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上世紀，幾位留洋歸國的文學或美學大師皆宣稱“中國無法產生像西方那樣的史詩”；並且，他們還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羅列“陰暗面”，來證明這個殖民文化的偽命題。然而，這些“大師們”壓根就不知道如此西方真相：A.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存在文字和文獻；B.所謂的西方史詩或古詩、神話與童話都是現代虛構的；C.能夠書寫文學、科學和哲學的西方表音文字都是寄生於“漢語表意”的（開始於17世紀晚期）。我們已經揭露了《荷馬史詩》和“莎士比亞”的偽造（發表在《名作欣賞》雜誌），這裡介紹西方史詩和童話是如何被杜撰的，包括《羅蘭之歌》、《尼伯龍根之歌》、《熙德之歌》、《伊戈爾遠征記》和《卡勒瓦拉》以及《格林童話》和《安徒生童話》等。它們的源頭不在中古歐洲之“故國神遊”，而在1760年代英國的“中國風”之“懷舊幻覺”！——哲學家德里達說：漢語寫作概念曾起著“歐洲幻覺”的作用（The concept of Chinese writing thus functioned as a sort of European hallucination）。
圖：現代虛構的《荷馬史詩》
歷史背景
由地理及生態環境所決定，近代以前的西方呈現這般“因果”：天人衝突→神窒息人→原始停滯。沒有文字與文獻，哪來文學和學術？歷史學家保羅·卒姆託指出：中世紀歐洲是停滯的、沒有進化發生，是“原始的、前文字的社會”（primitive, pre-literate societies）；亦即，它是原始的、非文字的，而文學則是“後中世紀”的現象。
由於鄭和遠航，聯通洲洋，“天時地利”發生轉移，西方獲得了數百年的機遇。
西方的非宗教和文明化的“創世紀”發生在17世紀末至19世紀，其間，諸多的民族國家、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字都被創建，而相輔相成。它們（民族國家、民族精神、民族文字）誕生的前提是啟蒙運動，其中心內容是中國傳統的“以人為本”取代歐洲固有的“神權禁錮”。所以兩位德國學者說：（克雷希 ）“歐洲啟蒙運動……極為強烈地親和於儒家中國”；（賴希魏因）“孔子成為啟蒙運動的守護神”。而按照比伊特·陶茨的說法，則是：
中國文化戰勝基督教神學的啟蒙運動，開啟了現代歷史進程與西方知識系統；這是“中國密碼”（Chinese cipher）的展開，它構成了德國及歐洲的文學與文化史的核心；而在歌德遺著中發現的歐洲興盛的“前史”（prehistory），說明了中國在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的首創地位；如此重新講述發生在現代早期西方的“中國故事”，必將把迄今為止的西方哲學權威置於危險的境地。
新興的世俗西方之“三位一體”（民族國家、民族精神、民族文字），最能夠體現華夏派生歐美文明的實質，解構如下：
第一、民族國家。黑格爾承認，中國政治體制曾是歐美建國的標準或模範。確切的說，現代早期的西方複製了“戰國模式”，兼取華夏曆朝制度（19世紀後期引進“科舉式”的文官機制）。所以許多學者（包括湯因比和馮友蘭）皆感嘆，現代世界是最大化的重演“戰國現象”。顧立雅等西方學者認為，現代早期的西方在國政上是酷似與效仿中國先秦；而弗朗西斯·福山則說，現代制度起源於秦朝——“中國……在公元前3世紀創造了第一個現代國家”。
