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子不高，面孔瘦而微須，常穿藏青長袍外罩黑緞馬褂，瓜皮帽下的一根髮辮，在清華園裡是他最特別的標記。
他學貫中西，治學嚴謹，為一個即將沉沒的王朝盡職盡忠，最後卻寫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絕筆。作為一代國學大師，他筆下既有“拼取一生腸斷，消他幾度回眸”（《清平樂》）的悽美，又有“陌上樓頭，都向塵中老”的哲學況味。
他是王國維。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
靜安，浙江省海寧人，中國近、現代相交時期學者
梁啟超贊他：“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
郭沫若評其：“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伯希和難掩崇敬之情：“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陳垣)先生兩人。”
王攸欣對其推崇備至：“王國維寥寥幾萬字的《人間詞話》和《紅樓夢評論》比朱光潛洋洋百萬字的體系建樹在美學史上更有地位。”
胡適亦鮮見地厚此薄彼：“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
所以，1927年6月2日，王國維一去，國學少了半壁江山。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 《人間詞話》
“閱盡天涯離別苦，不道歸來，零落花如許。 花底相看無一語，綠窗春與天俱莫。 待把相思燈下訴，一縷新歡，舊恨千千縷。 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蝶戀花》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有我之境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
— 《人間詞話》
“人生只似風前絮， 歡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連江點點萍。
—《採桑子》
“窗外綠陰添幾許？剩有朱櫻，尚系殘春住。老盡鶯雛無一語，飛來銜得櫻桃去。坐看面梁雙燕乳。 燕語呢喃，似惜人遲暮。自是思量渠不與，人間總被思量誤。
— 《蝶戀花》
“山寺微茫背夕曛，鳥飛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罄定行雲。試上高峰窺皓月，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
— 《浣溪沙》
“無我之境，人唯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
— 《人間詞話》
“今年花事垂垂過，明歲花開應更嚲。看花終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屬我。勸君莫厭尊罍大，醉倒且拼花底臥。君看今日樹頭花，不是去年枝上朵。
— 《玉樓春》
“萬事不如身手好，一生須惜少年時，那能白首下書帷。
—《浣溪沙》
“滿地霜華濃似雪。人語西風，瘦馬嘶殘月。一曲陽關渾未徹。車聲漸共歌聲咽。換盡天涯芳草色。陌上深深，依舊年時轍。自是浮生無可說。人間第一耽離別。
—《蝶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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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出生於浙江海寧一寒士之家。四歲時，生母不幸病故。十一歲前，父親一直奔波於外，從小仰賴祖姑母撫養。“及冠”之年遵父命與一商人之女莫氏結婚。1906年，父親去世。1926年，他的愛子王潛明因突染傷寒，不幸病逝，而諸子女中，他最心疼有加的就是這個長子。
幼年喪母，中年喪父，晚年喪子，由此可見，王國維一生都處在一種不斷失去親人的哀痛之中。長期的喪離與孤苦，讓人不得不懷疑“無常”之境，是否會終將一切席捲而去，徒留斷瓦殘垣，空對滿目瘡痍。
蘇珊·桑塔格在為本雅明的《單向街》所作的長序中稱本雅明是個總帶著“一種深刻的憂鬱”的人，而這種氣質貫穿了他的一生以及所有的作品之中。她極細膩地分析了這種氣質：敏感、孤僻、隱藏的激情、愛沉思、身體孱弱、行為古板等等，並與本雅明的生平對證，文字透出一種讓人感傷的宿命色彩，而這時我眼前出現的影象，卻是我國一代宿學的王國維。
兩人的確有一定的可比性，兩人都生在國運飄搖，戰火連綿的時代。本雅明身為猶太人，在納粹橫行時，仍苦留在他認為是文化陣地的歐洲，他在回絕美國友人的邀請信時，說他寧願成為歐洲最後一個知識分子。大戰發生後，本雅明自殺在逃亡的路上。而王國維，沿著這氣質一路行來，其悲劇的結局，似乎也是註定了的。
▲1925年冬，王國維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時的合影。前排右起：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李濟；後排左起：章昭煌、趙萬里、梁廷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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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憂鬱沉潛的氣質、天才的稟賦，早在少年時已有顯露。曾與陳守謙、葉宜春、諸嘉猷被譽為“海寧四才子”。
