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随着《对云南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广播》在广播电台的开播，宣传的深入持久，各边防部队捷报频传，向我起义投诚的境外国民党残军不断增多。从1952年至1961年，境外国民党残部前来投诚者就达4562人。
金三角国民党残军
触动我写这篇文章，是泰国老人黄佳明。2010年4月，因写金三角的书，我来到泰国清莱府省的美斯乐采访。过去，这里曾是国民党残军的老巢，反共救国军的总部。也许见我是从大陆来的，82岁的黄佳明特意来宾馆看我，向我了解祖国家乡月新日异的变化。黄老是广西南宁人，1950年随国民党军残部从云南溃退至金三角，成为合法公民前是残军的一个团长。我们整整谈了一天，临别时万没想到黄佳明老泪潸然而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道：“唉，过去我常听云南对境外蒋军残部的广播。如果我像其他战友一样，早下决心投诚回国，就能叶落归根了，我这把老骨头就不至于留在异国他乡了。”
听着，我心头一怔。我当兵时所在的部队长期驻守在处于金三角的中缅边境一线，我们掌握着境外敌军的有关情况。根据敌军的思想动态、社会家庭关系，各边防部队做过大量的宣传工作，劝他们弃暗投明，走光明大道，回到祖国。仅我个人就写过对境外敌军广播稿累计达105篇。没想到黄佳明听过我们写的广播稿。面对曾经是被争取的对手，可望不可过境擒的敌人，怎能不让我浮想联翩？那么，当年我们是怎样做瓦解敌军工作的？作为亲历者，如今回忆起来，仍能感觉到我党政策的英明，军队和地方人性化的宣传工作的强大生命力。
摸清敌情开展对敌宣传
1950年2月，云南解放。可是，被我解放军追击围剿的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及九十三师仍有2500余人逃到了境外。国民党军残部逃到境外后，收编地霸武装、土匪和一部分少数民族的叛乱武装，组成“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直属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指挥，配合国民党军“反攻大陆”，一年后，迅速发展到18000余人。
其“反共救国军”组织编织军队序列是：总指挥李弥（原国民党第十三兵团司令兼第八军军长）、副总指挥柳元麟、吕国铨、苏令德等人。参谋长：钱伯英。政治主任：赵玉甫。下设5个军。第五军是国民党境外残军人数最多，最有实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下辖6个师。另境外敌军还设有孟百守备区、西盟军区、沧缅纵队等部队。
1951年5月15日，以李弥为总指挥的境外国民党残军，乘我云南解放不久，地方工作刚开展，忙于征粮征税，同时云南境内尚有武装土匪6万余人待围剿歼灭之际，出动8000余人，向我云南边境县城的澜沧、孟连、西盟、沧源县大举进攻。随即又占领我镇康县的南伞、彭木山、青塘等地。6月下旬，国民党残军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又继续向我耿马县、双江县进犯。总指挥李弥站在缅甸边境一侧，胸前挂着望远镜，双手插腰，对士兵们说：“弟兄们！蒋总统在台湾等待我们的好消息，给我狠狠地打！两个月内我们一定要攻下昆明，到时保证每个人都能升官发财！”
这时我云南边防部队之所以迟迟没动手打，是要诱敌深入，歼灭其有生力量。在敌人深入我边境县城的部分地区后，我边防部队以7个团的兵力，分多路出击。经过12天激战，至7月8日，将入侵之敌全部击溃。共歼敌549人，缴获轻重机枪9挺，长短枪83支。遗憾的是，没能将敌人全歼。
更令人气愤的是，7月8日，我一一七团团长张川华率领部队追击敌人，至我沧源县大马海中缅边境时，国民党军一九三师师长李国辉，站在缅甸一侧，竟用话筒向我军挑衅性大声喊了起来：“共军张川华团长阁下，有本事你过来呀，我一定好酒好肉款待你。团长阁下，别忘了，也叫你们的师长、军长过来呀，看他们能不能碰我一根毫毛！哈哈……”张川华团长也不示弱，他接过宣传股长的话筒大声回应对方：“李国辉师长，我承认你打仗有一套，但你别忘了，你们打的是非正义之仗，任何时候都休想战胜我们！还有，不要忘了，一支无国籍流浪残军，一支以人民为敌作恶多端的军队，是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你们不论躲到哪里，都会有人收拾你们！”喊过话，为了警告对方，张川华团长端着一挺机枪对空“哒哒！哒哒！哒哒！”连开几个点射。李国辉以为解放军要进入缅甸追击他们，慌忙率兵逃离了边境。