第二、民族精神。它主要是指文化傳統。這裡僅從文學上講。19世紀西方各國狂熱偽造史詩的導火線是，1760年代英國的“偽三部曲”——詹姆斯·麥克弗森的《莪相》、托馬斯珀西的《英詩輯古》和霍勒斯·沃波爾的哥特風格（小說和建築）。美國蘭辛學院教授巴特萊斯批評：“莪相詩集是偽造物（forgeries）；珀西的《英詩輯古》也是，只不過被整理的天衣無縫而已；像草莓山莊那樣的（哥特式）建築同樣是假的。……嚴格地說，作為一種題材的歷史小說（指哥特小說《奧特蘭託城堡》等），都是偽歷史（fake histories）。”應該指出，“偽三部曲”所基於的是中國資料（詳見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兩本書：恩慶敏著《中國與英國文學的現代性》和大衛·波特著《18世紀英國的中國品味》）。“中國風”改變了西方人關於“中世紀”的觀念：野蠻黑暗→優雅傳統，實際上則是移植了華夏的“詩情畫意”。
第三、民族文字。西方在15世紀左右依靠四大發明（印刷與紙）鎖定、規定表音符號（字母）才產生文字的雛形，它卻囿於神語與俗語之兩個極端，而無共通性，極具排他性；所以不僅無法表達文學、科學和哲學，反倒因“各表其因、各執歧義”而加劇宗教戰爭。其表音文字經歷了“漢字改造”，終於在17、18世紀之交攝取“漢語表意”（含義與定義、概念與理念、通用性與抽象性等），而形成了民族性、乃至國際性的“通用文字”。下面四段引文顯示漢字決定性地促成了現代西方文字：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哈德遜：］培根在《知識的進步》（1605年）中倡導模仿漢語這個“真正的字”，發明一種新的歐洲國際語言……。在該世紀末，當洛德威克、貝克和威爾金斯思考一種新的書面語言時，漢語繼續作為行之有效的典範。萊布尼茨甚至主張，古漢語是一種哲學符號象徵。〔德里達說，萊布尼茨把漢字（表意）作為他創立歐洲哲學的基石〕。
［《牛津詞典編纂手冊》：］約翰·威爾金斯的《真正的字和哲學語言》（1668年）是一部視野宏大的作品，其主要意圖是開發一個全新的概念化的書寫系統，它類似於漢語，可以統攝不同語音。他……考慮（當時）像英語這樣的自然語言不足以表達科學概念，因而，渴望有一個較精確的科學思維的工具。威爾金斯痛恨詞義模糊和總是變異的西方語言現狀。他還反對現存的字母書寫文字，因為它所表示的只是語音，而不是含義與觀念。威爾金斯感興趣的是一種獨立於語音、而表達概念的書寫方式，他認為這是屬於中國表意文字（漢字）的特性。
［巴羅爵士：］……伏羲發明了表意系統，書寫文字形成於此；它從古至今保持完好，沒有發生變異。……我們的同胞威爾金斯主教計劃創立通用文字，它在所有方面與漢語的構成相似。……約翰遜博士的心中是漢語，他在其所編纂的那部英語詞典的序言裡，說了這麼一句話：（漢語）是最可能持續的語言，而不會發生變異。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蘭熱蘭：］漢字……似乎是非語言性的，也許是超語言——通向具體世界的直接路徑。……回溯到17世紀初培根的著述：“……在中國，使用“真正文字”書寫，它所表達的，不是字母或單詞，而非事物或概念；因而，操不同語言的省份或國家都可以閱讀它，進行溝通。”……也就是說，培根認為漢字是“真正的字”，它直接代表具體世界的意義，這也許是首次詮釋神秘的中國表意文字，它直接捕捉和表達實際情況。……正如豪恩·索西所觀察到的，“自從中國書寫語言在歐洲被知曉的時候，它就通常被當成完美的的寫作模式。”
一、歐洲國家民族主義史詩的緣起
（一）西方詩魂：民族主義高歌猛進
（甲）民族史詩極具負面性
史詩是一種強烈的表現民族生命力和激發群體進取心的優美旋律，它本身似乎無可非議；但是，鑑於它兼具內聚性與排他性，尤其是鑑於西方民族國家皆寄生於“仇外心裡”與“海外生態”，故而其文化彰顯向外衝擊和進取；因此，西方史詩難免成為零和遊戲的復仇之歌,或飛蛾撲火般的亡國之音。
