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上世纪，几位留洋归国的文学或美学大师皆宣称“中国无法产生像西方那样的史诗”；并且，他们还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罗列“阴暗面”，来证明这个殖民文化的伪命题。然而，这些“大师们”压根就不知道如此西方真相：A.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存在文字和文献；B.所谓的西方史诗或古诗、神话与童话都是现代虚构的；C.能够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的西方表音文字都是寄生于“汉语表意”的（开始于17世纪晚期）。我们已经揭露了《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的伪造（发表在《名作欣赏》杂志），这里介绍西方史诗和童话是如何被杜撰的，包括《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熙德之歌》、《伊戈尔远征记》和《卡勒瓦拉》以及《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等。它们的源头不在中古欧洲之“故国神游”，而在1760年代英国的“中国风”之“怀旧幻觉”！——哲学家德里达说：汉语写作概念曾起着“欧洲幻觉”的作用（The concept of Chinese writing thus functioned as a sort of European hallucination）。
图：现代虚构的《荷马史诗》
历史背景
由地理及生态环境所决定，近代以前的西方呈现这般“因果”：天人冲突→神窒息人→原始停滞。没有文字与文献，哪来文学和学术？历史学家保罗·卒姆托指出：中世纪欧洲是停滞的、没有进化发生，是“原始的、前文字的社会”（primitive, pre-literate societies）；亦即，它是原始的、非文字的，而文学则是“后中世纪”的现象。
由于郑和远航，联通洲洋，“天时地利”发生转移，西方获得了数百年的机遇。
西方的非宗教和文明化的“创世纪”发生在17世纪末至19世纪，其间，诸多的民族国家、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字都被创建，而相辅相成。它们（民族国家、民族精神、民族文字）诞生的前提是启蒙运动，其中心内容是中国传统的“以人为本”取代欧洲固有的“神权禁锢”。所以两位德国学者说：（克雷希 ）“欧洲启蒙运动……极为强烈地亲和于儒家中国”；（赖希魏因）“孔子成为启蒙运动的守护神”。而按照比伊特·陶茨的说法，则是：
中国文化战胜基督教神学的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历史进程与西方知识系统；这是“中国密码”（Chinese cipher）的展开，它构成了德国及欧洲的文学与文化史的核心；而在歌德遗著中发现的欧洲兴盛的“前史”（prehistory），说明了中国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的首创地位；如此重新讲述发生在现代早期西方的“中国故事”，必将把迄今为止的西方哲学权威置于危险的境地。
新兴的世俗西方之“三位一体”（民族国家、民族精神、民族文字），最能够体现华夏派生欧美文明的实质，解构如下：
第一、民族国家。黑格尔承认，中国政治体制曾是欧美建国的标准或模范。确切的说，现代早期的西方复制了“战国模式”，兼取华夏历朝制度（19世纪后期引进“科举式”的文官机制）。所以许多学者（包括汤因比和冯友兰）皆感叹，现代世界是最大化的重演“战国现象”。顾立雅等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早期的西方在国政上是酷似与效仿中国先秦；而弗朗西斯·福山则说，现代制度起源于秦朝——“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创造了第一个现代国家”。
第二、民族精神。它主要是指文化传统。这里仅从文学上讲。19世纪西方各国狂热伪造史诗的导火线是，1760年代英国的“伪三部曲”——詹姆斯·麦克弗森的《莪相》、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和霍勒斯·沃波尔的哥特风格（小说和建筑）。美国兰辛学院教授巴特莱斯批评：“莪相诗集是伪造物（forgeries）；珀西的《英诗辑古》也是，只不过被整理的天衣无缝而已；像草莓山庄那样的（哥特式）建筑同样是假的。……严格地说，作为一种题材的历史小说（指哥特小说《奥特兰托城堡》等），都是伪历史（fake histories）。”应该指出，“伪三部曲”所基于的是中国资料（详见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两本书：恩庆敏著《中国与英国文学的现代性》和大卫·波特著《18世纪英国的中国品味》）。“中国风”改变了西方人关于“中世纪”的观念：野蛮黑暗→优雅传统，实际上则是移植了华夏的“诗情画意”。
