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按照我对大师时间跨度上的设定：

谭嗣同：为理想洒热血，唤起国人觉醒

1865年3月10日(清同治四年)，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后搬入浏阳会馆，其父谭继洵时补授户部广西司主事。因其5岁时得重病昏死三日复生，故取名"复生"，号壮飞。10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学"经世"之学，后又师从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12岁时，其母徐五缘因染瘟疫，祸及其子女，长姐长兄，以及母亲相继去世。其母性情端肃，管教甚严，按他话说"性惠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自一步一趋至置身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又喜道往时贫苦事，使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襟危坐，略不倾倚，或终日不一言笑；不肖等过失，折囊操笞不少假贷"，其父反而仁和未有主见，突然失去了母亲的庇护，姨奶奶当家，自然受了很多冷眼。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其养成了倔强而善感的性格。

在北京期间还结交唐才常、大刀王五等人，“惟将侠气流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任侠之气初漏。又拜胡七、王五、刘云田等人学习刀剑拳法骑射之艺，仗剑天涯，豪气冲天。

1884年(光绪十年)，出走游历疆、陇、秦、直、豫、鄂、湘、苏、赣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感慨“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

1888年(光绪十四年)，随著名学者刘人熙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对清廷所为甚为不满，随即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开湖南全省维新风气之先。

1896年2月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龢等人。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供职南京，期间闭户养心读书，成《仁学》2卷。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加强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担任了分教习，唐才常任中文教习，梁启超任总教习，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

1898年，创建南学会、主办《湘报》，积极宣传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被征入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刘光第、杨锐等人参与新政，时号“军机四卿”。康梁谭等人的变法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此举却触怒了西太后，光绪帝因而被囚禁。期间谭嗣同曾前往法华寺争取袁世凯支援，密谋营救光绪，杀荣禄、囚慈禧，不料袁世凯告密，彻底激怒慈禧太后，下令大肆逮捕维新人士。康梁二人相继逃亡日本，谭嗣同等六人被逮捕。谭嗣同本有机会像康梁那样逃离，但他选择了留下来，说了开头那几句振聋发聩之语。9月28日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菜市口就义，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死后，王五冒死为其收尸，运回谭嗣同湖南浏阳家乡安葬。

谭嗣同之思想：杂而不精

谭嗣同思想包括了儒学、经学、理学、佛学、诸子学和西学，其中佛学尤其突出，既有唯物也有唯心，既有自然科学又有社会科学，既有宗教、哲学，又有政治思想，形成了一个融中西古今之学于一体的庞杂体系，其主要思想，融汇在《仁学》一书中。

其仁学对秦汉以来专制制度抨击尤甚，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

谭嗣同之仁学杂而不精，还需提炼，多有意气负起夹杂其中，谭公而立之年即慷慨就义，倘若再向苍天借你二十载，其思想当不逊康梁。

谭嗣同之影响：变法流血自嗣同始

这里只列举几个人物，均与谭嗣同有一定关系，或为朋友，或为师生。

唐才常(1867-1900.8.22)，与谭嗣同同在长沙时务学堂教习，并称“浏阳二杰”，戊戌政变后，去日本、南洋集资，回沪创“自立会”，于汉口发动起义，事泄被捕，为张之洞杀害。

杨昌济(1871.4.21-1920.1.17)，在岳麓书院读书时，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在湖南组织的南学会，期间曾向谭嗣同求教问学。之后任教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引导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促成新民学会成立，后筹备湖南大学。

蔡锷(1882.12.18－1916.11.8日)，15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留血救民”。辛亥革命时在云南率领新军起义，之后反对袁世凯称帝。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变法流血自谭嗣同开始，并没有因他而结束，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

写在结尾

要知道，在谭嗣同那个年代，守旧之人居多，民众的思想并未开化。谭嗣同就义之时，民众就如电视剧中演绎的那般围观看热闹，掷以烂菜叶子，欢呼喝彩。即便到了如今年代，遇事围观的吃瓜群众依然众多，当时更可见一斑。

也正是在谭嗣同头颅滚地的一刹那，维新变法才有了不一样的意义，绝不是思想的改变那么简单，更多的是灵魂的震颤。或许谭嗣同那样死去确有些激进，

关于谭嗣同，似乎言犹未尽，还想再多写一篇，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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