圖：民族主義的英雄史詩
西方史詩“聞雞起舞”於其民族主義，而與戰爭有著不解之緣；它反過來以虛構的歷史故事，來塑造民族精神。《英國和愛爾蘭戰爭詩的牛津指南》寫道：
在浪漫主義文學革命之初，民族問題便成為詩歌的中心；當此之時，偽史詩《莪相》（pseudo-epic Ossian）應運而生（1762年）……，它激發了整個歐洲的想象力。
由此，赫爾德在他的《關於〈莪相〉與古代民歌的通信》中，介紹了這部蠻族史詩，把它奉為“民族的聖歌”；此種與戰爭緊密相連的作品，被他當作原始史詩的核心。
赫爾德彷彿從日耳曼詩歌中聽到了使命的召喚：軍團有序行進的化身、劍與盾牌的碰撞聲、民族英氣和語言暴力……。凡此，都與戰爭相關。
黑格爾在《美學》中對此進行了理論闡釋，認為史詩與民族、民族與戰爭都是密不可分的。
當代美國作家麥克威廉斯反思道：
史詩，作為人類改變社會態度的最好媒介，卻一再違背它自己的諾言。史詩披著新貴族的外衣，訴諸舊的野蠻力量。……（霍埃爾·巴洛批評）歐美的歷史反覆描繪戰爭、封建主義和祭司制度，史詩與偽史共同阻止人類的內在進步。……唯有這樣的新史詩才能結束戰爭，那就是：如果它可以證明民族主義和道德的宗教基礎都必須被拋棄。
由此可見，作為西方史詩的靈魂和戰爭的精神源泉的，是極端民族性和宗教排他性；若能克服之，史詩才會發揮和平的正能量。但這是一種儒家精神，西方則根本做不到。
上天胡不呼六丁，驅之海外消甲兵？
男耕女織天下平，千古萬古無戰爭。
（元代/薩都剌）
（乙）殖民主義揭開史詩序幕
《愛丁堡英語文學指南》寫道：
近代早期的詩人，像卡蒙斯和斯賓塞，都是為其民族的尊嚴和法統，而致力於偽造其英雄般的歷史譜系，……再如，重新制作（reproduceing）《埃涅阿斯紀》，賦予它民族史詩的功能；到詹姆斯·麥克弗森於1760年代偽造出美化蘇格蘭民族起源的莪相詩歌……,各種各樣的虛構詩歌已經極大地影響了民族國家的話語……。
詩歌的騙局與重塑民族認同有關，……有助於構建或加強如此認同。……詩歌、偽史詩和民族認同三者都會是各種各樣的編造。其必然結果是，它們的真實性都是相對的或偶然的；是一種不穩定的話語，很難有學術的權威性。
按照現代語言和審美標準，對所謂的“古羅馬”史詩《埃涅阿斯紀》進行改寫、並使之經典化的，首先是約翰·德萊頓，它影響了眾多的浪漫主義作家。勞拉·班迪耶拉說：德萊頓和蒲柏使用英雄詩體的形式修改《荷馬史詩》和維吉爾的版本〔引者按：維吉爾版本包括“三部曲”：《牧歌集》、《農事詩》和《埃涅阿斯紀》〕。
實際上在西方，所有的“古代”或“中世紀”的作品都是後來才問世的；其中的一部分是在15世紀依靠四大發明產生字母表音文字之後不久，而以“手稿殘片”的形式出籠的；即便如此，由於其語言文字的低劣，它們又都在17世紀晚期以後，被按照中式雅言、審美和哲理改寫或重寫之。
重申一遍：所有的西方古詩和史詩，與其真實的過去皆無關；它們都是其新興的民族國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的要素，也是濫用其新興的、並且具有“中國風”和“漢字表意”的字母文字。
圖：維吉爾著《埃涅阿斯紀》
（古羅馬史詩）首先是在文藝復興時期被偽造（手稿），然後在浪漫主義時代被重寫（經典化）
再來談卡蒙斯（Luís Camões，約1524—1580年）——被公認為葡萄牙最偉大的詩人和西方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據說，他的詩被媲美於荷馬、維吉爾、但丁與莎士比亞的作品；他寫了眾多詩和劇作，其最著名者是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又譯《葡國魂》）。
麻省理工學院文學史教授尚卡爾·拉曼評論：