第三、民族文字。西方在15世纪左右依靠四大发明（印刷与纸）锁定、规定表音符号（字母）才产生文字的雏形，它却囿于神语与俗语之两个极端，而无共通性，极具排他性；所以不仅无法表达文学、科学和哲学，反倒因“各表其因、各执歧义”而加剧宗教战争。其表音文字经历了“汉字改造”，终于在17、18世纪之交摄取“汉语表意”（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通用性与抽象性等），而形成了民族性、乃至国际性的“通用文字”。下面四段引文显示汉字决定性地促成了现代西方文字：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德逊：］培根在《知识的进步》（1605年）中倡导模仿汉语这个“真正的字”，发明一种新的欧洲国际语言……。在该世纪末，当洛德威克、贝克和威尔金斯思考一种新的书面语言时，汉语继续作为行之有效的典范。莱布尼茨甚至主张，古汉语是一种哲学符号象征。〔德里达说，莱布尼茨把汉字（表意）作为他创立欧洲哲学的基石〕。
［《牛津词典编纂手册》：］约翰·威尔金斯的《真正的字和哲学语言》（1668年）是一部视野宏大的作品，其主要意图是开发一个全新的概念化的书写系统，它类似于汉语，可以统摄不同语音。他……考虑（当时）像英语这样的自然语言不足以表达科学概念，因而，渴望有一个较精确的科学思维的工具。威尔金斯痛恨词义模糊和总是变异的西方语言现状。他还反对现存的字母书写文字，因为它所表示的只是语音，而不是含义与观念。威尔金斯感兴趣的是一种独立于语音、而表达概念的书写方式，他认为这是属于中国表意文字（汉字）的特性。
［巴罗爵士：］……伏羲发明了表意系统，书写文字形成于此；它从古至今保持完好，没有发生变异。……我们的同胞威尔金斯主教计划创立通用文字，它在所有方面与汉语的构成相似。……约翰逊博士的心中是汉语，他在其所编纂的那部英语词典的序言里，说了这么一句话：（汉语）是最可能持续的语言，而不会发生变异。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兰热兰：］汉字……似乎是非语言性的，也许是超语言——通向具体世界的直接路径。……回溯到17世纪初培根的著述：“……在中国，使用“真正文字”书写，它所表达的，不是字母或单词，而非事物或概念；因而，操不同语言的省份或国家都可以阅读它，进行沟通。”……也就是说，培根认为汉字是“真正的字”，它直接代表具体世界的意义，这也许是首次诠释神秘的中国表意文字，它直接捕捉和表达实际情况。……正如豪恩·索西所观察到的，“自从中国书写语言在欧洲被知晓的时候，它就通常被当成完美的的写作模式。”
一、欧洲国家民族主义史诗的缘起
（一）西方诗魂：民族主义高歌猛进
（甲）民族史诗极具负面性
史诗是一种强烈的表现民族生命力和激发群体进取心的优美旋律，它本身似乎无可非议；但是，鉴于它兼具内聚性与排他性，尤其是鉴于西方民族国家皆寄生于“仇外心里”与“海外生态”，故而其文化彰显向外冲击和进取；因此，西方史诗难免成为零和游戏的复仇之歌,或飞蛾扑火般的亡国之音。
图：民族主义的英雄史诗
西方史诗“闻鸡起舞”于其民族主义，而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它反过来以虚构的历史故事，来塑造民族精神。《英国和爱尔兰战争诗的牛津指南》写道：
在浪漫主义文学革命之初，民族问题便成为诗歌的中心；当此之时，伪史诗《莪相》（pseudo-epic Ossian）应运而生（1762年）……，它激发了整个欧洲的想象力。
由此，赫尔德在他的《关于〈莪相〉与古代民歌的通信》中，介绍了这部蛮族史诗，把它奉为“民族的圣歌”；此种与战争紧密相连的作品，被他当作原始史诗的核心。
赫尔德仿佛从日耳曼诗歌中听到了使命的召唤：军团有序行进的化身、剑与盾牌的碰撞声、民族英气和语言暴力……。凡此，都与战争相关。
黑格尔在《美学》中对此进行了理论阐释，认为史诗与民族、民族与战争都是密不可分的。
当代美国作家麦克威廉斯反思道：
史诗，作为人类改变社会态度的最好媒介，却一再违背它自己的诺言。史诗披着新贵族的外衣，诉诸旧的野蛮力量。……（霍埃尔·巴洛批评）欧美的历史反复描绘战争、封建主义和祭司制度，史诗与伪史共同阻止人类的内在进步。……唯有这样的新史诗才能结束战争，那就是：如果它可以证明民族主义和道德的宗教基础都必须被抛弃。
