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恩：“冷月葬花魂”還是“冷月葬詩魂”

作者簡介：王人恩，集美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紅樓夢學會常務理事，福建省古代文學學會副會長。現為廈門工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院長，國學院副院長。主要紅學著作有《紅樓夢新探》、《紅樓夢考論》、《紅學史譾論》等。

較之討論“寒塘渡鶴影”之出處的觀點而言，探討“冷月葬花魂”之出處的意見分歧更大，因為它牽扯到版本的異文問題，亦即應作“冷月葬花魂”還是應作“冷月葬詩魂”的問題，大致說來，可以分成以下幾種意見。

一、應作“冷月葬花魂”，“葬花魂”典出明代葉紹袁《午夢堂集·續窈聞記》中葉紹袁幼女葉小鸞事。較早主張應作“冷月葬花魂”者似為香港的宋淇（林以亮）先生，他於1969年4月在香港《明報月刊》第40期發表了《論“冷月葬花魂”》的專文，文中自敘“1953年3月1日，我曾在《今日世界》第48期發表《林黛玉的眼淚》一文，當時我已經指出‘冷月葬詩魂’可能為‘冷月葬花魂’之誤”。於此可知，宋淇對“花魂”、“詩魂”究竟哪一個更正確的思考早有時日，寫於1969年的《論“冷月葬花魂”》不過是對他早已關注的題目的進一步補充論證而已。宋淇認為，第一、從版本方面看，應作“冷月葬花魂”，他特別指出“脂本有一個系統固然保留了‘葬花魂’（如‘有正本’和‘全抄本’），另一個系統變成了‘葬詩魂’”，他注意到庚辰本作“葬死魂”，“正文有人將‘死’字用墨筆點去，並在旁邊改寫‘詩’字”；他分析說“‘死魂’不能成立，可是有了‘死魂’這兩個字，我們就此可以推測到原文大有可能是‘花魂’，因為‘死’字與‘花’字在草書上形象很接近”，結果由“不學之人”依樣畫葫蘆描成了“死魂”。第二、從詞語對仗方面看，“花”是具體的名詞，“花魂”對“鶴影”，“極自然而現成”。詩是抽象的名詞，“‘詩魂’究竟指什麼？詩人的魂？還是詩靈？”他還引了黛玉所說“影字只有一個魂字可對，況且‘寒塘渡鶴’何等自然，何等現成”諸語，做出結論：“‘冷月葬花’是可以和上聯對的，‘冷月葬詩’就很難講得通了”。第三、“‘花魂’一方面泛指大觀園諸豔，一方面特殊指林黛玉本人，也合乎本書的預感（Presage）”。因此，“‘葬花魂’直接出諸林黛玉之口，更是無可更移”。宋淇還引《葬花詞》中接連出現兩次“花魂”的根據，認為說出“花魂”是“林黛玉個人的習慣說法”，“相反的，‘冷月葬詩魂’就顯得沒頭沒腦而兀然了”。第四、《紅樓夢》雖然高揚“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讚頌女性而鄙棄男性，但是，“曹雪芹筆下的女孩子們，在本質上，仍是女性的，她們仍然守她們的本分，並未因詩寫得好就以詩人自居”。宋淇在這一點上花了不少筆墨，多方面論證黛玉“在婦德上不輸於任何人”，同樣不以詩人自居，因此她“不會說出‘冷月葬詩魂’來”。文末總結道：

可以說，宋淇的專文第一次將“冷月葬花魂”的異文問題鮮明地提了出來，並作了比較詳細周密的論證。之後，蔡義江和林冠夫先生在《文史哲》1979年第2期發表了《“冷月葬花魂”——〈紅樓夢〉小札之一》一文（署名藤蘿苑），進一步論證原作應是“葬花魂”而不是“葬詩魂”，並主張“至於一字之差，詩句會有高下之分的問題，那是不應該脫離開人物的命運特點和情節的前後照應，而孤立地只就詩句本身來衡量的”。與宋淇文比較，蔡、林的文章也是就版本、詩句的對偶、《紅樓夢》本身提供的若干“葬花魂”的內證三大方面論述原著應作“冷月葬花魂”。宋淇文沒有說明“冷月葬花魂”的出處，而蔡、林的文章不僅指出了“冷月葬花魂”出自明代葉紹袁（天寥）《續窈聞記》中所記其女葉小鸞的故事，而且從《紅樓夢》繼承我國豐富的文化遺產的角度將其作為論據證成當作“冷月葬花魂”。文章認為葉小鸞死後受某大師召來她的靈魂而受戒之前的審戒問答語中有“勉棄珠環收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的詩句，即為曹雪芹所本；葉小鸞的才情、特別是以“葬花魂”為“痴”，更使人聯繫到《紅樓夢》中有關葬花情節的描寫。文章還特別指出，“曹雪芹是曾經看過葉天寥的《續 窈聞記》的”，根據是《芙蓉女兒誄》中的“寒簧擊敔”句的寒簧之名，“最早就見於《續窈聞記》”[2]。客觀而論，蔡、林之文的確有理有據，尤其是對“葬花魂”出處的指明可謂見解新穎。正因此故，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新校注1985年版中似乎就採納了他們的看法：“葬花魂：與本書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相映照。明代葉紹袁女葉小鸞鬼魂受戒答禪師問中有‘戲捐粉盒葬花魂’之句。見葉紹袁《午夢堂集·續窈聞記》”。《紅樓夢大辭典》傾向於應作“冷月葬詩魂”，而用“或謂”諸句也似乎是引述了蔡、林的觀點[3]。紅學研究史表明，蔡、林的觀點在得到人們初步肯定和借鑑的同時，還引起了學人們的進一步思索和探究（詳下）。

