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欄生豬7.3萬頭、外聘國外頂級管理團隊、號稱國內最高生物安全防護水平的大型合資豬場，緣何淪陷於非洲豬瘟疫情，成為迄今規模最大、損失最烈的一例?
丹麥DFD公司官網照片顯示，2017年亞歐牧業豬場開建時，政府官員及中外管理層曾齊聚一堂，場面壯觀。
圖/DFD官網
到達松嫩平原北部腹地的農業縣明水，唯一的交通方式是乘坐長途汽車，沿大連-黑河的黑大公路，從哈爾濱向北需要驅車四個半小時。明水縣長期名列國家級貧困縣，2015年縣農民人均純收入7788元，是全國水平的68%，38萬人口中72%為農村人口，2400平方公里中約一半為耕地。
2017年4月，葡萄牙人保羅(Paulo Inácio)來到明水，這是他的首次東北之行。此前一天，他剛在哈爾濱結束了與黑龍江亞歐牧業有限公司(下稱亞歐牧業)股東們的會面。
保羅是一位豬場管理專家，四十來歲，身材高大，一頭棕灰色短髮，言談風格簡練而直接。
來中國之前，他曾在一個保加利亞養豬場工作了八年，那裡有1500頭母豬，他管理的另一個葡萄牙項目達到了1.25萬頭母豬，不過這些豬分散在16個場區。2017年，保羅來到全球最大的生豬養殖國和最大的豬肉生產、消費地中國，尋找長期的工作機會，“我想做一些更有挑戰性、更有趣的工作”。
同樣來自歐洲的丹麥豬業技術公司丹麥農場設計公司(DFD)，希望聘請他到黑龍江擔任一家大型現代化養豬場的總經理。這家養殖場位於黑龍江省綏化市明水縣雙興鎮，隸屬於亞歐牧業。工商資料顯示，亞歐牧業成立於2016年6月，註冊資本1億元，大股東為國企浙江省農村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浙江農發)，佔股35%;作為丹麥國家主權基金的丹麥發展中國家投資基金(IFU)佔股30%，杭州捷道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佔股25%，黑龍江綠色農業發展集團公司(下稱黑龍江農發)佔股10%。黑龍江農發的大股東亦是浙江農發(佔股60%)，黑龍江省國資委佔股40%。
在明水，當地人都知道亞歐牧業是縣裡最大的養豬場。其官網顯示，公司規劃在明水縣雙興鎮建立2120畝的養殖區，建設包括生豬養殖場、飼料廠、生物肥廠、汙水處理廠等，採取自繁自養的封閉管理。項目的工藝流程總體方案由來自丹麥的DFD公司設計，關鍵核心設備從國外引進，外聘國外頂級的生產技術團隊駐場管理，確保各項生產技術指標達到國際一流水平，“公司的生豬養殖和屠宰加工執行歐盟標準，包括藥品使用標準、動物福利、生物安全性等，確保公司生產的產品能同時進入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
而彼時剛成為亞歐牧業技術外包方的DFD公司正尋找豬場管理專家。丹麥發展中國家投資基金與其他股東在協議中約定，亞歐牧業養殖項目的豬場總經理由DFD聘任。丹麥有“養豬王國”之稱，以專業化、高效率、高品質著稱，其全球最大豬肉出口品牌丹麥皇冠為代表的高檔豬肉近年在中國有盛譽。
養豬大國與養豬強國的這次相遇，也讓保羅與時任亞歐牧業董事長顧寶軍一拍即合。“這個項目具備成功所需的一切要素，它的概念非常吸引我。”保羅告訴記者，顧寶軍向他承諾，這個豬場將嚴格採用養豬技術全球領先的丹麥的全套技術標準，這也將是國內最高級別的生物安全防護標準，“歐洲是什麼技術標準，他們就用一模一樣的標準。”
