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年曾經有一部非常火爆的古裝劇《琅琊榜》，裡面塑造了一個近乎完美的主角一梅長蘇。 所謂“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文能幫你算計皇兄得大位，武能以少勝多破危局，而且還有情有義有情懷。其實在歷史上，還真有一位在設定上非常接近“江左梅郎”的人物，就是戰國初期的吳起，他身上甚至比小說裡的梅長蘇，更多了幾分悲壯的色彩。
吳起的一生，概括下來就是：大榮大辱、大無大有、大起大落。戰國時期數得上名字的學派，他一個人就佔了三家一儒、兵、法。論儒家，他的老師是曾子一地位不亞於孔孟；論兵家，吳起一生大戰七十六次，無一敗績，還差點把秦國滅了國，春秋戰國時代唯一可與他比肩的， 只有後來的戰神白起；論法家，吳起在中國法學歷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和李悝、商鞅、韓非子相提並論。
之所以說吳起是大榮大辱，是因為吳起的一生揹負了太多的非議和誤解。而究其根由，很可能和他當初在魯國的經歷有關。吳起出生在衛國的一個富裕家庭中，家境富而不貴，有錢沒門路。論出身吳起遠不如作為皇帝外甥的梅長蘇，但這樣的家庭，讓他有機會得到比平民子弟更好的學習環境，同時天天看著父母操持家業，耳濡目染之間，他也更能理解，個人奮鬥所需的是堅韌。但是這種家庭出身的孩子，對比那些貴族高幹子弟，用《人民的名義》裡的話說，就是天然缺乏政治資源，也就是人脈。此外，他們對於“權力”“權謀” 的理解，對比貴族子弟，首先就輸在了起跑線上。這個問題的存在，很可能就決定了吳起後來的結局。
衛國是殷商後裔，民風富有商業精神，老百姓腦子普遍比較活泛，國家也很富裕，所以比較容易出人才。但是從政治上來看，這個國家不過就是一一個上層早已糜爛不堪的小國，階層固化，統治者毫無進取之心，在“國際”上毫無影響力，根本無法給人才提供發展空間。以吳起的出身，在這種環境下要想做官肯定是門都沒有。可少年的吳起，卻不甘心做個富家翁，而是立志要從政。在求官的過程中，吳起花光了家裡的錢，結果無所獲，有一次還遭遇了“校園暴力”，被十幾個惡少同學給堵在了半道上。這種鬥毆是最容易出人命的，吳起手上出了人命，於是他只能跑到臨近的魯國。
吳起在魯國又待了些日子後， 齊國大軍準備打魯國。當時，魯國的情況其實比衛國好不到哪兒去，都是人畜無害的小國，內部也談不上政治清明。而齊國在當時是超級大國，所以這場戰爭對魯國來說是滅頂之災。對於腐爛、僵化的系統而言，亡國危機是唯一可能讓他們迴歸正常的東西。那些靠裙帶關係上來的貴族子弟，誰也不願意去領兵抵抗，因為他們承擔不起戰敗的責任。這就給了吳起機會，讓他成了魯國的領軍大將。由此我們也可以明白“草根逆襲”究竟有多不易，吳起最多隻能算是準草根。
吳起率領兩萬軍隊，奇蹟般地打敗了齊國的八萬大軍，一時間聲名大振。結果等待他的不是獎賞，而是魯國上層對他的集體批判，而這些批判，無一例外都是在拿道德說事。從古至今，國家也好，企業也好，都始終應該秉承-個處世鐵則，就是德需自律，而不能律人。因為道德這個東西根本無法量化，甚至無法得出統一的結論，我們看看如今網絡上的種種關於道德的爭論就該清楚。反過來說，拿道德說事，就很可能怎麼說都有理。只拿道德說事，往往意味著在實際利益或是法律層面，對方根本挑不出毛病，而這還沒考慮造謠的可能性。
吳起一氣之下去了魏國。那時候，人們從一個國家轉到另一個國家，本質上和現在跳槽的性質差不多，更別說吳起就是平民，和國君連親戚都算不上。當時魏國的國君正是一一代雄主魏文侯。吳起在我文侯磨下，先是做了河西郡太守，光靠十萬魏軍，就把當時尚有二十萬軍隊的秦國折騰的奄奄一息，差一點就宣告破產。後來吳起做了魏國上將軍，對魏國軍隊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建立了中國最早的職業化軍隊魏武卒。我們知道，同樣職業化的斯巴達勇士，真正能打仗的也就萬數來號人，而吳起組建的魏武卒一共是五萬人，他們大戰七十二，全勝六十四，其餘以平局告終。
吳起還寫了實際價值超過《孫子兵法》的《吳起兵法》。吳起兵法裡面主要講的不是什麼哲學思想，也不是計謀技巧，而是軍隊的制度建設和保障。任何競爭，歸根到底都是實力的比拼，教國是當時的超級大國，體量和實力都已經足夠大了，這時候，最重要的是如何保證自己不出錯，只要不出錯，那麼你就可以靠實力優勢壓垮一切競爭者。今天我們的企業管理者，看看《吳起兵法》,或許會比看看隨處可見的《孫子兵法》更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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