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是黨章賦予的重要職責，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應有之義。黨的十八大以來，“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已逐漸成為共識，對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出了更高的責任要求，彰顯了管黨治黨、治國理政的鮮明特色。應該說，問責作為管黨治黨的重要利器，以制度手段倒逼責任落實，切中了黨員領導幹部的“命門”，增強了黨員領導幹部的責任意識。但不容忽視的是，在強化問責的同時，一些地方和部門出現了問責泛化問題，把層層傳導責任壓力變異成層層加碼，隨意擴大問責範圍、增加問責人員數量。比如，前一段時間，有媒體調查發現，有的地方簡單以問責數量衡量整治效果，有的部門為了湊數只好挖空心思“泛化問責”。在全面從嚴治黨的背景下，這類問責泛化問題嚴重背離了問責制度的初衷，讓問責走樣、變味。
問責泛化背後所折射的是，一些基層政府和部門存在“鴕鳥式”思維和簡單化的處事作風，認為只要有人被問責了，所出現的危機問題就解決了，甚至以問責作為擋箭牌，用以平息社會輿論。問責本身不是目的，問責的價值在於通過責任追究，喚醒黨員領導幹部的黨性意識，保持對權力的敬畏、對事業的忠誠和對責任的清醒，達到問責一個、警示一片、教育一方的效果，不斷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礎。如果把問責工作淪為“為問責而問責”，只問事情後果而不問失責程度，只看領導態度而不問過錯程度，那麼問責無疑會失去生命力和公信力，長此以往，將會變成“空架子”。
《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明確規定，對黨政領導幹部實行問責，堅持嚴格要求、實事求是，權責一致、懲教結合，依靠群眾、依法有序的原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進一步強調，問責工作應當堅持依規依紀、實事求是，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的原則。從這些規定可以看出，問責是嚴肅的政治任務，任何一項問責工作都必須體現中央對當前形勢的判斷和任務要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是哪一級責任就追究到哪一級，該採取什麼問責方式就採取什麼方式，不應當問責的就決不能追究責任，做到寬嚴適度、不枉不縱。
問責泛化其實是問責權力的濫用。問責權力在本質上也是一種公共權力，具有雙面性，一旦運用不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要遠遠大於一般公共權力。問責必須遵循其權力運行的規律和遵從相應的工作程序，不能因為個別領導的“政績”需要，就擴大問責範圍，片面追求問責數量，人為製造“工作亮點”。問責的用意在於對權力濫用和責任落實不到位等問題進行及時糾偏。如果把問責作為一種“政績”，對問責也規定了相應考核指標，只重數量不重質量、只重結果不重程序，僅憑領導喜好進行問責，分寸失當、寬嚴失度，那麼真正的問題將得不到切實解決，還會嚴重挫傷基層幹部的積極性，產生新的矛盾問題。究其實質，問責泛化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一種典型表現，其根源在於一些地方和部門領導仍然堅持“人治思維”，習慣於用個人的權威對問責工作發號施令，用自己的“官帽”作為衡量問責力度的標尺，把個人的權力超越於問責制度和程序之上，沒有真正弄清為什麼要問責、如何問責等一系列基本問題。
要解決問責泛化問題，首先要從黨員領導幹部的思想認識入手。黨員領導幹部要樹立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避免“問責導向”，緊盯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維護黨的紀律不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紮實等方面問題，堅決摒棄問責的“偽政績觀”和數量至上的錯誤觀念。要堅持法治思維，開展問責要堅持於法於規有據，不能因為個人好惡而影響甚至干預問責的執行。黨員領導幹部要明白，問責的確是體現政府威信、領導權威和回應社會的好方式，但這種方式並非唯一，更不能被庸俗化和濫用，否則會讓政府和領導幹部陷入“塔西佗陷阱”。真正有效的方式還在於解決老百姓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讓人民群眾享有更多的獲得感。問責一定要瞄準“焦點”問題，打到“痛點”問題，讓相關責任人受到懲治並形成警示效應，精準地切除政治毒瘤。
要實現精準問責，必須實現問責的制度化規範化。從當前問責工作的開展情況來看，隨著紀律處分條例、黨內監督條例、政治生活準則、問責條例等基本性黨內法規制度的相繼出臺和修訂完善，問責制度體系初步成型。但在具體工作中，不得不承認，與實踐要求相比，問責程序仍不完善、問責結果運用仍不規範、問責主體範圍仍不明確、問責手段仍不健全，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問責的效力，也為問責泛化現象的出現埋下了隱患。下一步要有針對性地修訂《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進一步完善問責的“負面清單”、設計問責程序、明確問責結果應用以及問責責任，確保問責的精準性和有效性。特別是要明確問責的啟動程序、啟動主體、啟動條件以及啟動方式等內容，讓問責工作更加規範化。與此同時，要建立問責公開制度，對“問責者”的權力行使進行監督，將問責方法、程序、結果等事項，及時通過適當方式向社會進行公開，主動將問責工作置於社會監督之下。對於問責不當，造成嚴重社會影響的，要實行問責的再問責。
要實現嚴格問責與容錯糾錯的有效銜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幹部在推進改革中因缺乏經驗、先行先試出現的失誤和錯誤，同明知故犯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上級尚無明確限制的探索性試驗中的失誤和錯誤，同上級明令禁止後依然我行我素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把為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同為謀取私利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這“三個區分開來”說明，問責工作與容錯糾錯的價值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強化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只不過問責工作重視事後的責任追究，而容錯糾錯重視事中的責任界清。要落實“三個區分開來”要求，有必要結合動機態度、客觀條件、程序方法、性質程度、後果影響以及挽回損失等情況，明確責任界限和紀律底線，區分“為公”與“為私”、工作失誤與違紀違法，對幹部的失誤錯誤進行綜合分析，對該容的大膽容錯，不該容的堅決不容，該問責的堅決問責，不該問責的堅決不問責，體現問責工作和容錯糾錯的嚴肅性。
問責具有黨內法規制度的原則性，也具有黨內政治生活的溫情。問責被公眾寄予了厚望，必須提高政治站位，從講政治的高度堅持問責標準和尺度，讓管黨治黨的利器更加鋒利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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