……攫取東印度這一冒險創舉，使葡萄牙開啟了它的吉凶難卜的殖民主義事業。卡蒙斯受命於重寫葡萄牙的歷史起源，編造其“英雄譜”；它包含1497—1489年達·伽馬“發現”印度的故事，是東半球的哥倫布式的創舉。然而，卡蒙斯的這部歌頌葡萄牙殖民主義的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不久便成了歷史性的諷刺。那就是：卡蒙斯把史詩獻給年輕的國王塞巴斯蒂安（King Sebastian），祝賀他享有史詩般的國運，繼往開來、勵精圖治；但不到六年，國王英年夭殤、齎志而沒（25歲），……這就給史詩的宏偉目標蒙上了陰影（兩年後卡蒙斯抱恨終天、撒手人寰）。從那以後，這部史詩變成了一個開放的容器，把瞬間發生的事件皆變成固定記憶，再把歷史神秘化（卡蒙斯史詩不斷被更新）。
卡蒙斯的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到1807年時被改寫了七次，才有下面這樣的語句：
……陸止於此，海始於斯，盧濟塔尼亞人，從這兒走出去……。
英勇的水手，威武的船隊，離開了盧濟塔尼亞西部的海岸，
經過世界盡頭的水面，歷盡艱險，奮力作戰，超越了常人的極限，
在遙遠的異域建立新的王國……。
圖：葡萄牙獨眼詩人卡蒙斯（約1524—1580年）
（丙）產生史詩的歷史背景
陸海絲路、蒙古征服、鄭和遠航和四大發明……聯通“全球天下”，卻首先把亞歐大陸兩端的海隅（西洋、東洋）的地緣政治，給提升起來了。“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雖然西方的“枯木逢春、風雲際會”只是暫時現象，但這是腥風血雨、天翻地覆的數百年！
中華文明的“平天下”——打通“全球天下”，卻使其自身陷於“海洋暴力”的血盆大口之下；這就好比在較小的時空裡，宋朝的科技發展與傳播卻把遊牧草原的地緣戰略意義給提升了起來，而置農耕民族於羊入虎口。幸遇天時地利而興起的西方則無惡不作。然而，惡浪滔天也只是歷史長河的一瞬間！
卡蒙斯的史詩表現了早期的種族主義——聯繫著上帝的“選民與異端”，正是這種精神引導歐洲殖民主義滅絕土著的：
任何危險也阻擋不了你們，
去征服汙穢的蠻族和野人，
你們從來沒有貪慾和野心，
更不違背體現天意的教廷。
（張維民譯，下同）
圖：葡萄牙殖民主義
按照亞當·斯密的說法，亞洲人——其次是非洲人——的組織力與抵抗力略大於美洲人，因而葡萄牙人所經營的東半球沒有那麼悲慘（截然不同於歐洲人在美洲的殖民之滅絕土著，也包括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的罪行）。卡蒙斯史詩表現了葡萄牙殖民主義宰制世界的野心：
在這渺小的盧濟塔尼亞家族，
卻從不乏英勇的基督的信徒。
阿非利加有他們的航海據點，
在亞細亞他們成為最高君主，
在美利堅他們把新土地耕耘，
世界更加廣闊他們也能到達。
……
你的英雄們所點燃的戰火，
是如何讓大海熊熊燃燒呵，
他們俘獲崇拜偶像的蠻人，
戰勝摩爾人和不同的民族。
他們將奪取富饒的金光島，
還將航行到最遙遠的中國，
將抵達東方最偏遠的島嶼，
將讓整個大海都俯首聽命。
卡蒙斯的史詩中講到中國——此乃歐洲殖民主義之緣起意欲和終極目標（從哥倫布開始），但是，當時的歐洲人震懾於中國的富有和強大，所以差不多都懷著敬畏之心；而且在1840年以前，尤其是在18世紀的啟蒙運動時期，西方人都把“天下為公、進賢任能、講信修睦、懷柔遠人”的中國，看成朦朧的“理想國”，即：
你看那麼難以置信的長城
就修築在帝國與帝國之間，
那驕傲而富有的主權力量，
這便是確鑿而卓越的證明。
它的國王並非天生的親王，
更不是父位子襲時代傳遞。
他們推舉一位位仁義君子，
以勇敢智慧德高望重著名。
（丁）對卡蒙斯史詩的批判
