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於2月18日正式公佈，這一《綱要》關係“9+2”共十一個城市的未來發展路徑，大灣區被定位為——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
換言之，大灣區的建設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大灣區的四個中心城市的規劃與定位，基本可以概括為：香港完勝，廣州淡定，深圳失落，澳門跟隨。
香港完勝：關鍵詞“金融”
關於香港，《綱要》給予了較高的定位，甚至可以說是“大贏家”，這與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對香港的印象其實並不完全一致。
《綱要》中，給香港最耀眼的關鍵詞是“金融”，有些人可能會因此為深圳叫屈，因為深圳一度被稱為“基金之都”、“創投之都”，不過，深圳的金融業與香港相比確實有很大的不同。
2018年3月公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中，香港排名第三。該指數自2007年3月首次公佈以來每半年更新一次，香港一直獲評定為亞洲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是全球最活躍及流動性最高的證券市場之一，對資金流動不設限制，也沒有資本增值稅或股息稅。
香港建立了在內地以外最大的人民幣資金池。
《綱要》裡同時點了一句——“支持國際金融機構在深圳前海設立分支機構”，由此，香港的金融位置其實更為穩固。
至於香港鞏固和提升“航運、貿易中心”，恐怕在市場中會遭遇較大的壓力，要實現實為不易。廣州南沙港、深圳鹽田港和蛇口港、珠海高欄港等較接近貨源，成本較低，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都是香港捍衛航運中心的挑戰者，實際上自2013年開始，香港港口的集裝箱吞吐量持續下降。
粵港澳大灣區是全球港口最密集、航運最繁忙的區域，但在貨物吞吐量和集裝箱吞吐量這兩個重要指標上，香港已經屈居亞軍，而且無力迴天：2017年大灣區貨物吞吐量超過15億噸，包含廣州（5.9億噸）、香港（2.82億噸）、深圳（2.41億噸）；2017年大灣區集裝箱吞吐量超過7000萬標準箱，深圳第一，香港第二，廣州第三。
香港近年來飽受老齡化困擾，而且高房價也被人詬病。但是如今，在《綱要》中獲分“金融”這杯羹，也是一件幸事，由此可獲得更多政策方面的支持，未來有望延續目前的穩定發展狀況。
2月16日，南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香港財政司前司長梁錦松在某論壇上的一席話可謂香港在《綱要》中定位的最佳註腳，梁錦松稱：香港從來都是國家重要的對外窗口，雖然現在國家已經全面開放，但香港的對外窗口作用仍十分有意義。
梁錦松同時指出，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物流最暢通，民營經濟和企業家精神在這裡得到發展。
“最自由”、“窗口”等詞彙已經極其清晰地勾勒出香港不但是一個經濟領先之城，也是一個形象代表，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下，香港不能停滯，只能大步向前。
香港已經是國際大都會，未來要“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環顧大灣區其餘十城，無一城有此殊榮，說“香港完勝”其實並未誇張。
廣州淡定：關鍵詞“中心”+“門戶”
《綱要》對廣州的定位比較貼合廣州的現實狀況：充分發揮國家中心城市和綜合性門戶城市引領作用，全面增強國際商貿中心、綜合交通樞紐功能，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著力建設國際大都市。
廣州有兩個定位是讓大灣區多數城市“羨慕嫉妒恨”的，其中之一是“國家中心城市”，而且廣州是華南地區唯一的“國家中心城市”，還有一個是“國際大都市”（當然，前面加了動詞“著力建設”），僅次於香港。
準確地說，廣州是大灣區唯一的“雙冠王”，就定位而言，廣州略低於香港，在國際性上有一定差距，但是其人口結構、經濟發展後勁以及土地資源又遠超香港，而且廣佛同城有加速的趨勢，廣佛之間的交通以及經貿、科研合作也在有序推進。
在大灣區之內，說廣州是最優秀的綜合平衡型選手應該沒人會反對。
科創層面，廣州在開發區、南沙、天河等區域大力發展包括人工智能、信息軟件、生物技術、新能源車等方向的產業，而且其爭奪人才、資源的動作之迅猛其實並不亞於杭州和深圳，廣州甚至於2018年發佈了被稱為有史以來最為開放的金融政策，其勃勃雄心躍然紙上。
廣州在調結構實現動能轉換的同時，綜合交通樞紐功能還在持續增強，廣佛之間早就開通地鐵，未來還會開通11條地鐵，廣州未來還有地鐵與東莞、中山對接，實現“一小時”出行時間的快速互通目標。
