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談談，是什麼在塑造我”
76 歲的山本耀司和 72 歲的北野武，估計是日本最閒不住的兩位“老頭”。
不久前，山本在東京南青山帶來了一場小型演唱會，北野武則推出了自己的服裝品牌。現在，北野武與執導過《德州巴黎》、紀錄片《皮娜·鮑什》等影片的導演維姆·文德斯共同為山本耀司策劃出版了一本極其詳實的高質量重磅書，書名就叫《山本耀司》。 後面摘錄部分內容，與大家分享。
維姆·文德斯和山本耀司
北野武的電影《大佬》、《座頭市》和《玩偶》的服裝設計都是山本耀司，他自己也喜歡穿山本耀司的衣服。
兩個人從出生背景到性格、趣味，都有十足的相似，甚至曾有日本媒體形容他們是“溫和、瘋狂、固執、絕望的混合體，‘壞’到了極致。”而山本耀司在評價二人的共同點時說：“我們都是被嫌棄的人、被討厭的人、不被喜歡的人。如果不介意自己被嫌棄，反而一直努力的話，到最後反倒會變成受人喜愛的人。”
北野武的敘述 | 戲服與電影
那時，絕對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戲劇化的轉折！我的朋友山本耀司，那位著名的時裝設計師，我很樂意再次與他合作，接受了為《玩偶》（ 2002 ）設計戲服的邀請。他曾經負責設計電影《大佬》（ 2000 ）的戲服。但山本耀司所設計的戲服與故事完全不相符。
當他展示自己的作品時，可以說效果相當滑稽。當然，他的設計非常美，甚至說得上崇高。但這並不是流浪漢會穿的衣服！我提醒他，這些服裝是由一群無家可歸的男女來穿的。我猜想，並且我也理解，這是山本有意為之。當時的情況很特殊，因為我知道他處於過度勞累的狀態。那時，他正在準備時裝秀，同時還要在巴黎發佈最新的系列。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的日程表。我瞭解山本耀司，為了讓我開心，他一定已經度過了好幾個不眠之夜才完成這份工作。所以我不想讓他收拾東西離開，禮貌地請他重新再做。但這些色彩豔麗亮眼的衣服在拍攝和製作團隊中激起了相當的不滿。我們能做什麼呢？我不知所措，目瞪口呆。
然而也正是因為山本耀司，我才能找到解決方案。我們必須改劇本，強化故事的戲劇性和象徵性。所以，我決定將整個故事推倒重來，以展示受到操控的人類，就如同文樂木偶戲一樣。事實上，多虧了山本耀司的戲服，我才重新迴歸了原本的想法，讓整個故事落腳在木偶戲中。就好像電影一半是他導演的一樣！戲服的的確確影響了電影的製作。
電影《玩偶》
“黑色是最有深意且未被充分開發的顏色。他是我的第二層皮膚。那時，日本正處於經濟騰飛的階段，社會的整體成就讓人們飄飄欲仙，整個國家充滿了五彩斑斕的顏色。我用黑色保護自己，讓我得以拒絕乏味的系統。”山本耀司說。
他著迷於黑色，在出生後，山本看到的是一個處於重建中的世界和人們身著黑衣哀悼的身影，一如日本的傳統，他的母親一絲不苟地穿著黑衣來表達自己的悲傷之情。這段經歷無疑在他的審美中打下了烙印。
山本耀司的敘述 | 贏不起的戰鬥
父親去世的時候，我才三歲。
在日本社會中，寡婦穿鮮豔的顏色被視為粗俗的品味。因此，我的母親嚴格依照傳統著裝。
她警示我節制的美德。有一天，在幼兒園，那時我四五歲，老師鼓勵我們畫畫。我畫了電線杆，用的是深棕色。老師說：“一個孩子不應該用這種顏色。”我無言以對。讓我驚訝的是，老師把淺米色拿給我，建議我把深棕色作為陰影。
小學畢業後，我進入了私立的曉星學校，這是一所由法國傳教士管理的學校。這對我母親來說很不容易，因為學費極為昂貴。我畫畫很好，數學很差。
