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的政治
在政治事件中，攝影成了見證、記錄歷史的不可或缺的手段，照片不僅是證據也是宣傳工具。今年，照片在這些國際政治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6月份的G7峰會被多家媒體稱為“史上最分裂的G7峰會”。七國明爭暗鬥，各有盤算的心思都微妙的體現在社交網絡上的“鬥圖大戰”中。各國政府發佈的針對同一場景不同視角的圖片，試圖向人們講述各自不同的故事。
德國視角被解讀為“默克爾則處於主導地位，特朗普看上去像個目中無人的孩子。”
美國視角下，特朗普處在畫面的中心被各國首腦簇擁，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都面帶微笑。
在照片中主角之一特朗普提前結束G7峰會，奔赴新加坡準備會見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時，新加坡外交部長Vivian Balakrishnan在推特發出了一張與金正恩的自拍合照。這張照片被認為是金正恩的第一張自拍。
這張照片看上去有些奇怪，大概因為它與以往人們熟悉的那些金正恩官方宣傳照十分不同，在那些照片裡，金正恩總是看著自己國家的各種建築設施或表演活動。
9月份，戲多的特朗普又被爆出曾在2017年就職典禮的第二天暗示攝影師“精修”其就職典禮的照片，因為當天拍攝的照片看上去冷清，尤其是比奧巴馬2009年就職典禮上觀禮的人數少。隨後舉行的新聞發佈會稱特朗普的就職典禮是歷來出席人數最多的總統就職典禮。然而在這一版“精修圖”發佈之前，新聞媒體就已經發布了特朗普就職典禮的“真實版”照片，還與奧巴馬就職典禮時的照片進行了對比。真是白忙一場。
參加特朗普（左）和奧巴馬（右）就職儀式的人群。這些照片是路透社拍攝的，並不是編輯過的NPS照片。
他們離開了
大衛·道格拉斯·鄧肯 David Douglas Duncan（1916—2018）
鄧肯被譽為20 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攝影師之一，他生於美國，曾供職於《生活》雜誌。一生出版過25本攝影集，1951年出版的記錄朝鮮戰爭的攝影集《這就是戰爭！》（This Is War!）是他最著名的戰地攝影作品。1956年，在其同事、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提議下，鄧肯拜訪了藝術家畢加索的別墅並與其成為好友，他為畢加索拍攝了大量私人照片，並出版8本攝影集。這份友誼持續了17年，直至畢加索1973年去世。
大衛·戈德布拉特 David Goldblatt（1930—2018）
戈德布拉特因記錄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而聞名。他出生於南非的一個猶太家庭。最初，他在父親的男裝店工作。戈德布拉特18歲那年，正是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實施的那一年，他開始拍照，照片幾乎全是黑白的。“我是一個獨立的觀察者，相機是我的工具，照片是我的言論。”戈德布拉特的作品記錄了他的祖國從上世紀50年代動盪歲月至今的歷史，呈現了其對南非社會發展的關注與審視。
埃裡希·萊辛 Erich Lessing（1923—2018）
埃裡希·萊辛1923年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1951年加入馬格南圖片社，2018年8月29日去世這一天，馬格南圖片社在官網首頁掛上了他的黑白肖像，以示悼念。出生於猶太家庭的萊辛度過了苦難的童年，成了二戰孤兒，16時逃離歐洲，在巴基斯坦躲避戰火。此後幾經輾轉，終於在1947年成為職業攝影記者。在職業生涯中，萊辛報道了許多重大的社會和政治事件，包括著名的匈牙利革命照片；他也拍攝政治家和藝術家，如艾森豪威爾、赫魯曉夫和奧斯卡·科科奇卡；此外，他還參與拍攝了《白鯨》、《希臘佐巴》、《音樂之聲》等電影。晚年，萊辛喜歡藝術和歷史題材，他的作品隨60多本藝術類書籍出版。萊辛說：“我認真對待人類的所有慾望和抱負，以及由此產生的宗教、精神、藝術和政治方面的任何問題。那曾經是，現在仍然是我攝影主題的起點。”
亞拉·居爾 Ara Güler（1928—2018）
被稱為“伊斯坦布爾之眼”的土耳其裔美國攝影記者亞拉·居爾，是土耳其少數幾位享有國際聲譽的攝影師之一。居爾是土生土長的伊斯坦布爾人，1950年，22歲的居爾得到了他的第一部相機，並在伊斯坦布爾大學學習經濟學期間，居爾加入了《伊斯坦布爾季妮報》(Yeni Istanbul)，開始了他的攝影記者生涯。60年代初，在與亨利·卡蒂埃·佈列松見面後，居爾被招募到著名的瑪格南圖片社，也成為了第一個加入ASMP的土耳其攝影師。在職業生涯中，Güler 遊歷了世界各地，拍攝了許多重要事件，以及一些世界名人，包括溫斯頓·丘吉爾、伯特蘭·羅素、巴勃羅·畢加索、安塞爾·亞當斯和薩爾瓦多·達利。此外，他鏡頭下的家鄉、居民、街道和碼頭，都是享譽世界的作品。
人工智能會將攝影帶去何方？
這一年，各大科技公司和科研機構都在用人工智能技術改變我們對攝影的傳統認知。
facebook推出了一個名為“攝影建模”（photogrammetry）的新功能，該技術將通過在同一地點拍攝的照片和視頻 “來創建一個3D空間，讓你在這個虛擬空間裡探索你的記憶。”當你在這個重建的虛擬世界中漫遊時，那些照片和視頻將出現在他們拍攝時的準確位置。這個古怪又夢幻的虛擬世界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清晰更強大——而這只是對未來攝影觀看體驗的一瞥。此後，facebook的研究人員又發明了一種能讓閉眼照片睜眼的AI，比起上一個畫風溫馨的新功能，這個AI則有些驚悚了。
Facebook“攝影建模”（photogrammetry）創造的虛擬3D空間