二、應作“冷月葬花魂”，它出自北宋王山的《筆奩錄·盈盈傳》。這一看法的提出者是薛洪勣。薛先生在《“冷月葬花魂”還有更早的淵源》一文中有感於蔡義江、林冠夫提出的出自葉小鸞故事的見解雖然不無道理，“但仔細品味就會發現，林詩與葉句在意境上並不怎麼貼切”，於是提出“這些名句似乎還有更早的淵源，這就是北宋王山的《筆奩錄·盈盈傳》”。他認為，《紅樓夢》中有“痴男怨女”的話，“盈盈就是一個在中國小說史上較早出現的林黛玉型的怨女”，文章先引《盈盈傳》：

又引了盈盈《傷春曲》一闋：

之後得出結論：“其人其詩與林黛玉確有某些相似之處。特別是，一眼即可看出，‘碎花魂，葬花骨’、‘空餘欄檻對寒月’等句，與‘冷月葬花魂’不僅在字面上類似，意境也較貼近。因此，我認為這是林句的更早的淵源”[4]。

與蔡義江、林冠夫將“葬花魂”的出處追溯到明代相比較，薛洪勣又追溯到了北宋，時代的確“更早”。然而，若細加考察，就不難看出薛先生的觀點似可商榷。就《盈盈傳》的故事情節看，盈盈是吳地的一個妓女，她容豔甚冶，善歌能箏，喜詞翰，性便巧，“奇性殊絕，所謂翹翹煌煌，出類甚遠”。王山是在東海守田公宴中見到盈盈，盈盈愛王山尚情，並向王山學詞。王山西歸魏州，遂與盈盈分別。次年夏，有客自東海過魏州，攜盈盈《傷春詞》示王山，王山撰一歌勉之。又一年，王山寓遊淄川，時盈盈已死，王山從王通判處得知盈盈死前夢紅裳美人告訴她：“玉女命汝掌牘。”王山欷歔不已。嘉祐五年（1060）春，王山登泰山，追思昔日盈盈之夢，遂題詩於泰山頂上玉女池邊一石上。是夕，王山夢己入一溪洞，洞內飛樓連閣，帷幕珠翠，燈燭明列，中有一年可二十四五的女子命碧衣女奴召盈盈來，盈盈與女子偕至，時盈盈年可十七八，諸女與王山同坐，“多道陳隋間事”，王山還與諸女、盈盈賦詩。夜深後，二女命盈盈與王山就寢，晨起與盈盈泣別，“二女亦泫然”。王山恍然出洞，“但蒼崖古木，水聲山色，皆非向來所歷”[5]。如果說故事前半寫實，則後半寫幻，王山之入溪洞，有如寶玉之入太虛幻境。整篇故事似寫盈盈生前春情未能滿足而死後得以補償的意思，這與林黛玉的故事相差何止千里？何況盈盈是一個妓女，這又怎能與黛玉相提並論？至於《傷春詞》所寫“碎花魂，葬花骨”的確與“冷月葬花魂”有一些相似之處，但若認定它“是林句更 早的淵源”而不顧其他“淵源”，則未免顯得單薄，亦不夠雅正。