由此可见，作为西方史诗的灵魂和战争的精神源泉的，是极端民族性和宗教排他性；若能克服之，史诗才会发挥和平的正能量。但这是一种儒家精神，西方则根本做不到。
上天胡不呼六丁，驱之海外消甲兵？
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
（元代/萨都剌）
（乙）殖民主义揭开史诗序幕
《爱丁堡英语文学指南》写道：
近代早期的诗人，像卡蒙斯和斯宾塞，都是为其民族的尊严和法统，而致力于伪造其英雄般的历史谱系，……再如，重新制作（reproduceing）《埃涅阿斯纪》，赋予它民族史诗的功能；到詹姆斯·麦克弗森于1760年代伪造出美化苏格兰民族起源的莪相诗歌……,各种各样的虚构诗歌已经极大地影响了民族国家的话语……。
诗歌的骗局与重塑民族认同有关，……有助于构建或加强如此认同。……诗歌、伪史诗和民族认同三者都会是各种各样的编造。其必然结果是，它们的真实性都是相对的或偶然的；是一种不稳定的话语，很难有学术的权威性。
按照现代语言和审美标准，对所谓的“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进行改写、并使之经典化的，首先是约翰·德莱顿，它影响了众多的浪漫主义作家。劳拉·班迪耶拉说：德莱顿和蒲柏使用英雄诗体的形式修改《荷马史诗》和维吉尔的版本〔引者按：维吉尔版本包括“三部曲”：《牧歌集》、《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
实际上在西方，所有的“古代”或“中世纪”的作品都是后来才问世的；其中的一部分是在15世纪依靠四大发明产生字母表音文字之后不久，而以“手稿残片”的形式出笼的；即便如此，由于其语言文字的低劣，它们又都在17世纪晚期以后，被按照中式雅言、审美和哲理改写或重写之。
重申一遍：所有的西方古诗和史诗，与其真实的过去皆无关；它们都是其新兴的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的要素，也是滥用其新兴的、并且具有“中国风”和“汉字表意”的字母文字。
图：维吉尔著《埃涅阿斯纪》
（古罗马史诗）首先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被伪造（手稿），然后在浪漫主义时代被重写（经典化）
再来谈卡蒙斯（Luís Camões，约1524—1580年）——被公认为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和西方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据说，他的诗被媲美于荷马、维吉尔、但丁与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写了众多诗和剧作，其最著名者是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又译《葡国魂》）。
麻省理工学院文学史教授尚卡尔·拉曼评论：
……攫取东印度这一冒险创举，使葡萄牙开启了它的吉凶难卜的殖民主义事业。卡蒙斯受命于重写葡萄牙的历史起源，编造其“英雄谱”；它包含1497—1489年达·伽马“发现”印度的故事，是东半球的哥伦布式的创举。然而，卡蒙斯的这部歌颂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不久便成了历史性的讽刺。那就是：卡蒙斯把史诗献给年轻的国王塞巴斯蒂安（King Sebastian），祝贺他享有史诗般的国运，继往开来、励精图治；但不到六年，国王英年夭殇、赍志而没（25岁），……这就给史诗的宏伟目标蒙上了阴影（两年后卡蒙斯抱恨终天、撒手人寰）。从那以后，这部史诗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容器，把瞬间发生的事件皆变成固定记忆，再把历史神秘化（卡蒙斯史诗不断被更新）。
卡蒙斯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到1807年时被改写了七次，才有下面这样的语句：
……陆止于此，海始于斯，卢济塔尼亚人，从这儿走出去……。
英勇的水手，威武的船队，离开了卢济塔尼亚西部的海岸，
经过世界尽头的水面，历尽艰险，奋力作战，超越了常人的极限，
在遥远的异域建立新的王国……。
图：葡萄牙独眼诗人卡蒙斯（约1524—1580年）
（丙）产生史诗的历史背景
陆海丝路、蒙古征服、郑和远航和四大发明……联通“全球天下”，却首先把亚欧大陆两端的海隅（西洋、东洋）的地缘政治，给提升起来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虽然西方的“枯木逢春、风云际会”只是暂时现象，但这是腥风血雨、天翻地覆的数百年！