吸引保羅的還有亞歐牧業的養殖規模：項目初始投資金額7億元，一期、二期計劃養殖母豬各6000頭，預計儲備1800頭曾祖代(Great Grand Father)種豬，還將建設獨立的屠宰場、飼料加工廠等。
在DFD公司總經理佩德森(Bjarne K. Pedersen)的回憶中，他於2016年5月在瀋陽的一次展會上初次與亞歐牧業管理層顧寶軍等人會面，並向亞歐牧業展示了自己公司的項目。此後，DFD公司被委託為亞歐牧業項目做出總體規劃、繪製工藝圖。佩德森發現浙江農發有意將生豬養殖業北移至東北，從生豬生產角度來看，明水的土地、溫度、穀物、肥料發酵條件也非常適宜，“完美的區位，如同美國的中西部”。
上述2017年4月的哈爾濱會議上，DFD公司的技術方案獲得了亞歐牧業中外股東的一致認可。隨後，保羅與亞歐牧業簽訂合同，保證自第二生產年起實現每年每隻母豬30頭斷奶仔豬(PSY)的生產量——在中國，大規模高水平養豬場PSY指標只達到24頭水平。保羅的正式職位是豬場總經理(Farm manager)。根據合同，公司還會為他聘請包括獸醫、物流採購、飼料質量監督、人力資源專員在內的中英文雙語專門團隊。
2017年1月，明水縣在市黨政中心為項目舉辦了隆重的簽約儀式。據《綏化日報》報道，亞歐牧業總經理毛家澤在儀式上發言。毛家澤是亞歐牧業股東之一杭州捷道公司的法人代表和執行董事長。東北網的另一篇報道稱，2017年5月23日，亞歐牧業在明水縣雙興鎮東利村舉辦奠基儀式，該項目是黑浙兩省政府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的成果之一，目的是充分發揮兩省的優勢，實現南豬北養、北豬南調的產業新佈局，綏化市委領導、浙江農發董事長、丹麥駐華商務參贊等參加了儀式。
除了聘請丹麥團隊，大股東浙江農發還邀請了來自紹興的養豬專家顧寶軍做亞歐牧業董事長，請有多年東北養豬經驗的北京獸醫專家郭和軍做生產總監。據《中國畜牧業》2013年報道，顧寶軍畢業於浙江省金華農業學校畜牧獸醫專業，曾從事畜牧獸醫工作並在基層政府任職，2000年起開創自己的養豬公司，培育優質豬種“金華豬II系種豬”。而郭和軍畢業於中國農業大學動物醫學院獸醫系，曾任北京養豬育種中心祖代豬場場長，在美國、荷蘭等地交流學習過，他的論文見於多個養豬行業網站及學術數據庫。
2017年7月，保羅拿到簽證，來到明水正式開始工作。他逐漸發現，這份工作跟自己預想的不一樣。
在歐洲，沒有人散養家豬，而在明水，豬場工人所在村莊幾乎每戶後院裡都養著豬，親戚朋友上門能現宰一頭豬招待客人。在保羅看來，這是一種重大的生物安全風險，因為工人可能把家豬身上的病毒帶進豬場。他要求養豬場工人每次進入或離開豬舍前，都要依照嚴格的程序打洗頭液、沐浴液洗澡，但來自周邊農村的工人抱怨說，“我們每天洗澡洗得身上都裂了”。
此外，中國的豬病比歐洲多。近年來，歐洲國家已基本不再出現古典豬瘟(Classical Swine Fever)和口蹄疫疫情，而保羅發現這兩種豬病在中國都還存在。2013年《東北農業大學學報》一篇論文披露，2005年至2010年間，黑龍江共有63月次暴發古典豬瘟。