被捧為“祖國的聖經”的卡蒙斯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終於遇到它的掘墓人，那就是現代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1888—1935年）。意大利特倫託大學的研究報告寫道：
佩索阿的《使命》（Mensagem）是解構卡蒙斯式文化帝國主義的起點。佩索阿全盤否定了卡蒙斯的神聖理想和領土擴張的舊夢。《使命》的作者所改造的，不僅是傳統史詩，而且是由卡蒙斯的理想所形成的整個殖民文化。卡蒙斯主義的範式一方面是把本國邊緣化（置葡萄牙於列強之末），一方面是通過寓言方式奢談帝國主義的宏圖大業。……佩索阿的最大心願是重寫一部盧濟塔尼亞人的史詩，從而改變卡蒙斯的神話性質。
佩索阿的“使命”就是超越民族主義，“國家是不必要之惡”，猶如儒家的“天下觀”——繼絕興亡，和而不同；“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爭取實現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佩索阿闡述：
（迄今為止）發展是以暴力而災變的方式發生的，在發展中，收益只有通過根本的（環境與人文）損失才能獲得。……（如果）進步只通過某種事物的損失顯示出來，（那麼）該事物必須被重新產生，以至“無限”最終可以被建立。在無限——這是未來主義者最高的抱負——中，所有價值都應以儘可能使它們不受損失的方式實現。
無限〔猶如儒家之“王者無外”與“世界大同”。——引者〕，因為它是連續的，是個多樣性的存在；因此，由它確認的文明務必不能區分成幾個民族，因為它必須是一個民族，全世界所有民族的完美綜合。在這種綜合裡，沒有什麼必定失去；然後是存在的所有分散的狀態——這是潛在的民族和個體，普遍印象的小世界——將在無限裡共同統治，他們將彼此混合，而不失去任何一個。用這種方法，每個個體和民族都應儘可能地發展自身，可是它們的目的不應是個人的或民族主義的，因為它必須強化行動，以便在這個綜合的無限時空體建立之前沒有什麼會失去，對這個無限時空體，沒有什麼是缺少的。如果一個民族被犧牲，那將意味著存在的多樣形態將永遠失去……：綜合是個整體，其中沒有什麼缺少。……在無限的每個元素中，所有其他元素都被包括在內，因為無限是連續的，這是通過多樣性的事實促成的純粹整體。（程一身譯）
從上面引文可知，佩索阿在哲學上近似於受儒家影響的萊布尼茨；因為萊布尼茨通過耶穌會士讀到宋明理學的“理”與“氣”之後，便“把世界視為由無數小機體構成的大機體”，每一個小的個體都有其獨特生命（單子論）。法國哲學家德勒茲說：“費爾南多·佩索亞提出了形而上學、心理學、審美感知的概念，這……與萊布尼茨的很接近。”
（二）莪相主義：步其後塵掀起狂熱
（甲）懷舊感導致文學欺詐
在17世紀晚期至18世紀的中葉，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獲得了中國文化和語言的“表意內涵”（含義與定義、概念及理念等、普遍性與抽象性等），很快就發生了爆炸性效應——文學、科學和哲學以及其他“西學”的大爆炸：與此同時，西方人也在濫用“表意”，而從事偽造和吹噓其“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的勾當。
《英國浪漫主義運動指南》寫道：
歐洲人感興趣於……阿拉伯文學和中國文學。詹姆斯·麥克弗森重新發現“莪相”（奧西恩），引發了“歐洲莪相主義”〔European Ossianism, 塑造民族史詩運動，由赫爾德和年輕的歌德首倡〕。托馬斯·珀西在被新古典主義貶損的“黑暗的中世紀”裡，重新發現了民歌民謠，這件事導致了整個歐洲對於“崇高黑暗”（sublime darkness）的膜拜，而熱衷於古歌舊詩。