5月份，美國伊利諾斯大學厄巴納-香檳校區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題為《Learning to See in the Dark》的論文，解釋了他們如何訓練人工智能進行低光照片處理，以獲得比傳統高ISO更清晰的影像。12月，英偉達（NVIDIA）的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新論文，研究如何用人工智能創造真假難辨的肖像照片。 他們採用了一種名為“風格轉換”（style transfer）的方法，將一幅圖像的特徵與另一幅圖像融合在一起，混合皮膚和頭髮顏色等特徵，即可創造出一個全新的人。這項技術也不僅限於人臉創造，它還可以生成諸如室內、汽車、貓咪的照片等等。
人工智能肖像，這些人都是不存在的。
而就在研究人員們致力於如何讓AI照片以假亂真時，修圖軟件鼻祖Adobe則在開發另一個與之對立的軟件：用人工智能識別照片修改，以幫助對抗偽造照片。Adobe表示，因為有的人使用我們強大的Photoshop，以欺騙為目的，修改照片。所以，除了開發數字媒體的新功能，Adobe也在探索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增加數字媒體的可信度和真實性。這項研究也是政府資助的DARPA媒體取證項目的一部分。“就像美聯社和其他新聞機構發佈的圖片編輯指南，”Adobe研究總監Jon Brandt說，“我認為Adobe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之一是負責任的開發技術，最終這些技術是為服務社會而創造的……我們都有責任來消除新技術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此外，Instagram 正在通過為視障用戶的照片添加AI照片描述，讓他們也能感受到圖片社交的樂趣，“全世界有超過2.85億的人有視力障礙，我們知道很多人可以從這樣的改變中受益。”這項新功能通過語音為用戶播報 Instagram 推文中的文字內容，包括圖片下方的描述，或個人信息頁等等。如果一張照片沒有文字描述，那 Instagram 就會通過 AI 來自動識別照片中的內容，並以語音播報。
行業變遷
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攝影門檻的降低，相機的市場規模逐漸萎縮，靠相機吃飯的行業也受到了巨大沖擊。
5月7日，奧林巴斯深圳工廠宣佈停產停工，相關業務將轉到越南廠房。官方稱“深圳工廠運轉率已降至頂峰時期的20%；此外深圳工廠已投產24年，設備老化，外銷業務無發展空間，工廠難以維持自身競爭力，不得不做出停產停工決定。”奧林巴斯深圳公司於1991年12月成立，鼎盛時期曾有15000名員工，是其亞太區總部。此外，2017年10月，尼康也宣佈關停其位於中國無錫的子公司，當時便遣散了2200名員工。今年6月，佳能宣佈停售其最後一款膠片相機EOS-1v，結束該公司80年曆史的膠片相機業務，正式全面數碼化。
與此同時，攝影記者們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裁員潮。創辦至今99年、11次獲得普利策獎、紐約“地鐵族”最愛的小報——《紐約每日新聞》因不堪鉅虧，於7月23日宣佈裁掉其新聞部半數人員，削減至45人。被裁人員名單中包括主編Jim Rich和副主編Kristen Lee，以及全部10名攝影記者和2名圖片後期人員。然而這並不是《紐約每日新聞》第一次裁員。早在2014年，《紐約每日新聞》就裁掉了17人，其中包括4位圖片編輯和5位攝影記者。此次解僱全部攝影記者後，《紐約每日新聞》將會依靠販賣照片版權、向大眾要求免費轉載照片以及派出記者用手機拍攝的方式來獲取新聞圖片。
2018年7月23日，《紐約每日新聞》宣佈裁減編輯員工50%，被裁攝影記者Todd Maisel和編輯Chelsia Rose Marcius在位於曼哈頓的辦公大樓外相擁道別。
1991年3月21日，英國報紙大亨羅伯特·麥克斯韋爾拿著他所有的《紐約每日新聞》的第一份副本。《紐約每日新聞》從上世紀50年代起盛極而衰，到1980年平日刊的發行量下降了100多萬份。1990年底的盤點，表明《紐約每日新聞》當年虧損1．15億美元，當時的老闆決定如果沒有買主出現，將在1991年3月關閉該報。這時，英國《每日鏡報》的發行人羅伯特•馬克斯韋爾願意購買《紐約每日新聞》。
而這只是各大媒體一系列裁員中的一例。2013年，芝加哥太陽時報將整個攝影部門裁員，其中還包括2次獲得普利策獎的John H. White。2014年，裁員的危機籠罩著路透社，但由於路透社將重點放在電視和手機視頻上，資金從靜態的圖片跑到了動態的視頻，因此唯一倖免的是視頻部門。裁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攝影記者總是會被捲入其中，無法避免。2016年，在默多克旗下的21世紀福克斯公司收購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後，《國家地理雜誌》迎來了史上最大規模的裁員。除了這些，包括CNN、《體育畫報》在內的許多或所有的攝影記者都被淘汰了。
在移動互聯網與智能手機的雙重夾擊下，攝影記者手中的相機快門似乎永遠快不過在場人員的手機。毫無疑問，對新聞攝影要求降低後，攝影記者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但是正如Maisel所說：“公眾普遍接受平庸的照片，事實上媒體的決策者通常都有豐富的新聞經驗但對攝影的理解卻很差。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取消所有的攝影師會對你的視覺報道質量產生災難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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