對於這樣的現實，與中國同事普遍的“這就是中國國情，差不多就行”“我們已經很嚴格了，比不上歐洲很正常”思維泰然處之不同，保羅的邏輯顯得相當“奇葩”：“正是因為豬病更多，所以中國豬場的生物安全級別應該比歐洲更高。”
這種從一開始就存在的本質性差異，讓一年後的結局顯得順理成章：2018年8月，保羅丟掉了這份工作;四個月後，這家中丹合資、被認為採取了中國最嚴格生物安全防護標準的大型豬場，成為迄今中國政府通報的第104起非洲豬瘟疫情、也是最大一起非洲豬瘟疫情的發生地。該豬場存欄生豬7.3萬頭，發病4686頭，死亡3766頭。其餘7萬頭生豬，沒能像丹麥同族一樣聽著音樂在二氧化碳室無痛死亡，不管是否患病，它們迅即被集體電擊、活埋，整整五天才全部處理乾淨。
亞歐牧業豬場內景
一座養豬場7.3萬頭生豬病死或遭到撲殺，意味著至少1億元的經濟損失。2019年2月28日，農業農村部通報了對亞歐牧業非洲豬瘟疫情違法違規的查處情況，處以罰款81225元。
2019年1月-3月間，記者數次到訪黑龍江明水等地，深入採訪亞歐牧業高管、外籍技術專家、施工人員、豬場工人和當地官員、村民，關於非洲豬瘟暴發前亞歐牧業發生了什麼，各方人士講述的故事版本並不一致，但這個大型現代化養豬場淪陷於非洲豬瘟疫情的故事，可以成為中國養殖業面臨的這場非洲豬瘟危機的註腳。
生物安全防線虛實
亞歐牧業養殖場落址於明水縣城西南約20公里，佔地面積2700多畝，與雙興鎮東利村相鄰。從大門進入，以東西走向的主幹道為界，豬場分為北區(母豬區)和南區(育肥區)，北區根據母豬生產週期，建有後備母豬舍、配種舍、妊娠舍、產仔舍和保育舍，此外北區還設有辦公樓、飼料廠和公豬站等。按豬場規定，南北區之間的人員、物料應嚴格分離，當幼豬體重達到30公斤後，會用一輛經消毒的大卡車轉運至南區(育肥區)豬舍，直至體重達到150公斤標準後出售。
亞歐牧業豬場設計了一整套生物安全防護規程。內部人士告訴財新記者，豬場設有兩道安全防線：第一道在車輛洗消中心和檢疫隔離站，有四名保安把守，進入豬場的人員都須經過這裡才能進入生產區，非公司人員不得入內;第二道防線更為嚴格，設在南北兩個生產區門口，若非生產人員，包括公司高管在內的任何場外人員只能在必要情況下、嚴格遵守生物安全規定，才能入內。
南區與北區之間也是嚴格隔離。員工的宿舍樓被設計在各豬舍邊上，方便完成檢疫、消毒程序的員工直接回宿舍休息。不同豬舍的工作人員也不能住在同一個宿舍，宿舍門口應有門衛看管。工人們每月入場工作25天，休息5天，工作期間必須在場內居住。
經過兩道防線進場後，工人要先脫下自己的衣物洗澡——洗澡的程序也是嚴格規定的：頭髮要用洗髮露充分浸泡，身上要打沐浴液，鞋子需要放在場外與內部區域的隔檔之外。洗完澡，換上“內部服”和鞋子，在宿舍停留至少24小時後，然後再換上工作服，才可以進入豬舍工作。吃飯也要防止病毒傳染：經過消毒的午飯由專人送入豬舍;結束工作離開豬舍前，他們還需要再洗一次澡，換回“內部服”，然後回到依然屬於場內區域的生產人員食堂，在這裡吃早飯、晚飯。
但保羅和數位接受記者採訪的內部人士介紹，由於種種原因，上述制度中的許多內容從未成功執行過。
比如，養殖場開始運轉一年多時間，員工宿舍都沒建好，工人們每天坐班車上下班，上述24小時宿舍隔離無從說起。到2018年六七月間，位於北區的宿舍竣工，但母豬區、種豬站乃至南區育肥舍和場外養護工作人員全部混住在宿舍內，管生產的經理也依然每天回家，在豬場也會在不同豬舍間來回巡邏。本來按照規定，工人每天只能進入一個生產車間，並把育肥舍安排到工作日的最後。
