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與一眾干將
蕭何，曾為秦沛縣主吏，秦末追隨劉邦起義，以文治見長，為漢初第一任丞相。蕭何採編揀選秦代法律，制定漢代的律令制度，主張無為，喜好黃老之術。
曹參，曾為秦沛縣獄掾，秦末追隨劉邦起義，以武功見長，據史料記載曾攻下二國和一百二十二個縣，是西漢第二位丞相。曹參繼任丞相後，“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同時揀選郡國中質樸而不善言辭的官員擔任丞相府屬官。
王陵，曾為沛郡縣中豪俠，劉邦貧賤之時，曾以兄長事之，缺少文禮教養而好意氣用事，楚漢爭霸時追隨劉邦。曹參死後，王陵為右丞相，因不贊成呂后封諸呂為王，而被佯遷為帝太傅。
樊噲，秦時沛郡人，出身寒微，早年以屠狗為業，與劉邦私交甚密，以忠勇見長，曾擔任左丞相，為呂后所信任。
陳平，秦時陽武戶牖鄉人，少有大志，喜讀書，秦末農民起義時曾事魏王咎，劉邦還定三秦時跟隨劉邦，以奇計謀略見長。呂后時，為丞相，不治事，以酒色為樂。呂后崩，陳平則與周勃共誅諸呂、迎文帝。
周勃，沛郡豐縣人，與高祖劉邦同鄉，秦末追隨劉邦起義，以軍功拜為將軍，因平定韓信叛亂有功而升為太尉，後與陳平共誅諸呂、迎文帝，故官至右丞相。
灌嬰，睢陽縣人，秦二世二年參加劉邦軍隊，以驍勇著稱。因與周勃等擁立文帝有功，繼周勃為丞相。
張蒼，曾為秦御史，掌管宮中的文書檔案，後因犯罪逃回老家陽武。劉邦起兵經過陽武時，張蒼以賓客的身份追隨劉邦。張蒼擅長律歷，當計相時為漢訂正音律和曆法，沿襲秦曆法以十月為正，並推算漢仍為水德，尚黑色。後魯人公孫臣上書認為漢應為土德、尚黃色。張蒼以為非，文帝以為是，故草創土德曆法制度。張蒼自以為絀，後以老病免相。
西漢丞相張蒼
申屠嘉，梁人，在楚漢爭霸時曾為弓弩手、後升為隊率、攻打黥布時為都尉、孝惠帝時為淮陽郡守、張蒼為丞相時升任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後為丞相。申屠嘉為人廉潔耿直。文帝寵臣鄧通有怠慢之禮，申屠嘉以丞相手令召鄧通至丞相府欲斬之，後因文帝求情而作罷。
漢初丞相多為劉邦的老舊故人或秦時官吏，以平民為主，其中蕭何、曹參為秦時小吏；周勃、灌嬰、王陵等或為劉邦同鄉或為同袍戰友；陳平為軍中謀士，申屠嘉為護衛弓弩手。唯獨張蒼曾當過秦時御史、參知中樞，但也追隨劉邦多年。
蕭何
劉邦、呂后以及孝惠所任的丞相，均為起義時的核心股肱。其中以蕭何最得信用，也最具治國之才。但蕭何在秦時僅為主吏，比之曹參、樊噲等確實出眾，但比之秦時朝堂九卿，僅能算是末流。雖然熟悉秦法秦制，但是難以在頂層設計和制度建構上有所突破。因此，沿襲秦制而主張無為，也算是一種自知之明。曹參為相，更是不敢攀比秦時文采之人，自忖與老上級蕭何也是相差甚遠，因此“蕭規曹隨”。
漢初制度多沿襲秦制，並非其無意革新，而是沒有才能之士專心討論和謀劃，故“仍舊貫，何必改作”。
到文帝景帝之時，曾為劉邦賓客的張蒼登堂入室而為丞相。張蒼親歷過秦帝國的大一統和建章立制，是有能力重新設計漢代的政治建構的。然而張蒼不僅沿襲秦之律歷，即便正月與德運也沿襲了秦代之序，可見其身在漢而心卻在秦，仍舊留戀始皇帝的法家政治。後有魯人公孫臣欲變更秦之水德，而張蒼反對，更可見張丞相對秦制的留戀之情。