托馬斯·珀西（Thomas Percy, 1729—1811年）“重新發現”中世紀的民歌民謠（包括喬叟的詩），這實際上是抄襲中國資料（《好逑傳》和《中國事物彙編》等）。古文物學家裡特森（Joseph Ritson, 1752—1803年）指控，珀西在他的《英詩輯古》和中國小說（好逑傳）相關性上的欺詐行徑。
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前期的西方是“去中國化”——與“中國風、中國啟蒙”一刀兩斷，從“慕華、親華”變為“恐華、仇華”；這時，歐美浪漫主義文學表面上是蒸蒸日上、欣欣向榮，而實際上則是誤入歧途、畸形膨脹。它的主要表現有兩：一是與共濟會有關的“斯威登堡主義”全面滲透西方文藝，它擷取和利用非正統的“中國玄學”（偏取佛學、禪宗和道家等），把東方神秘變為西方神話、把歐洲傳奇變成哲理傳統。再是歐洲文藝界普遍吸食鴉片，從中獲取創作靈感，包括偽造“希臘神話”；英國作家阿爾西亞·海特寫道：
……鴉片塑造了德昆西的想象力，從而形成了他的作品，其內容都是神話題材。每個富有想象力的作家都需要一種神話，以確定其鏡像，表達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一些德昆西的同時代人，例如濟慈（鴉片吸食者），使用和更新古希臘神話。還有一些，像布萊克（鴉片吸食者），發明了神話人物的等級秩序。德昆西所使用的神話來自他的夢境，其中的神祇和惡魔、天天與地獄，都是由鴉片激發出來的。
當此之際，“發現手稿”之故伎重演：以前是偽造“西方古典”，現在是偽造“民族史詩”。英國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 1927—2012年）指出：在西方乃至世界，欺騙性史料服務於發明“傳統”，用它來充當建立國家認同的主軸。
而始作俑者則是18世紀後期幾位英國作家（詩人），他們都是按照中國資料和圖景，虛構，編造本土之古風古韻。其流毒廣佈，罄竹難書（偽造民族史詩，煽動民族主義狂熱，通向世界大戰）！
圖：《莪相》中的畫面
（乙）《莪相》開闢的假傳統
《維基百科》解釋“民族史詩”雲：
製造民族史詩，激發民族精神，發軔於浪漫主義之民族主義傾向。並不存在明顯的民族史詩，但浪漫主義精神卻被激勵去“填補空白”。——而填補民族神話之空白的早期範例則是《莪相》，……麥克弗森宣稱是他從蘇格蘭凱爾特人的古代資料中翻譯而來的。
按照庫爾巴託娃教授，它們（《莪相》等偽作）成為其他許多偽造史詩的典範，以致隨著浪漫式民族主義擴及全歐，掀起了偽造史詩的浪潮：
偽造歷史層出不窮，隨時隨地都能夠被查到，從古典文學蔓延開來，……文物、民謠、手稿、文獻、史詩、書信和編年史等。…….在18世紀中葉發生了第一個馳名歐美的偽造史詩的事件，那就是詹姆斯·麥克弗森於1762年“發現”和發表的“奧西恩”（莪相），說是從公元3世紀的凱爾特人的“原件”翻譯而來。……麥克弗森虛構了一個凱爾特人的古王國，有著習俗、傳統和無數個家譜；為了給人深刻印象，該書兼古代文學與歷史文獻於一身，他還附上評述和腳註……。幾乎全是騙人的！
……現代蘇格蘭民族主義愈益青睞原始主義（primitivism），所以麥克弗森此舉大受歡迎。他的成功是驚人的，整個歐洲都追捧《莪相》，被翻譯成各國文字，歌德參考它創作了《少年維特之煩惱》。《莪相》的主人翁奧西恩變成了傳奇人物。其讚賞者有赫爾德、傑曼·德·斯戴爾、波蘭國王和拿破崙。另一個現代世界最大的文學偽造則是，民族主義—浪漫主義所痴迷的古代神話的起源，用它來證明民族精神之輝宏和邃奧。
請欣賞一下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莪相”（片斷）：