诱敌深入，敌人不会轻易上当。追击时，容易撤到国外。这一仗之后，我军针对不能过境追击全歼国民党军残部的事实，改变了策略，将工作重点放在瓦解敌军上。此后，根据中央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昆明军区立即建立了“敌军工作站”，边防连队设“敌工小组”。为此，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专门开办了《对云南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广播》专题节目。
对外残军的广播，由起初的每周两次，后发展到每天一播。广播的内容，有云南省人民政府和云南省军区发布的规定，如“凡过去因受帝国主义、国民党欺骗而实行武装对抗者，只要你停止武装对抗行为，与帝国主义，蒋帮特务坚决割断关系，回到祖国大家庭来，接受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领导，人民政府一律不咎既往，并保护其生命财产之安全”。对受骗的土司头人武装当了国民党残军的，政策更为宽大。规定：“因受骗而实行武装对抗之土司、头人，只要诚心悔过，回到祖国怀抱，人民政府可不收缴其武器。对于剿匪有功者，并论功给奖”。对起义投诚的境外残军，郑重宣布：“不论他们过去罪恶大小，一律不咎既往，都给予公民权；给予生活出路和妥善安置，有工作能力的适当安排工作；起义有功者给以奖励。”
《对云南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广播》专题节目对境外国民党军残部一播出，立即在金三角残军中引起巨大反应。起初是士兵们悄悄收听，后来发展到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头目们也开始收听。在观望一段时间后，开始有个别士兵怀着试一试的心情，带着枪过境向我边防部队投诚。1957年后，开始有整班、整排的残军向我军投诚。
1958年5月8日，境外国民党军残部第三军二纵队三团二营二连李小壮副连长率一个排25人，从我西盟县小黑山178号界桩，进入我边防部队投诚。1961年2月8日，境外残军马俊国司令手下的南锡支队连长杨发祥率41人过境投诚。
黄佳明那时是一个连长。1962年11月的一天，他决定趁执行任务的机会，率全连102人向我边防部队投诚。当从老挝来到缅中边境，在掏出本子清点人数时，看见了夹在本子中与妻子儿女的全家合影照。他犹豫了起来，也就在这一瞬间，他收回了决定，带着全连返回了部队。
边民带信出境呼夫唤子
随着《对云南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广播》在广播电台的开播，宣传的深入持久，各边防部队捷报频传，向我起义投诚的境外国民党残军不断增多。从1952年至1961年，境外国民党残部前来投诚者就达4562人。这极大地鼓舞了做敌军瓦解工作的战友，以后部队人员不论怎么变动，干部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敌工小组成员一直很稳定，没有削弱。连队把有文化、懂政策、政治觉悟高的战士选为敌工小组成员。1968年我在云南边防部队当兵，也许见我能写点东西，指导员把我选为了敌工小组成员。
敌工小组的任务有三：一是打仗时适时地进行战场喊话，劝敌人投降；二是平时多写“对境外国民党军残部”的宣传稿；三是做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家属工作。因为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士兵，绝大多数是在国民党军溃退到国外时，从我边境村寨抓去骗去当兵的。敌工小组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了解驻地附近社情，摸清村寨有多少人在境外当兵，做家属的工作，劝亲人回国投诚。