1898 年，絕意科舉的王國維在父親王乃譽的陪伴下乘“王升記”輪船來到上海。初抵上海，繁華的“十里夷場”足使王國維眼花繚亂，一切都是那麼新奇和陌生。王國維在同學許家惺的引薦下入《時務報》館，從事文書和校對工作。
《時務報》是一家鼓吹變法改良、很有社會影響力的報紙，是當時維新運動的一面旗幟。由此，王國維實地感受維新變法的時代潮流，近距離接觸新學和外來思想。
早在1894年，王國維接觸新學，對由梁啟超主筆的《時務報》幾乎每期都讀，這次有機會感受當時中國新思想的前沿陣地，無論如何都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王國維這次到上海，雖有一定的求學色彩，但主要目的還在謀生。在報館有了棲身之地，而所從事的打雜工作使得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無聊。當時的《時務報》館內因為“粵派”和“浙派”之爭，主筆梁啟超已經離開報社，主持事務的是浙江人汪康年。汪康年醉心維新事業，致力於辦報，卻未能賞識這位身邊日後成為學術大師的王國維，甚至冷眼相待，剋扣王國維月薪。
在報館工作，王國維收入極微，生活清苦。他接觸到形形色色的維新人士，雖然梁啟超等學者的離去讓他有些失落，但慶幸的是，他結識了康門弟子歐榘甲。王國維尊後者為師，歐氏向王國維講授傳孔教、重民權、改制度的“康學”要義，宣傳變法思想，並指點他攻讀《春秋公羊傳》《春秋繁露》《宋元學案》。歐榘甲離開《時務報》館之際，曾規勸王國維到《譯書公會報》等專門譯介西學的報館裡謀取新職，王國維表示認可。
“戊戌變法”期間，《時務報》一度改為官辦，報館內部再度出現“粵派”和“浙派”之爭，汪康年按照“依旨據實昌言”之意，將其改名為《昌言報》，以擺脫康有為等人的影響。期間，王國維因為足疾回老家治病，病癒再度返滬，《時務報》館已經關閉，他也有幸迴避了這場亂哄哄的“爭報”鬧劇。
▲王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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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3月，羅振玉創辦的東文學社順利開學，這是近代較早的一所日語專科學校，學制三年，旨在培養日語翻譯人才，它是羅振玉實現農業興國抱負的具體實踐。王國維是該校的第一批學生，當時他正供職於《時務報》館，每天只能學習3小時日語，還得花很多時間去應付報館事務，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
他的氣質決定了他選擇研究什麼。“體素贏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王氏憂鬱的稟性與叔本華的悲觀哲學一拍即合，比之蘇東坡初讀《莊子》那種若有夙契之感。
就讀東文學社是王國維治學生涯的重要開端，較以他16歲時主動購買《前四史》、接受傳統文化，就讀東文學社則是他開闢眼界、全面接受外來養分的重要開端。在東文學社，王國維較為系統地接受了新式教育，他不僅學了日語和英語，而且還接觸到數學、物理、化學等課目。就讀的生活開闊了他的眼界，為日後樹立科學思想起了積極作用，也預設他進一步研讀外國哲學、教育學和社會學的契機。兩年半的東文學社學習生涯是王國維學術事業的起點，社中的兩位日藉教師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是王國維從事哲學事業的領路人。在兩年半時間的學習中，王國維在藤田豐八指導下，大量閱讀西方學術書籍，開始研讀康德、叔本華、尼采等西方哲學家的著作，逐漸對哲學產生濃厚興趣。西方哲學不僅為王國維提供了觀察問題的方法論，而且也成為他的學術思想的一部分。康德、叔本華、尼采等人的哲學思想深刻影響了他，叔本華悲觀主義的人生觀、博愛主義的倫理觀、直觀主義的美學觀影響尤巨，幾乎伴隨王國維此後的一生。
▲陳丹青油畫“（清華）國學研究院”局部，左起第三為王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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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識羅振玉是王國維在東文學社的最大收穫，與羅振玉結交成為他一生學術與事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不足一年，王國維因病從日本歸國。執教於南通、江蘇師範學校，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同時孜孜於文學研究，開始其“獨學”階段。天涯漫漫，跬步必積。
四年後王國維隨羅振玉入京，任職清政府學部。為他帶來巨大聲譽的《人間詞話》便於此誕生。
王國維寫出劃時代的《人間詞話》和《宋元戲曲史》後，時世也愈發紛亂了，辛亥革命一起，王國維隨著羅振玉等清室遺老東渡流亡。這一批人應是廣義上的文化遺民，他們幾乎都是一代學者，他們珍視的傳統文化隨王朝一起現出末世衰亂的景象，眼見一個整體的文化、倫理價值體系的行將崩潰，他們不僅是一個王朝的憑悼者，更是一種文化的憑悼者。
“來日滔滔來，去日滔滔去。適然百年內，與此七尺遇。爾從何處來？行將祖何處？”王國維在疲於哲學中的“可愛”“可信”之爭後，將自己對人生的悲憫、懷疑，都化入詩詞和文學研究中了。王國維把人生看作“天下至弱者”之一，側身天地，俯仰悲悸，草草生死，終古難度！這與帕斯卡爾稱人類為“能思想的蘆葦”是相通的。他的詞集名為“人間”，也無非出自憂生、悲憫一念而已。
▲民國清華大學四導師陳寅恪、王國維、趙元任、梁啟超（從左到右）