中华文明的“平天下”——打通“全球天下”，却使其自身陷于“海洋暴力”的血盆大口之下；这就好比在较小的时空里，宋朝的科技发展与传播却把游牧草原的地缘战略意义给提升了起来，而置农耕民族于羊入虎口。幸遇天时地利而兴起的西方则无恶不作。然而，恶浪滔天也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
卡蒙斯的史诗表现了早期的种族主义——联系着上帝的“选民与异端”，正是这种精神引导欧洲殖民主义灭绝土著的：
任何危险也阻挡不了你们，
去征服污秽的蛮族和野人，
你们从来没有贪欲和野心，
更不违背体现天意的教廷。
（张维民译，下同）
图：葡萄牙殖民主义
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亚洲人——其次是非洲人——的组织力与抵抗力略大于美洲人，因而葡萄牙人所经营的东半球没有那么悲惨（截然不同于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之灭绝土著，也包括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的罪行）。卡蒙斯史诗表现了葡萄牙殖民主义宰制世界的野心：
在这渺小的卢济塔尼亚家族，
却从不乏英勇的基督的信徒。
阿非利加有他们的航海据点，
在亚细亚他们成为最高君主，
在美利坚他们把新土地耕耘，
世界更加广阔他们也能到达。
……
你的英雄们所点燃的战火，
是如何让大海熊熊燃烧呵，
他们俘获崇拜偶像的蛮人，
战胜摩尔人和不同的民族。
他们将夺取富饶的金光岛，
还将航行到最遥远的中国，
将抵达东方最偏远的岛屿，
将让整个大海都俯首听命。
卡蒙斯的史诗中讲到中国——此乃欧洲殖民主义之缘起意欲和终极目标（从哥伦布开始），但是，当时的欧洲人震慑于中国的富有和强大，所以差不多都怀着敬畏之心；而且在1840年以前，尤其是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西方人都把“天下为公、进贤任能、讲信修睦、怀柔远人”的中国，看成朦胧的“理想国”，即：
你看那么难以置信的长城
就修筑在帝国与帝国之间，
那骄傲而富有的主权力量，
这便是确凿而卓越的证明。
它的国王并非天生的亲王，
更不是父位子袭时代传递。
他们推举一位位仁义君子，
以勇敢智慧德高望重著名。
（丁）对卡蒙斯史诗的批判
被捧为“祖国的圣经”的卡蒙斯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终于遇到它的掘墓人，那就是现代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年）。意大利特伦托大学的研究报告写道：
佩索阿的《使命》（Mensagem）是解构卡蒙斯式文化帝国主义的起点。佩索阿全盘否定了卡蒙斯的神圣理想和领土扩张的旧梦。《使命》的作者所改造的，不仅是传统史诗，而且是由卡蒙斯的理想所形成的整个殖民文化。卡蒙斯主义的范式一方面是把本国边缘化（置葡萄牙于列强之末），一方面是通过寓言方式奢谈帝国主义的宏图大业。……佩索阿的最大心愿是重写一部卢济塔尼亚人的史诗，从而改变卡蒙斯的神话性质。
佩索阿的“使命”就是超越民族主义，“国家是不必要之恶”，犹如儒家的“天下观”——继绝兴亡，和而不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争取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佩索阿阐述：
（迄今为止）发展是以暴力而灾变的方式发生的，在发展中，收益只有通过根本的（环境与人文）损失才能获得。……（如果）进步只通过某种事物的损失显示出来，（那么）该事物必须被重新产生，以至“无限”最终可以被建立。在无限——这是未来主义者最高的抱负——中，所有价值都应以尽可能使它们不受损失的方式实现。
无限〔犹如儒家之“王者无外”与“世界大同”。——引者〕，因为它是连续的，是个多样性的存在；因此，由它确认的文明务必不能区分成几个民族，因为它必须是一个民族，全世界所有民族的完美综合。在这种综合里，没有什么必定失去；然后是存在的所有分散的状态——这是潜在的民族和个体，普遍印象的小世界——将在无限里共同统治，他们将彼此混合，而不失去任何一个。用这种方法，每个个体和民族都应尽可能地发展自身，可是它们的目的不应是个人的或民族主义的，因为它必须强化行动，以便在这个综合的无限时空体建立之前没有什么会失去，对这个无限时空体，没有什么是缺少的。如果一个民族被牺牲，那将意味着存在的多样形态将永远失去……：综合是个整体，其中没有什么缺少。……在无限的每个元素中，所有其他元素都被包括在内，因为无限是连续的，这是通过多样性的事实促成的纯粹整体。（程一身译）