1972年2月的一天，我和战友岩八戈在中缅边境执行侦察任务，晚上住进了耐孟云寨子的刀尔家里。刀尔家我多次来过，对他的家庭成员很熟悉，但有一个中年男子我却不认识。我问他是哪里来的，中年男子介绍：他叫刀祥松，刀尔是他舅舅。他原在境外国民党军当兵，是个机枪班长。一年前他带着一挺机枪200发子弹，向我边防部队投诚。现政府已安排他在景洪工作。听着，我灵感来了，认为这是个好题材。马上以刀祥松口述的形式，连夜写了篇题为《共产党政府说话算数，回国后我被安排工作》的稿件。那时候投稿不需贴邮票，只需在左上方剪个角，写上“稿件”二字即可投寄。没想到稿件投出去10天，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就在“对境外国民党军残部专题广播”拦目播出了，连续播出了3天。
一天，驻地一个名叫冯良的老人找到我，我们是在助民劳动中认识的。也许是听了我写的广播稿，他求我给儿子写封信，劝他回家。他儿子冯贤云，1951年才16岁，在一天深夜被境外国民党残军抓去当了兵。据从缅甸回来的人讲，他儿子在缅甸贺岛国民党军沧缅纵队司令彭季谦部当兵，冯良想去缅甸找儿子，劝他放下武器，不要再做危害祖国的事。我连称是个好办法，马上提笔，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为冯良老人写了封真情意切劝儿子回家的信。
冯良揣着信一走，受他要出境呼唤儿子的启发，我又写了篇题为《出境寻找儿子，国民党军家属盼儿回家心切》的稿件，投寄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电台很快在对境外国民党军专题广播中播出了。
一个月后，我到冯良家回访，他刚要去找我。老人叙述了过境找儿子的情况。在缅甸贺岛的村村寨寨冯良找了四天，也没找着国民党军的驻处。后来一个华侨告诉他，残军一般会在集市时赶街出现，而且穿的是便衣。第二天是赶集，冯良来到贺岛集市，将我写的那封信，叫一个懂汉语的华侨当众宣读，在宣读时围满了人。大约反复读了六遍后，有一个头戴法国礼帽的男子走了过来，向冯良要过信，称没戴眼镜要拿回去看，很快会还他。大约过了二个小时，戴法国礼帽的人来了，把原件给了冯良又给他写了另外一封信，要他回去看，过段时间再来。冯良没文化把从缅甸带回来的信递给了我。我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阿爸，我在那棵大米树下悄悄地看了您好久，当确认是您后我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万没想到您会出国寻找不孝儿，我真想跑过去抱住您痛哭。因有尾巴跟着我，怕抓您没敢过去认您，只好叫我的“铁兄”——戴法国礼帽的人，送来儿的信。
儿想向解放军投诚，可又下不了决心，因我犯过罪。过去我过中国边境抢过4头牛，放火烧过两栋房子。阿爸您回去问一问，解放军会原谅我吗？
儿子冯贤云即日
看过信，我根据内容，代冯良为他儿子写了封回信。信中阐明了我党我军对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的政策。把信交给了冯良，他说马上就过境。
又过了一个月，当我再去冯良家时，他把一个皮肤幽黑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介绍给我，说他就是刚从境外回来的儿子冯贤云。“扑通！”一声，蓦地，冯贤云跪在我面前：“解放军好，共产党政府好！”我连忙把他扶起，紧紧拥抱了他，一切都在不言中。
后来，上级根据敌情变化及云南国境线4000多公里长的特点，要求各边防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对敌宣传工作，其中可以让国民党军家属出境找丈夫儿子及亲属。为此，上级还特印发了《安全通行证》。《安全通行证》以云南省政府和省军区的名义印制，上面写着对带枪的投诚者，不论是明的还是暗的，只要不开枪就视为有诚意。还特别规定，在境外结婚的国民党军人，其妻子儿女可成为中国的合法公民，保管和持有《安全通行证》就视为有诚意等等。同时，还有对起义投诚人员的奖励办法。我们带着《安全通行证》发放到村寨，并与村干部一起经常召开国民党家属座谈会，宣讲政策，使我党我军的政策深入人心。