春風呵，你為何把我喚醒？你柔情繾綣地將我愛撫，並對我說：我要以天上的甘霖將你滋潤！但是我凋謝的時日已近，暴風雨即將來臨，它將把我吹打得枝葉飄零！明天那位旅人將會來到，他曾見過我年輕時美麗的面容，他的眼睛將在原野上四處把我尋找，但無法將我找到……。
傍晚的明星喲，你美麗地在西空閃光，你燦爛的頭兒從雲中舉起，莊嚴地從小山逍遙而上。你在這曠野之上看著何方？狂風住了；涓涓的溪聲自遠方而來；激浪在遠外的巖頭嬉戲；蚊蚋之聲嗡營遍野。美麗的光喲，你在看看何方？你只在微笑而逍遙；流波欣欣地環擁著你，浴沐你的雲鬢。靜謐的光輝喲，請去罷！莪相之精神，你崇峻的靈輝喲，顯現來罷！莪相的靈光熊熊地顯現了。我看見我已故的友朋，他們聚會在羅拉平原上，如像生前！（郭沫若譯）
（丙）《莪相》感染的歐美文學
它對於歐美文藝的影響之大是難以想象的，冰島大學教授克里斯特曼森文章《莪相：歐洲的民族史詩》寫道：
雖然詩歌《莪相》……已被定性為‘偽翻譯’（pseudotranslation），但它對於文學、視覺藝術和音樂的巨大沖擊，是不可否認的。《莪相》“手稿殘片”出版後不久，……蘇格蘭精英大衛·休謨、亞當·斯密、休·布萊爾和亞當·弗格森等人都興奮不已……。從18世紀後期進入19世紀，《莪相》在歐洲文學中的影響力僅次於莎士比亞……。赫爾德和歌德成為泛歐洲接納《莪相》的首倡者……。在19世紀，這個趨勢擴及歐洲各國，普遍產生史詩、民間詩集、民間故事和別的歷史題材；儘管對於此種淵源關係，迄今為止仍被學者們所忽略。
《莪相》像變魔術一樣地吸引歐美名人，呼喚出文藝盛況——假史詩猶如夜空中的繁星。保羅·莫爾頓說：
它令他們興奮不已：許多作家、藝術家、政治家和音樂家，包括著名人物如沃爾特·惠特曼、讓·安格爾、托馬斯·傑斐遜和費利克斯·門德爾松。《莪相》也顯著地影響了18、19世紀的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但它在藝術上所起的作用通常是被忽略的。隨著“莪相革命”（Ossian revolution），許多原始性的歐洲題材首次被印刷，它們包括《尼伯龍根之歌》、《貝奧武夫》、《高文爵士與綠騎士》、《冰島埃達》（Icelandic Eddas）和《卡勒瓦拉》。
在很大程度上，歐美文學是建立在這個虛構的基礎上。五位學者所寫的有關《莪相》的科研報告稱：
作為浪漫主義藝術和文學的催化劑，麥克弗森《莪相》對於西方文化的影響是深刻的；它使整個歐洲、乃至整個世界，都開始關注本國本土的史詩及詩歌、神話與童話、民謠與民俗……。另一方面，它卻又是“歷史上最成功的文學欺詐”。認同《莪相》有重大意義的文學人物有布萊克、拜倫、柯勒律治、司各特和華茲華斯；再者，勃拉姆斯、門德爾松和舒伯特的作品也受其影響。而對《莪相》反應熱烈的政治人物則有：拿破崙征戰時隨身攜帶它，托馬斯·傑斐遜稱“奧西恩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詩人”。
巴爾扎克《幻滅》中的“莪相”（片斷）：
從前我們浸在莪相的濃霧裡：什麼瑪爾維娜啊，芬加爾啊，雲端裡的鬼影啊，戰士們披星戴月爬出墳墓啊。詩壇上這些破衣服如今換了耶和華，古琴，天使長的翅膀，天堂上的服裝；用偉大，無窮，寂寞，智慧一類的字兒把那些服裝翻新。動起筆來就是湖啊，神的詔示啊，披著基督教外衣的泛神主義，押上冷僻的，好不容易才想出來的韻，拿‘綠玉’和‘吹竿’押韻，‘始祖’和‘菖蒲’押韻。我們的經緯度也改變了：過去我們住北方，現在住東方，不過望上去同樣漆黑一團。（傅雷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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