新朝不變舊朝的法令制度，尚可理解。而新建之漢，連舊時秦代所建之正月（以十月為正）和所推之德運（以水德、尚黑色）都不予更改，也是讓人醉了。其中原因，大體可以認為有兩點，一是秦末天下荼毒，文治之人及典章禮樂殘破非常；二是漢之中央權臣多為秦之官吏，故留戀或習慣了秦之政治。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可見漢初之政風是一種“質勝文”的“野”。這種一切從簡，不僅表現在典章制度方面，也表現在“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上。同時，其朝堂用人也是如此。漢初的幾任丞相，就是劉邦身邊的核心股肱的論資排輩，蕭何功勞最大，故先為丞相；曹參功勞次之，故繼任蕭何為相。樊噲雖然功高且與劉邦和呂后關係親密，但因屠狗出身，確實難以勝任丞相之位，故僅為左丞相，還是以領兵為主。王陵，劉邦曾以兄事之，但因其本來無意從高祖，故晚封侯，所以在曹參之後擔任丞相。再之後就是陳平和張蒼等人，多是中途跟隨高祖的。到最後，也真是找不到劉邦曾經的老戰友了，連申屠嘉這個高祖身邊的弓弩手也拜相了。
直到漢武帝之時，大漢帝國才開始擺脫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在文治上大舉革新。其原因可以說是經濟發展和政治積累的促成，但還有三個原因是不能忽視的：一是劉邦之時的老舊之臣已經退出歷史舞臺，新生的政治力量認識到漢初在政治建構上的種種簡陋，所以要進行重新創制。二是漢立國數十年，不僅恢復了經濟也恢復了文化，關鍵是培養了可以實施政治變革的人才，如董仲舒等人。三是大一統的漢帝國需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建構新的意識形態，必然要求在正月、德運、服制等禮樂制度上有所革新。
看歷史，既看大趨勢也看大人物，但更要看其中的大聯繫。漢承秦制，並非僅是秦制，也承繼了秦的人才、秦的作派以及對秦的感情。
秦帝國
秦之九卿之臣，多死於二世及趙高之時，或為項羽屠戮。但其基層官吏如蕭何等，其治下黔首如陳平等，仍能在漢初之時建功立業、盡顯才華。陳平僅當過社宰，為鄉人分肉而敢望為天下人分肉，足見其爭心之烈。由此可見，秦帝國為後世之漢留下的，不僅有拿來就用的政治制度，還有蕭何、曹參、陳平以及張蒼等治國人才。即便是基層小吏也能參與建構一個大帝國，可見秦時的人才濟濟。秦之人才，為漢之復興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支撐。
秦始皇能與股肱之臣共天下，如李斯、趙高以及蒙氏兄弟、王氏父子等。這些人在始皇帝時，多能高官厚祿。高祖劉邦雖然對其合作者，如黥布、彭越等攻殺剿滅，但對其股肱之臣可是寵渥優厚，丞相之位，大家輪流坐，不亞於始皇帝的作派。
連秦所建之正月、所推之水德、所行之顓頊歷，張蒼張丞相都要照搬使用，難道僅是質樸之風、一切從簡嗎？司馬遷以一個“何哉”表達了自己的質疑。實際上，這裡有張丞相難以言說的感情。非獨張蒼，難道入咸陽就急忙忙“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的蕭何，僅是為劉邦統一天下著想嗎？其中就沒有蕭相國對秦的種種難以言說嗎？
漢代士兵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歷代王朝興替，幾乎難以找到如漢初之“野”、之質樸、之一切從簡的。但是，漢初之“野”，有什麼壞處嗎？幾十年就恢復了國力，幾十年的積蓄就足以支持武皇帝開疆拓土，幾十年的文教就足以支撐大一統帝國的文華風流，幾十年的休養就給歷史留下了一個強漢。可見，有的時候繁文縟節的形式主義，於人於家於國於天下，不見得是什麼好事。反倒不如質樸、無為來得實惠。以後歷代，難見秦漢之強，難道不就是“文勝質”過分了嗎？人能質樸，則能勇敢；國能質樸，則能務實。勇敢和務實，不正是我們所欠缺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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