中缅边境窝努寨子的岩赛，她丈夫岩白韦在缅甸绍帕参加国民党残军。1973年5月6日，岩赛身揣《安全通行证》过境去找丈夫。在华侨的引导下，几经周折她在清潭寨找到了丈夫。一番劝阻哭诉岩白韦始终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在夫妻分手时，岩白韦的妻子被色鬼副团长黄昌山看见。黄以为这个女人是岩白韦临时认识的，要岩白韦晚上把妻子带去副团长住处。岩白韦是个排长，他不敢违拒，便暗中花重金叫一个华侨把妻子保护起来，送过国境。
回到团部，岩白韦向黄昌山副团长报告，说那个女人失踪了不知去向，黄昌山气愤至极，说他无能看不住一个女人，随手就打了他两耳光。
这两耳光把岩白韦打醒了。一个星期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岩白韦带领全排35人，携带35支枪、100颗手榴弹、2500发子弹，过境向我边防部队投诚。
边境会亲痛下决心当爱国华侨
后来，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出于安全考虑，将总部设在了泰国清莱府省的美斯乐。美斯乐与缅甸老挝交界，距泰国首都曼谷900公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七十年代后，残军军师一级的军官都留在泰缅边境，团营一级军官部队仍有一部分留驻缅中边境，随时执行台湾国防部交给的所谓突击破坏任务。根据敌情的变化，我各边防部队展开了更加灵活人性化的宣传瓦解敌军的工作。如：凡有意回祖国，而又拿不定主意的人，只要不带武器，可以边民的身份，过境来中国同亲人们见面。此决定一作出，敌工小组成员立即走村串寨，召开民兵、老人、妇女座谈会，要求他们去缅甸赶集时，向缅甸边民宣传我党我军的这一政策。因为国民党军在境外的状况，我军了如指掌，缅甸的边民老百姓也心知肚明，残军为了生存，对当地老百姓一般会谦让三分。中国边民一出境宣传，很快就会传到国民党军残军的耳里。
1973年12月10日，境外国民党军营长唐阳山通过边民带信回来，想与妻子孟凤宇见一见面。我边防部队答应了他，定于6天后在我孟定清水河边境一太阳伞边的草棚里会面。
6天后的上午9时，身穿缅裙，脚趿拖鞋，肩挂着一个缅族挂包的唐阳山跨入了中缅大桥，来到了我清水河边境。他虽然相信中国政府说话算数，但毕竟二十多年未回家了，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他担心解放军会不会设一个圈套，过境后抓去枪毙呢？过桥不远处，唐阳山看见太阳伞旁的草棚，一中年妇女老远在张望过境人员，她就是唐阳山的妻子孟凤宇。
“阳山！”孟凤宇一眼认出了丈夫。唐阳山也看见了妻子，快步迎了上去，紧紧抓住了妻子的手，也许双方有太多的话要说，夫妻俩相互望着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边防部队早在草棚边放有一壶凉茶，几个杯子，孟凤宇倒了一杯茶给丈夫，唐阳山接过妻子的茶一饮而尽。见丈夫喝了茶，孟凤宇很激动：“你想得我好苦，什么时候回家？为什么不投诚？”唐阳山没有正面回答，反问道：“你一日三餐都吃些什么？”孟凤宇理解，丈夫是想知道日子过得如何？会不会饿肚子？因为那个时候农村还没包产到户，是集体出工记工分按劳分粮，她如实相告：“一天吃两餐大米饭，不够部分吃巴蕉芋与白菜掺伴吃，大概每月能吃上一二次肉。”唐阳山一听低头不语，良久才说：“这哪是人过的日子，你跟我去金三角吧，保证你每天有肉吃，有新衣服穿。”孟凤宇猛地抽回手：“万没想到你要劝我去国外！你知道你当的是什么兵？台湾不要你们（注：此时台湾当局对金三角的部队进行改编，对不服从的停发军饷），缅甸、泰国、老挝三国经常围剿你们，到时你客死异国连收尸的人都没有。我们现阶段生活虽然苦一点，穷一点，但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因为我们有强大的祖国！”孟凤宇劝了好久，丈夫一直没有表态。眼看太阳要落山了，要分手了，唐阳山从缅族挂包里掏出一叠美元塞在妻子手里，转身就要走。
“站住！”孟凤宇大叫一声，猛地将钱朝丈夫砸去：“你以为我缺的是钱吗？我相信你良心未泯，会回来的！”孟凤宇一扭头喊道：“唐思仙你过来！”这时旁边太阳伞里一个穿傣族裙的姑娘走来了，孟凤宇把她介绍给丈夫：“她是我们的女儿唐思仙，你离开家那年出生的。”懂事的唐思仙甜甜地叫了声：“阿爸。”唐阳山知道他离开家时妻子已怀孕，刚才见面时猜想孩子一定没保住，也就没问孩子的事。只见唐阳山“扑通！”一声跪在母女俩面前：“孟凤宇，孩子，我对不起你们，等着我，我会回来的！”