從那裡畢業後，我進入了慶應義塾大學，這是一所非常有名的私立大學，法學院尤為有名。從那時到現在一直如此，父母都對孩子有著共同的希望：上好大學，進入精英階層。我母親也是這樣希望的。我很聽話，順從了她的期望。
我喜歡慶應，但發現自己與同學們格格不入，幾乎所有同學都來自中等偏上家庭，都是中產階級。這讓我看到了出身意味著什麼，他們的未來是何等的可以預見。
完全依賴金錢和社會地位，那種生活不適合我。我開始放慢在慶應的學習進度，三年後，完全停止了學業。第四年，我做了一次環球旅行。
母親不反對我去旅行，當時我承諾回來的時候“整理好自己”。她給了我一些錢，我賣了舊的汽車，打了幾份零工，湊齊了剩下的路費。我坐了船，去了蘇聯，去了斯堪的納維亞地區，還有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到南歐之後，我乘船回到了祖國。
整個旅行用了五個月。
我想先談談那時是什麼在塑造著我，又是什麼在塑造著日本文化，想談談所謂的主流。
主流體現在我們每個人的父母身上。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社會地位、職業，相伴而生的是附於其上的標籤，不僅僅是父母本身，還有他們的社交圈，同樣一群人在過去、當下和未來都密不可分，沿著同一條預設好的軌跡生活著。
這是按部就班的人生的核心，總是重複上一輩人的老路，棲身在家庭的保護下，依賴著傳統價值觀。我該做什麼？
我，一個從來都處於社會邊緣的人，一個置身於富人之中的窮孩子，一個勉強在社會立足的戰爭寡婦的孩子，要怎麼融入主流，融入它的代表者們之中？
我為母親所具有的道德力量，為她保護我和承擔自己命運的方式感到震驚。她一定是經過了深思熟慮。要融入主流，她不得不做出犧牲，不得不忍受痛苦。
我意識到這一點之後，對充滿如此成規的社會感到強烈的厭憎。有一天，我覺得厭煩透頂，決定逃離這一切的束縛。我告訴母親，自己絕不想在那些大公司裡工作，而希望在她店裡幫忙。
一開始，她並不情願，可最終還是接受了，但條件是去正式的縫紉學校，學習這個行業的真才實學。這很適合我，我很開心。學校成為我的解脫。
那時，縫紉學校是為準備嫁人的年輕姑娘開設的，一萬名學生裡只有不到一百個男生。我是其中最年長的一個，二十三歲。其他男生都不到二十歲。儘管有名校的文憑，我還是得從頭學起：怎麼戴頂針，怎麼拿針。過程很痛苦，但最終我還是學到了一些東西。
就是在那裡，我發現時尚世界對我充滿了吸引力，並看到了成為設計師的可能性。
對我的眼睛來說，一件衣服首先是形態結構。當我分解這些形態的時候，一切自動劃分為黑或白，像是在爭奪著領地。黑色贏得一毫米，白色就失去一毫米：就是這毫釐之間的不平衡吸引了我。
現在，對我來說依然如此。我仍然對這種能決定最終平衡的領地爭奪感興趣。
時尚轉瞬即逝，但服裝一定能夠長存……
這點至關重要，正是這一點創造了時尚潮流的矛盾性。因為，一方面，人們要了解一件服裝的真實價值，另一方面，人們要展示是什麼觸及了預言和變化的領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將兩種需求結合在一起，這也是繪製圖紙的設計師最重要的功能。
從文化上看，我不認為自己會在美的歷史上留下任何印記，甚至在時尚史上都無法留名。是的，我更傾向於認為只有虛假的東西才能留下痕跡。何為真實則模糊不清。
對我本人而言，我和那些希望激起些微逆流的人站在一邊。我認為，有些戰鬥必須輸掉。那些最終得出唯一真正意義的戰鬥，你贏不起。那的的確確是我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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