三、應作“冷月葬詩魂”，它出自元代段成己的一首詩。這一觀點的提出者是劉恆。劉先生在《“冷月葬詩魂”探源》一文中先行引了元代段成己的一首七律：

並謂“題長不錄”。經我查找，段詩題目為《中秋之夕封生仲堅衛生行之攜酒與詩見過各依韻以答二首》[6]（原有二首，此為第一首）。劉文認為“如果將它——特別是後兩聯與《紅樓夢》掛鉤的話，人們一下子就會想到‘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詩魂’的細節描寫”。他引錄小說中的情節描寫與段詩對比，認為林、史二人一個是“瀟湘妃子”，一個是“湘江水逝”，二人可以說是“故人”；今遇“良宵”，“方喜與共”，二者有相似之點；林、史二人的你“譏”我“諷”，也“驚動”了一個人——妙玉，猶如段詩所說“醉語那知鄰舍驚”；妙玉聽見“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詩魂”而覺得“過於頹敗悽楚”，便“出來止住”，她還認為“此亦關人之氣數”，也就是此句是黛玉結局的“讖語”，“而這正是段詩‘一片詩魂招不得，九霄直與月俱清’的寓意”。他結論道：“‘冷月葬詩魂’就是從元·段成己的‘一片詩魂招不得，九霄直與月俱清’凝鍊而來的；它既表現了林黛玉‘冰清玉潔’的高尚品格，也是他日黛玉淚盡而逝‘質本潔來還潔去’的讖語”。他還依據抄本分析了“詩魂”誤作“花魂”的原由，認為“這是兩人共同抄寫造成的錯誤”。總之，“‘詩魂’之說，不但可通，含意且勝‘花魂’，更與段詩環環相扣，處處關合。所以我認為，段詩是‘冷月葬詩魂’的淵源”[7]。

我們認為，段詩雖有“詩魂”二字，有“故人共”、“鄰舍驚”的情景描寫，但是它們與“冷月葬詩魂”無涉。因為，段詩中的“詩魂”是指作詩的靈感，而“故人共”是指封、衛二人攜酒與詩來拜訪段，段欣喜作詩以答，所以詩中流露的全是快樂的情調，也正因為有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他們的醉語過大才驚動了“鄰舍”，這與曹雪芹筆下“冷月葬詩魂”的情景也大相逕庭，如果聯繫段詩第一首綜合來看則會看得更加清楚[8]。

四、應作“冷月葬詩魂”，而沒有指明它的出處。這一說法可以《紅樓夢大辭典》為代表，新校注本1996年再版《紅樓夢》註釋以及馮其庸先生亦持此說。《紅樓夢大辭典》說：

1996年再版《紅樓夢》正文一改1982年版“冷月葬花魂”為“冷月葬詩魂”，並作注云：

馮其庸先生不久前在新疆師範大學的學術講演上主張應作“冷月葬詩魂”：

可以看出，《大辭典》、馮先生等之所以主張應作“葬詩魂”，是因為儘管注意到了版本的點改異字問題，但主要依據乃是認為林黛玉是一個具有詩人氣質的女子，是“詩”的化身。問題在於，在諸多早期抄本中，究竟哪個是最接近曹雪芹原作的本子？而且它就是寫作“葬詩魂”呢？似乎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和發現，此其一；其二，“葬詩魂”到底有無出處呢？若能揭明出處再與版本異文結合考察，結論或可令人更為信服一些。至於再版本釋“或謂此句借用李賀‘秋墳鬼唱鮑家詩’意境”之說，蔡義江、林冠夫曾作過駁論：“若說‘葬詩魂’，便關人事而非寫景了。大觀園又不是幽壙墓地，林黛玉又何至於硬拉扯李長吉‘秋墳鬼唱鮑家詩’之類意思，去配湘雲那句寫眼前實景的詩呢？”[11]至於再版本釋“或謂……也可能從‘涼風醒醉眼，明月破詩魂’點化而來”之說，也實難成立。因為喬吉的《紅繡鞋·書所見》整支曲子寫的是一個歌女的姿容體態和多情而已，她於酒筵上喝多了而春心萌動，以至於夜晚難以入眠，僅此而已；其中“詩魂”的含義是指寫詩的靈感，這與黛玉吟出“冷月葬詩魂”（就說應作“葬詩魂”吧）的情景和內涵也是相差甚遠。論者大約是看到喬吉句中有“詩魂”二字，於是和“冷月葬詩魂”聯想起來；其實，早在喬吉之前，就有驅遣“詩魂”入詩的例子，如晚唐李建勳《春雪》詩第三聯即“閒聽不寐詩魂爽，淨吃無厭酒肺乾”[12]，其中“詩魂”即指寫詩的靈感。又如元代耶律楚材《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其韻七首》之三有“頓令衰叟詩魂爽，便覺紅塵客夢賒”[13]的詩句，其中之“詩魂”同樣是指寫詩的靈感。要之，“冷月葬詩魂”與喬吉散曲沒有借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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