7天后，唐阳山带领8个战友，携带武器向我边防部队投诚，回到了妻子身边。
不久，上级获悉一条重要情报，境外国民党军第一军原军长云南人吕维英，在卸任军长职务后没有回台湾，住在泰国湄赛，准备安度晚年。1950年出境前，吕维英是国民党第二十六军一九三师少将师长，在担任残军第一军军长后，率兵驻守在老缅边境。为了生存，1961年吕维英曾受雇于老挝右派军队高级指挥员。1962年老挝政局突变，由美国支持的老挝右派军队要向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军队进攻。老挝爱国战线党是中国共产党支持的爱国力量，老挝右派军队总司令贵宁·奔舍要求吕维英指挥部队攻打爱国战线党军队。吕维英心里清楚，帮助了右派军队不仅是挑起了老挝内战，而且是在与中国共产党作对，他断然拒绝了贵宁·奔舍的要求。随即吕维英被解雇，失去了大笔可养1军1年的美元。1962年10月16日，吕维英不得不率兵离开老挝，不料在退往泰国的途中，遭到了老挝右派军队的伏击。吕维英指挥部队边打边退，激战三天三夜，最终以死亡500人，伤402人的沉重代价，退到泰国边境才安营扎寨。虽然损失惨重，因避免了老挝打内战，吕维英认为是值得的。从这点上看，足以证明吕维英将军是爱国的。如今他虽然没有了军权，但他的部下，留在金三角的国民党军仍有势力，且听他的，做通他的思想工作是极有价值的。
1974年11月2日，经我有关部门和边防部队周密安排，吕维英在国内的女儿吕梦玉、吕慕兰，带着云南有关部门邀请吕维英回昆明定居的信件，来到了泰国湄赛与父亲见面。父女相见热泪盈眶。吕维英在看过信后，当即对女儿说，他绝不会做危害祖国的事，也会劝其他战友和他的部下尽早放下武器，并欣然答应回祖国定居。不久，吕维英将军回到了昆明定居。
吕维英回国定居的消息一传出，犹如在金三角残军总部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其冲击波久久不能平静。一时间“共产党说话算数，宽宏大量值得信赖”，“解放军不记旧账，只要投诚就会给生活出路”，这已成为境外国民党残军中不少人的共识。
吕维英回国后，向我军提供了一条值得重视的信息，仍留在美斯乐的国民党军总司令兼第五军军长雷雨田，已完全摆脱台湾国防部的控制，将“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改为了“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为此，台湾停止了向残军发放军饷。根据这一情况，上级立即给雷雨田写了封信，希望他能来中缅边界谈一谈，地点也可以由他选定，如愿意回国一定给他安排满意的工作。信写好后，我方立即派华侨商人杨坤兴送去。
雷雨田，云南建水纳溪人，在滇军中历任排长、副连长、连长等职。他指挥能力强，作战勇敢，能与部队同甘苦，在残军士兵中有很高的威信。雷雨田热情接待了杨坤兴。看过信后，雷雨田当即表态说：“我们现在已不是国民党军残军了，已逐步成为泰国的合法公民，大多数已成为华侨商人，我们可以保证今后绝不做危害祖国的事，不再与人民为敌。既然我们已成为泰国公民也就不想再回去了。”为了表明自己的心愿，雷雨田特派师长熊定钦来中缅边境打洛，与我边防部队见面。
半个月后，按双方约定的时间，熊定钦来到了中缅边境我打洛边境。熊定钦代表雷雨田将军向我边防部队首长郑重表态：境外国民党军全体官兵，将遵守泰国法律，绝不做危害祖国的事，做一个爱国华侨。
就这样，从1951年至1981年，经过30年的工作，我军共争取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官兵共7207人回国投诚，其中包括军官77名。根据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指示，鉴于境外国民党军残部与台湾当局在组织上已无隶属关系，残军大多数人员已成为合法公民，在泰缅边境山区安家落户，不再危害祖国。至1981年底，我们停止了做这股武装的瓦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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