暴露出不足和侷限，尤其難以應對外部的各種新挑戰和新危機。
因為當初的條件和侷限，WTO不同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雖然後來從關貿總協定轉變為世貿組織，但留給人們的最初印象始終難以抹去，可謂先天不足。
直至今天，WTO仍非“法律意義上”的正式國際組織。WTO是一個典型的“成員國主導型”國際組織，總幹事和秘書處只是被動執行的角色，更多扮演的是“協調人”和“發言人”角色，屬於國際組織中的“另類”。因為缺乏足夠的法律權威性，無法像聯合國等其他國際組織那樣行使真正意義上的監管職能。
冷戰結束後，特別是本世紀以來，國際政治、地緣政治和世界經濟、國際貿易都在發生重大變化，有些是顛覆性的。國際政治與經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WTO的管理協調範圍，主要還停留在過去的範疇，監管和仲裁的方式也需要改善。
對於大量新的經貿易方式、形態和關稅手段涉及不多。如對於數字經濟等新興和前沿的經貿易行為和方式，目前WTO 還大多處於監管協調的盲區，無法確保全球貿易體系更好地回應成員需求，更有效地應對世界經濟貿易的新變化新挑戰。
WTO遭吐槽
由於多種因素，WTO的公正性和運作透明度等也不無存疑。一些國家對於WTO 框架下的不公和不合理機制表示不滿，批評WTO存在明顯的“密室會議”運作，即在不少情況下由少數國家組成的小團體閉門商議，而後就達成協議，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意願和權益得不到保障，聲音得不到傾聽，有時因為一些議題議案“已經生米煮成熟飯”，小國即使不同意也無能為力。
特別是WTO的上訴仲裁機構，主要由大國把持主導，不少國家不滿。WTO允許成員國在對外調整貿易關稅時，可以“國家安全為由”享受豁免，給個別國家濫用國內法加徵關稅和逃避監管留下了很大隱患，提供了藉口。
目前，WTO本身不堪重負，處境艱難。WTO的重大職能之一是全球貿易爭議爭執仲裁。近年來，WTO 接收的貿易摩擦爭端仲裁申請不斷增加，2014年為14起，2016年增加到16起，2017年WTO共受理了17起案件。
去年以來，國際貿易摩擦加劇，WTO收到的貿易爭端案件數量創下了16年來的新高，僅前9個月就收到30起貿易摩擦磋商申請。
WTO上訴機構是核心機構，常設7位法官，然而由於個別國家的消極和連續不斷地阻撓，上訴機構一直無法開啟法官“納新”工作。目前WTO上訴機構正式法官“缺額”，如不趕緊遴選增補，則 WTO中樞機構將瀕臨癱瘓的局面。
更為麻煩的是，WTO對一些貿易爭端案件的處理頗感棘手。WTO總幹事阿澤維多認為，WTO是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平自由貿易發展的基石，應該發揮積極作用，但他也坦言，“目前看到的所有貿易緊張局勢，都無法通過技術機制來解決，既然全球貿易危機是政治性的，就需要政治解決方案，各國就需要進行政治對話”。對話不成，WTO也無法仲裁，即使仲裁也難執行。
美國拋出自己的方案
目前，不少成員對WTO表現出不滿，紛紛主張和贊成改革，希望WTO通過改革，更好地體現權威性、時代性、合理性、公正性、全面性，以更積極有效地履行職責，促進國際自由貿易。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後，多次對WTO的裁決機制表達失望，指責WTO上訴機構越俎代庖，立場偏袒，效率低下，偏向他國，使美國吃了虧。
今年1月15日，美國向世貿組織提交了一份文件，題為《一個無差別的世貿組織：自我認定的發展地位威脅體制相關性》，之後又提出一份總理事會決定草案，要求取消WTO一大批發展中成員享受特殊和差別待遇的權利。
WTO的改革步履艱難
WTO 的成員中，三分之二是發展中經濟體，美國堅持要求取消一大批發展中成員一直以來所享有的“特殊和差別待遇權力”，遭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成員的堅決反對。
實際上，華盛頓也很清楚，這樣的改革方案是行不通的。
美國對WTO的心態，一直都很複雜。WTO是在美國的一手謀劃和推動下創立的，在過去很多年裡，美國實際在主導著WTO，掌握著WTO的實權，而現在美國又想邊緣化WTO。美國這樣做，主要原因在於世界經濟貿易的形勢、格局等變了，美國感到難以再利用WTO的現有規則和仲裁製度為其利益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在WTO的改革問題上，美國的一些西方盟友，同樣出於自身利益需要，與美國持有相近或相似的立場。
由於成員分歧嚴重，WTO的改革步履艱難。但任性改革，顯然此路不通。（本文作者為東方智庫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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