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文明史用口传的方式一代一代传播时，其结果往往是用“传说”来表达其意。假如是用文字，并且是史官传承下来的史料，其权威性就一样了。假如我们今天能看到官员用竹简记录的历史片段，那描述的公元前后的历史就显得格外的珍贵。
1730年前的三国时代，司马家族的晋国掌控着北方和蜀地，新登基的晋武帝雄心勃勃，对东吴虎视眈眈。在一个黑风残月夜晚，河南汲县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还真是无心插柳，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正是这个1700多年前的盗墓事件，本来盗墓贼到处挖掘古代陵墓是为了金银，然后在一个规模宏大的古墓里，他并没有找金银财宝，映入眼帘的却是无数用绳子穿起的竹简。正是这些珍重的竹简，曾极大的改写了中国的上古历史，但也留下了至今无法弥补的遗憾。
天下的盗墓贼都一样，都是为发财才走向做坏事的道路。所以，愚蠢的不准用竹简当火把，到处寻找财宝。直到竹简燃烧的火光招来了官府官兵，才把不准抓了后并把几十车竹简运到洛阳，晋武帝得知后，对此事高度重视，于是命全国顶级专家学者对这些竹简展开研究。
据文献资料记载，这是500年前战国时期的竹简，晋朝人早已不认识那时的文字了，专家学者们耗费了大量时间心血来整理，竹简的内容十分丰富，有《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琐语》十一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等。这些都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文献，其结果简直震惊史学界。
众所周知，东周之前的中国史书都已亡佚，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把各国史书付之一炬。焚书后，儒家的史书《春秋》、《左传》、《国语》还有《吕氏春秋》在儒生们的努力下得以恢复，秦朝以前的历史记录才勉强保留。
然而，这些都不是官修史书，不能算作正史。而《竹书纪年》就是魏国的官方史书。在春秋时期，晋国最大的国家，在各诸侯国史书中，只有晋国的史书最权威和全面。《竹书纪年》就是晋国和魏国正史的合订本，是记载春秋战国历史的宝贵资料。
在战火连连的春秋战国，到秦国统一天下，再到秦始皇所谓的“焚书坑儒”事件。所幸的是《竹书纪年》成了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史书。尽管在宋时历经了佚散后又重新收集整理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
可以说《竹书纪年》与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表示，春秋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历史有特别在的意义。
这套天下非常古老的史简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其价值是无法用财富来比较的。
但是，《竹书》里面记载的内容却颠覆了以往历史的认识。如今我们研究先秦历史，《春秋》和《史记》是比较权威的，《竹书》里大部分内容都与他们相吻合。但是有一些关键地方，他们的记载却背道而驰。
特别是对于上古“禅让”的记载，传统记载是尧舜禹实行禅让制，尧把帝位让给舜，舜又把帝位让给禹，他们都是非常贤明的君王。而《竹书》里面的记载：舜把尧囚禁起来，夺了他的帝位，并且阻止尧的儿子丹朱来见父亲。
作为战国中期的史书，孔子又是春秋末期的人，也就出现了某些让人无法理解的事。如果说《竹书》记载属实，孔子不可能不知道《竹书》的内容。而儒家学说却对这些历史只字未提，一直宣扬尧舜禹的禅让制的正能量。
在孔子的儒家学说中：儿子干了坏事，老子替他隐瞒；老子干了坏事，儿子替他隐瞒。这才是大家所向往的和谐社会。为了让大家保持高尚的道德，我们可以“善意”的隐瞒很多事情；我不告诉你真相，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不污染你纯洁的心灵。
也有人认为，上古时代根本不是儒家说的那么淳朴，而是与后世宫廷政治一样的血腥。但是儒家为了宣传古世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今世的“礼崩乐坏”相比较，来营造了一个上古、中古时期的理想国，希望天下回归仁义，礼乐文化的盛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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