在2018年秋天之前，生產區內南北區之間的“第二道防線”完全無人看守：北邊的母豬區圍欄沒有大門，宿舍無人看守，有工人在宿舍待到晚上就悄悄回家或外出。與此同時，還有大量施工工程在南區進行，轎車、工程車、自行車等“隔離完全無從說起”。
保羅的一大煩心事，是督促工人們按規定認真洗澡。他發現，“許多來自農村的工人已經四五十歲，他們的習慣和觀念非常難被改變。”保羅介紹，亞歐牧業專門聘請清潔員幫員工擺鞋、消毒，監督他們仔細遵守生物安全規則。保羅也親自監督工人，在遇到工人多次馬虎洗澡、甚至不洗澡就進場工作的情況下，他向公司管理層認真強調，要給不守規矩的工人以警告，多次違反應予開除。警告確曾發出，但他事後發現，一些多次違規的工人只是被調去了其他崗位。
運豬車與施工車輛的消毒工作同樣難以落實。據多位豬場工作人員描述，拉飼料和運豬的車輛需要先在洗消中心進行噴霧消毒，車輛上人員進入洗澡間更衣洗澡，再在洗消中心的第二個區域進行紫外線消毒。但非洲豬瘟出現之前，亞歐牧業轉運豬隻時不會對每輛車仔細消毒，即使在2018年8月遼寧瀋陽報告首例非洲豬瘟疫情之後，豬場第一次出售肥豬的一段視頻顯示，開往屠宰場的車輛在運完一車豬後，未經洗消就直接開始裝載第二車。在另一些場合，公司轎車司機也在駕駛運豬的貨車。
豬場南區育肥舍的豬欄安裝工作至少持續到了2018年10月20日。一位豬欄施工人員告訴記者，施工人員不會走入已經投產的豬舍，如果進去則必須洗澡、消毒，車輛進出豬場也會呲消毒水，給車前臉、車架、車輪消毒。但另一位維修工人告訴財新記者，大車進場消毒“整不了，有時候上面風頭緊了，不讓從主道進，就順大甸(指小路)走走也能進”。豬場附近的村民也向記者展示了一條直接插向豬場南區的小道。
設備與施工問題是影響豬場生物安全防控水平的另一重因素。據保羅和其他內部人士介紹，豬場外包出去的建築安裝工程多次出現問題，比如豬舍沒蓋好，設備不能正常運轉，導致原計劃在2017年12月底進行的第一次配種被延誤到了2018年2月26日。2017年9月後豬場購入第一批豬，按照規範，這些豬需要在豬場北區入口的檢疫隔離區停留至少45天。但僅僅一個月後，剛建成的檢疫隔離區水泥地面就開始出現小洞。隨後，水泥地不斷開裂，洞越變越大。地面破了需要維修，就意味著工人需要頻繁進出隔離區。此外，北區飼養母豬的豬舍在使用兩三個月後也開始出現地面開裂，維修兩週後再次破裂。
豬舍維修意味著場外人員頻繁進入生產區域，但很多場外人員消毒意識不強。保羅表示，他曾就此向公司總經理反映，但此後他又看見六七名工人直接帶著不經消毒的工具走進母豬生產區，“人雖然洗過澡了，但工具是從同一個門帶進來的!”根據規定，場外人員攜帶的工具也需要消毒隔離24小時以上。
多位員工向記者確認，由於缺乏燃氣，豬場北區車輛洗消中心已安裝好的用於拖車消毒的高溫烘烤設備始終未能投入使用。而南區育肥舍施工進度始終較慢，南區入口的車輛洗消中心至豬場撲殺全部生豬時都未完全建好。
2018年6月前後，亞歐牧業原董事長顧寶軍由於身體原因卸任，隨後新董事長徐志海到任。有內部人士稱，不止一次看見徐志海帶著施工人員走入“第二道防線”，在場內工人宿舍開會。這位人士判斷，新任董事長可能是希望加快施工進度，本意是好的，但顯然防疫意識不夠強，“如果不嚴格消毒，為內部員工設定的規章也就形同虛設”。