由於成就斐然，名聲日隆，1922年被北京大學聘請為國學門通訊導師。翌年，由蒙古貴族、大學士升允舉薦，應召任溥儀“南書房行走”，食五品祿。
1925年，王國維受聘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這是他人生的最後驛站。當時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一說吳宓)被稱為“五星聚奎”的清華五大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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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在清華期間，心無旁騖，躬行慎獨。講課時不說廢話，以說明題旨為度。他人已說過的東西，從來不抄襲，不掠美，不詆譭，說話負責，做事謹嚴。學生去討教，他有問必答，遇到自己知識上的“盲點”，他直言“弗曉得格”(不知道)。
先生性情冷僻，但只要和人談起學問，便欣悅異常。
他曾說：“以學問為羔雁，”“以官獎勵學問，是剿滅學問也。”而私學則更像學術自由爭論、辯難的陣地，是孔子說的“有教無類”的範所，師生間也容易多一些感情交流。中國文化的傳播到了深刻處，就有了一定的隱秘性和神秘感，類似佛家的傳心。這是說對一個整體意義不可能分割而授，只能頓悟而得。這是一種東方文化的氣質。倘若如西方學術一般，分科嚴謹、條理精密，以固定清晰的概念統而授之，難免對國學內蘊有損。這應是當時的國學大師康有為、章太炎等力主廢科舉之後，又發出了斥學校教育的言論的真正原因。
作為一代大師，他學識高蹈，滿腹經綸，又殷殷不倦，誨人以誠。庶幾滿城桃李，高徒門生遍及中國的學界。
▲王國維書贈馮永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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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在治學上嚴謹，在政治倫理上也一樣地一絲不苟。 他不同於其他的傳統學者文人，像事鴻銘、林琴南那樣的對西學破口大罵，他有相當深厚的西學素養，溥儀曾說：“新舊論學，不免多偏，能會其通者，國維一人而已。”王國維不只是立足於文化舊營壘的人，他研究傳統不可避免地以西學作為比較的參照系，運用科學的新方法，但他明白不可隨意比附，所走的只是中國文化本位的路子。他並不是表象的那樣保守，但他對國學的衰落卻露出了絕望的憂傷情緒。王國維曾因困擾在“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的哲學研究中不能兩全時，而放棄了哲學。在傳統和西學又難兩全時，他能放棄什麼？這是兩種大文化之辯，而且時代已經做出了選擇，一切都在合情合理中進行，那麼不知不覺、不可抵擋，就像一貫坐馬車的權貴，開始改乘汽車了一樣，他還能說什麼呢？他終於放棄了，放棄的是自己的生命，“只有靠生命來擁抱文化了”。
▲清華大學王國維紀念碑
有道是，氣骨愈高，謀生愈拙。王國維先生早年寫給朋友許同藺的信中就多有“大抵合群二字，為天下第一難事”的議論。王國維不喜享樂，憎惡滿嘴仁義道德，卻做盡腌臢之事的偽君子，厭棄惡濁之世，求精神之自由。怎奈世間汙水橫溢，蠅營狗苟之輩難以同道。
一次，北京大學邀請王國維到校參觀。為旌其高節，以示敬重，校方預先佈置好夾道歡迎，卻被王國維一口回絕。理由是：歡迎者有各式人等，中間免不了道不同不相為謀者。
不卑事權貴，亦不溷從異道，這就是王國維。
一九二七年，溥儀被迫出宮、李大釗遇害、葉德輝在長沙被軍閥所殺，清代遺老紛紛逃難，羅振玉也避入某國使館。而王國維坐著一輛人力車來到頤和園，悄然自沉。稱：“今日干淨土，惟此一灣水耳！”王國維早已痛心目睹他心儀的古國文化在一步步式微殆盡，而作為舊文化最後的象徵——紫禁城，也人去樓空了。時局紛亂，也要波及他的書房了，他走前的一日對學生說：“我受不得一點辱！”後在遺書上雲：“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王國維用自己迷戀的悲劇形式遽爾撒手，才及中天而歿，甚至遺書中也未多說他心中的矛盾和無奈，只讓後世之人去深哀痛惜和費心猜度了。
不慕權術，不通錢術，只埋首於學術，砥志研思，苦心孤詣。如此，方鑄就了一代無人比肩的國學大師。
王國維的一生，叩問於哲理，精求於史學，痴迷於文學，往復於“人生”。問題在於，他的死是不是說明他往復於“人生”的途中，如浮萍失根，鴻鵠失飛，無得歸所?
在塞萬提斯的筆下，堂吉訶德挺著生鏽的長矛向風車衝鋒，王國維沒有長矛利劍，這具盛載著獨立思想，自由意志的身軀是他對精神聖殿的最後祭獻。
與其說他捍衛的是一種難以折從汙道的人格，不肯苟活以自辱的尊嚴，不如說，是在以一己之力無法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的困境下，用形體之寂滅，換精神之永生。
做學問如他，由發軔的“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漸達修煉如禪一般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直至境界全出的“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枯坐如僧，苦行至臻。極致於學，亦極致於生。
王國維先生紀念碑，在其自沉兩年後，屹立在清華園中，陳寅恪教授親自撰寫碑銘，用金石般的文字，稱其“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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