从上面引文可知，佩索阿在哲学上近似于受儒家影响的莱布尼茨；因为莱布尼茨通过耶稣会士读到宋明理学的“理”与“气”之后，便“把世界视为由无数小机体构成的大机体”，每一个小的个体都有其独特生命（单子论）。法国哲学家德勒兹说：“费尔南多·佩索亚提出了形而上学、心理学、审美感知的概念，这……与莱布尼茨的很接近。”
（二）莪相主义：步其后尘掀起狂热
（甲）怀旧感导致文学欺诈
在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的中叶，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获得了中国文化和语言的“表意内涵”（含义与定义、概念及理念等、普遍性与抽象性等），很快就发生了爆炸性效应——文学、科学和哲学以及其他“西学”的大爆炸：与此同时，西方人也在滥用“表意”，而从事伪造和吹嘘其“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的勾当。
《英国浪漫主义运动指南》写道：
欧洲人感兴趣于……阿拉伯文学和中国文学。詹姆斯·麦克弗森重新发现“莪相”（奥西恩），引发了“欧洲莪相主义”〔European Ossianism, 塑造民族史诗运动，由赫尔德和年轻的歌德首倡〕。托马斯·珀西在被新古典主义贬损的“黑暗的中世纪”里，重新发现了民歌民谣，这件事导致了整个欧洲对于“崇高黑暗”（sublime darkness）的膜拜，而热衷于古歌旧诗。
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 1729—1811年）“重新发现”中世纪的民歌民谣（包括乔叟的诗），这实际上是抄袭中国资料（《好逑传》和《中国事物汇编》等）。古文物学家里特森（Joseph Ritson, 1752—1803年）指控，珀西在他的《英诗辑古》和中国小说（好逑传）相关性上的欺诈行径。
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期的西方是“去中国化”——与“中国风、中国启蒙”一刀两断，从“慕华、亲华”变为“恐华、仇华”；这时，欧美浪漫主义文学表面上是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而实际上则是误入歧途、畸形膨胀。它的主要表现有两：一是与共济会有关的“斯威登堡主义”全面渗透西方文艺，它撷取和利用非正统的“中国玄学”（偏取佛学、禅宗和道家等），把东方神秘变为西方神话、把欧洲传奇变成哲理传统。再是欧洲文艺界普遍吸食鸦片，从中获取创作灵感，包括伪造“希腊神话”；英国作家阿尔西亚·海特写道：
……鸦片塑造了德昆西的想象力，从而形成了他的作品，其内容都是神话题材。每个富有想象力的作家都需要一种神话，以确定其镜像，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一些德昆西的同时代人，例如济慈（鸦片吸食者），使用和更新古希腊神话。还有一些，像布莱克（鸦片吸食者），发明了神话人物的等级秩序。德昆西所使用的神话来自他的梦境，其中的神祇和恶魔、天天与地狱，都是由鸦片激发出来的。
当此之际，“发现手稿”之故伎重演：以前是伪造“西方古典”，现在是伪造“民族史诗”。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1927—2012年）指出：在西方乃至世界，欺骗性史料服务于发明“传统”，用它来充当建立国家认同的主轴。
而始作俑者则是18世纪后期几位英国作家（诗人），他们都是按照中国资料和图景，虚构，编造本土之古风古韵。其流毒广布，罄竹难书（伪造民族史诗，煽动民族主义狂热，通向世界大战）！
图：《莪相》中的画面
（乙）《莪相》开辟的假传统
《维基百科》解释“民族史诗”云：
制造民族史诗，激发民族精神，发轫于浪漫主义之民族主义倾向。并不存在明显的民族史诗，但浪漫主义精神却被激励去“填补空白”。——而填补民族神话之空白的早期范例则是《莪相》，……麦克弗森宣称是他从苏格兰凯尔特人的古代资料中翻译而来的。
按照库尔巴托娃教授，它们（《莪相》等伪作）成为其他许多伪造史诗的典范，以致随着浪漫式民族主义扩及全欧，掀起了伪造史诗的浪潮：
伪造历史层出不穷，随时随地都能够被查到，从古典文学蔓延开来，……文物、民谣、手稿、文献、史诗、书信和编年史等。…….在18世纪中叶发生了第一个驰名欧美的伪造史诗的事件，那就是詹姆斯·麦克弗森于1762年“发现”和发表的“奥西恩”（莪相），说是从公元3世纪的凯尔特人的“原件”翻译而来。……麦克弗森虚构了一个凯尔特人的古王国，有着习俗、传统和无数个家谱；为了给人深刻印象，该书兼古代文学与历史文献于一身，他还附上评述和脚注……。几乎全是骗人的！