DFD公司總經理佩德森向記者確認了亞歐牧業豬場員工存在洗澡不嚴格、運豬車輛消洗不淨等情況。為防止本地農戶穀物帶毒，DFD方面還曾就飼料成分、營養內容等問題與亞歐牧業管理層多次展開討論，並在2018年7月就建議使用可高溫消毒但成本更高的“顆粒料”，不過由於DFD公司只負責提供諮詢意見，不能參與採購，無法確保飼料穀物的確切來源。“合同里約定的許多生產必要條件都沒有被遵守，但沒辦法，我們沒有權力。”佩德森說。
據保羅介紹，直至2018年8月底離開，他一直要求聘請的職業駐場獸醫始終未到位。他自2017年4月與公司簽約時就要求配備駐場獸醫，但直至他離開後的2018年11月，作為一家大型養豬場，亞歐牧業才有了第一位駐場獸醫。
一位中方公司人員告訴記者，不是公司不想請獸醫，而是高級獸醫人才太稀缺，除了普通獸醫知識，一位優秀駐場獸醫還需要貼近生產管理，瞭解營養、育種、實驗室檢測等知識，“全行業都非常稀缺，整個黑龍江省也不多”。他稱，亞歐牧業曾以30萬元年薪聘請了一位獸醫，但對方“說來沒來”。
2018年3月，一位新招來的女員工同時為保羅打點人力、物流、質監、採購等各方面的工作，但沒幾個月也離開了。公司管理層告訴保羅，在明水這樣的地方要招到雙語人才太困難了。“我得負責從零開始的所有事情：施工、質監、安裝、員工培訓、建立及優化生物安全及各方面的流程規章。”保羅告訴記者，“漸漸地，彷彿所有事都成了由我負責。”
2018年8月底，保羅離開了亞歐牧業，此前一個月，他的助理、丹麥人伊恩(Jens Sorensen)已經離職。一個月後，DFD中國公司的CEO金姆(Kim Østergaard)也離開了。金姆同時負責DFD在中國的多個項目。他告訴記者，自己是出於“內部原因”主動請辭。他確認，亞歐牧業的施工質量堪憂，自他任職CEO起已出現了嚴重延誤現象，“我們嘗試在施工和生產方面給出最好的諮詢建議，很遺憾，看起來它們都沒被理睬。”
佩德森表示，他不便就具體員工情況公開回應，但DFD項目團隊確實經歷了一個非常艱難的階段，“他們沒有得到中方管理團隊的足夠支持，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推進項目。”
保羅向記者講述的豬場所見，均發生在2018年8月底他離開亞歐牧業之前。他離開時距離亞歐牧業內部發現非洲豬瘟暴發苗頭還有兩個多月。彼時，非洲豬瘟剛剛在遼寧瀋陽、河南鄭州、浙江溫州、江蘇連雲港和無錫以及安徽多地報告發生不到一個月。黑龍江有報告的最早兩起非洲豬瘟疫情暴發於9月初，也即保羅剛離開明水縣之後，地點在距離明水縣超過500公里之外的佳木斯。
保羅聽說，此後他的工作職責由DFD生豬管理運營總監亨瑞克(Henrik Nielsen)及另一位技術外聘專家託羅(Tórur Jacobsen)負責，但他們此後只負責豬隻生產，人員管理及培訓、設備採購等工作全部移交給了中方管理層，他不清楚原來由他承擔的生物安全職責由何方負責。
保羅並未離開中國，目前供職於江蘇連雲港一家大型豬場。“他們有可能會因為非洲豬瘟做出改變。”保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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