廣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交通優勢以及對科技創新的高度重視，對廣州未來的發展會起到助推的作用，尤其是其與周邊城市的分工會更加明確，廣州負責研發、設計、會展、商貿等方向，佛山等地則更加關注於智能製造等領域。
就人口而言，近期，廣州統計局披露，2018年末廣州常住人口1490.44萬人，與其2017年末的1449.84萬人對比，2018年廣州常住人口增加了約40.6萬人。
從統計數據上來看，廣州15年來一直保持人口淨流入。2015-2018年，廣州常住人口已連續4年以每年超過40萬的規模增加，前3年分別達42.06萬人、54.24萬人、45.49萬人。
至於“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對於廣州也並非溢美之詞，廣州聚集了廣東省三分之二的普通高校、97%的國家重點學科和幾乎全部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擁有華南地區最豐富的科技研發資源。
不過，“如何提升高新技術的比例，如何將更多科教資源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是廣州需要持續努力的方向。
深圳失落：關鍵詞“創新”
《綱要》對深圳的定位是：發揮作為經濟特區、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和國家創新型城市的引領作用，加快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城市，努力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
這樣的定位可能讓深圳人和深圳擁躉有點失落，畢竟深圳這些年來氣勢如虹，確實有值得點贊之處。另一方面，深圳的短板也是顯而易見的：媒體公開報道顯示，2015年，時任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在公開場合兩次批評深圳公共服務資源配套問題。
除了在當年的深圳黨代會的報告中指出，深圳存在“為官不為”的庸政懶政和貪腐現象外，後來在深圳政協六屆一次會議委員自由發言上，馬興瑞再次指出深圳不應“天天飄飄然”，再次痛批深圳教育、醫療和城市管理的不足。
深圳由於歷史的原因，以及自身的基因特殊性，很難成為綜合性“中心”或者“門戶”，它更容易在經濟建設，尤其是高新科技方面單點突進，那麼，就放手讓深圳去做它擅長的事情——創新創意，這是《綱要》制定者給出的方向，雖然是做“減法”，但可能意味著更大的責任和壓力。
我很贊同諸多深圳學者的看法：深圳屬於給點陽光就燦爛的城市，失落是暫時的，不快是短暫的，只有不停折騰向前才是永恆的。
“創新”是深圳城市定位的最重要關鍵詞，自1979年建立深圳特區以來，如今四十年已逝去，如果以人的生理年齡來看，深圳似乎已經進入中年，不過它依然充滿活力：深圳“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
深圳“出走”的四十年其實就是不斷實踐“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四十年。
大灣區未來需要更多協調而非博弈
澳門雖然也是大灣區中心城市，但是經濟總量較小，2018年的GDP總量大概在5000億左右，遑論香港廣州深圳，就是與佛山東莞也有一定差距。但是澳門的人均GDP非常高，2017年，澳門人均GDP八萬多美元，亞洲第一，全球第二，僅次於盧森堡。
澳門的經濟總量對於大灣區而言影響不大，更大程度上是一個跟隨者，《綱要》之所以將其列為中心城市，是因為其窗口作用，其關鍵詞是“旅遊”：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總體而言，大灣區未來要實現較高速度發展，文化、制度、政策三個層面需要更多溝通和協調，尤其是政策方面。
過往幾十年是大灣區各城市“各顯神通”的幾十年，各城市更多專注於自身的發展，這在當時是正確選擇。
不過，歷史走到今天，在資源有限，尤其是中心城市土地資源有限，高新項目各地競相招商上馬的複雜局面下，如何進行持續有效的分工，如何讓灣區內的人才、資源、土地效益最大化，如何跨越粵港澳實質上的制度門檻，如何讓廣佛更緊密結合，如何實現優勢最大化的深港合作，這些過去已經存在的“癥結”，都是決策者要思考的重點。
未來如何破局？首先是需要高質量的政策建議，其次是需要高效能的協調機構，最終落地執行時則需要大灣區各城市主要決策者有前瞻性眼光。
很大程度上所謂協調就是利益重新分配，這一分配會從大灣區的整體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城市的GDP數據增減出發，因此肯定要面對利益割捨和短期政績讓渡。
這一關跨過去了，大灣區就會駛入發展的快車道。
大灣區未來在世界版圖上會有更加重要的影響力，它的向上生長取決於7000萬大灣區人繼續保持對市場經濟的熱愛，對財富的追求，對秩序和規則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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