……现代苏格兰民族主义愈益青睐原始主义（primitivism），所以麦克弗森此举大受欢迎。他的成功是惊人的，整个欧洲都追捧《莪相》，被翻译成各国文字，歌德参考它创作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莪相》的主人翁奥西恩变成了传奇人物。其赞赏者有赫尔德、杰曼·德·斯戴尔、波兰国王和拿破仑。另一个现代世界最大的文学伪造则是，民族主义—浪漫主义所痴迷的古代神话的起源，用它来证明民族精神之辉宏和邃奥。
请欣赏一下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莪相”（片断）：
春风呵，你为何把我唤醒？你柔情缱绻地将我爱抚，并对我说：我要以天上的甘霖将你滋润！但是我凋谢的时日已近，暴风雨即将来临，它将把我吹打得枝叶飘零！明天那位旅人将会来到，他曾见过我年轻时美丽的面容，他的眼睛将在原野上四处把我寻找，但无法将我找到……。
傍晚的明星哟，你美丽地在西空闪光，你灿烂的头儿从云中举起，庄严地从小山逍遥而上。你在这旷野之上看着何方？狂风住了；涓涓的溪声自远方而来；激浪在远外的岩头嬉戏；蚊蚋之声嗡营遍野。美丽的光哟，你在看看何方？你只在微笑而逍遥；流波欣欣地环拥着你，浴沐你的云鬓。静谧的光辉哟，请去罢！莪相之精神，你崇峻的灵辉哟，显现来罢！莪相的灵光熊熊地显现了。我看见我已故的友朋，他们聚会在罗拉平原上，如像生前！（郭沫若译）
（丙）《莪相》感染的欧美文学
它对于欧美文艺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冰岛大学教授克里斯特曼森文章《莪相：欧洲的民族史诗》写道：
虽然诗歌《莪相》……已被定性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但它对于文学、视觉艺术和音乐的巨大冲击，是不可否认的。《莪相》“手稿残片”出版后不久，……苏格兰精英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休·布莱尔和亚当·弗格森等人都兴奋不已……。从18世纪后期进入19世纪，《莪相》在欧洲文学中的影响力仅次于莎士比亚……。赫尔德和歌德成为泛欧洲接纳《莪相》的首倡者……。在19世纪，这个趋势扩及欧洲各国，普遍产生史诗、民间诗集、民间故事和别的历史题材；尽管对于此种渊源关系，迄今为止仍被学者们所忽略。
《莪相》像变魔术一样地吸引欧美名人，呼唤出文艺盛况——假史诗犹如夜空中的繁星。保罗·莫尔顿说：
它令他们兴奋不已：许多作家、艺术家、政治家和音乐家，包括著名人物如沃尔特·惠特曼、让·安格尔、托马斯·杰斐逊和费利克斯·门德尔松。《莪相》也显著地影响了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但它在艺术上所起的作用通常是被忽略的。随着“莪相革命”（Ossian revolution），许多原始性的欧洲题材首次被印刷，它们包括《尼伯龙根之歌》、《贝奥武夫》、《高文爵士与绿骑士》、《冰岛埃达》（Icelandic Eddas）和《卡勒瓦拉》。
在很大程度上，欧美文学是建立在这个虚构的基础上。五位学者所写的有关《莪相》的科研报告称：
作为浪漫主义艺术和文学的催化剂，麦克弗森《莪相》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使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开始关注本国本土的史诗及诗歌、神话与童话、民谣与民俗……。另一方面，它却又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文学欺诈”。认同《莪相》有重大意义的文学人物有布莱克、拜伦、柯勒律治、司各特和华兹华斯；再者，勃拉姆斯、门德尔松和舒伯特的作品也受其影响。而对《莪相》反应热烈的政治人物则有：拿破仑征战时随身携带它，托马斯·杰斐逊称“奥西恩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
巴尔扎克《幻灭》中的“莪相”（片断）：
从前我们浸在莪相的浓雾里：什么玛尔维娜啊，芬加尔啊，云端里的鬼影啊，战士们披星戴月爬出坟墓啊。诗坛上这些破衣服如今换了耶和华，古琴，天使长的翅膀，天堂上的服装；用伟大，无穷，寂寞，智慧一类的字儿把那些服装翻新。动起笔来就是湖啊，神的诏示啊，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泛神主义，押上冷僻的，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韵，拿‘绿玉’和‘吹竿’押韵，‘始祖’和‘菖蒲’押韵。我们的经纬度也改变了：过去我们住北方，现在住东方，不过望上去同样漆黑一团。（傅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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