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王劉聯合發現說”和甲骨文發現研究新論》普及系列報道之五
最新一期《廣西師範大學學報》（第54卷第6期/2018年11月）的“珍稀文獻研究/非紙質文獻專題”欄目，以首篇位置發表了名為《“王劉聯合發現說”和甲骨文發現研究新論》的學術論文（學報主頁http://gxss.cbpt.cnki.net/WKA/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gxss ，內容待更新）。作者任光宇以美籍獨立研究人身份，經過三年多的潛心研究，用長達近3萬字的考辯論證，向甲骨文發現及早期研究學術史中的諸多懸案，發起了新的挑戰。（綜述見報道之一）
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的今天，人們才逐漸知道了王國維、劉鶚和羅振玉之名，但對他們之間的深厚複雜關係，就所知不多了。劉生於1857年，祖籍江蘇丹徒（鎮江）客籍淮安；羅比劉小九歲，祖籍浙江上虞、客籍也是淮安；王再比羅小十一歲，祖籍浙江海寧（嘉興）。三人不但有前後學術淵源，後來還成為了姻親：羅振玉的長女嫁給了劉鶚四子，小女嫁給了王國維的長子。劉羅兩家同居淮安老城，少時家貧的羅振玉，對劉鶚僅有官宦子弟“井裡少年”的印象。在1891年通過劉鶚的哥哥，劉羅通信討論治河、開始相互欣賞，但到1894年兩人才在書店碰面相識，同樣的“嗜古如命”使他們成為莫逆之交。同年劉氏兄弟邀羅轉入劉家做家教。1896年羅離鄉到上海辦農學會，曾多次到劉的居所看銅器。1900-1906年間，劉羅分別時通信頻繁，劉資助羅辦報，羅幫劉蒐購碑帖；相聚時常一起同訪高人藏家、共賞古器書畫，直至羅振玉進入學部任二等諮議官。1907年前後劉鶚諸事不順，劉羅關係也逐漸冷卻“幾至避面”。在劉鶚1908年被捕流放新疆、1909年去世後，羅振玉才開始在甲骨文上發力，並在其後的十幾年內成為真正的學術大家。
1906年劉鶚在北京宅院與羅振玉（右起1、3）等人的合影
劉羅尚有一個共同的閃光點，就是他們都是“學者研究型大收藏家”。國人經過多年廣泛深入轟轟烈烈的“盛世炒古董”，已對潘祖蔭、張伯駒、王世襄等大藏家耳熟能詳、頂禮膜拜，豈知上面頂級的，還有劉鶚和羅振玉，而且他們比更早同一類型先賢吳大澄、阮元、董其昌、錢謙益、歐陽修等更幸運和高明的，在於他們將千年中華文明精華與現代西方先進文明連接了起來。
《新論》作者在該論文的第五、六章裡，專門討論了羅振玉的“慫恿/拓墨/編輯《鐵雲藏龜》說”、和“1901年初見甲骨說”，認為前者應予存疑，後者應該徹底否定。
關於這些說法產生的背景和來源，論文介紹道：長久以來，“羅振玉慫恿/拓墨/編輯《鐵雲藏龜》”之說在學術與非學術界流傳極廣，“慫恿建議說”更幾乎隨處可見。包括文獻學大家張舜徽在內的很多德高望重的學者，也都相信此說（見1986年《雪堂學術論著集》張氏序）。而究此說法來源，卻都是來自羅振玉一人在劉鶚去世後的幾次自說、孤說，未見任何它證。
《新論》作者先列出了“慫恿/墨拓/編輯說”不應成立的一些旁證輔證：吳昌綬最晚為《鐵雲藏龜》寫序（1903年十月），當時試印“印本”已出：“鐵雲先生獲古龜甲刻文五千餘片，精擇千品纂為一編，以印本見餉”，沒有提到羅氏；羅振玉自己雖在1910至1931之間的著作中多次提及“慫恿/編輯說”，但在1917年為王國維《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釋》所作序中卻未持此說，而只是說“劉氏曾選拓千餘片影印傳世，所謂《鐵雲藏龜》是也”；王國維如果認同師友羅振玉參與了此書出版，當不無附和之理，但王氏早在1920年《隨庵所藏甲骨文字*序》中就說道：“鐵雲又續有所得，選其精者，印行為《鐵雲藏龜》一書；五年後的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國學院殿堂所作著名演講《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講到《鐵雲藏龜》，其正式說法仍是：“文敏殉難，其所藏皆歸丹徒劉鐵雲……光緒壬寅，劉氏選千餘片影印傳世，所謂《鐵雲藏龜》是也。”
關於墨拓（搨），劉鶚在《鐵雲藏龜》自序中專門寫明“故竭半載之力，精拓千片，付諸石印，以公同好。任是役者，直隸王瑞卿也。”假如羅一人獨攬此事，就應寫為“任是役者上虞羅振玉也”；如羅氏幫了大忙，劉應會再加上“羅叔耘相助之”。但劉鶚是否可能故意隱去、埋沒羅氏貢獻？可能性很小，論文作者給出了具體理由和分析。《新論》還給出了兩位專家的相關論斷，一是臺灣專家嚴一萍在其《甲骨學》中，對甲骨的早期傳拓一事有專門、專業的詳細考證，並對《藏龜》墨拓一事特別作出了明確斷言：“羅振玉在《殷墟書契考前編序》裡說：‘餘始於丹徒劉君許見墨本’。這是他看見了王瑞卿所拓的甲骨墨本。但他在下面又說‘於是盡墨劉氏所藏千餘，為編印之。’就不是事實了。老友陳鐵凡兄寫《從龜板文字到甲骨學》一文時，以為《鐵雲藏龜》的‘精拓’之功，‘實出於羅振玉之手’，不免上了他的當。”二是劉鶚孫、羅振玉外孫的史學教授劉蕙孫，在80年代專文《甲骨聚散瑣憶》中寫道：“《鐵雲藏龜》的類次和拓墨有無請羅振玉參與？是沒有。其時羅正在湖北張之洞幕中辦農校併到日本考察教育，並未在北京。鐵雲所藏的數千片甲骨，也是到1908年家難前才由北京南運，旋即散失。羅也未見過全藏，並無參與類似之事。”
《新論》作者接著指出：羅振玉的自說之所以能夠廣泛被相信，明顯還有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這就是後人談及甲骨文，學界都知道羅雪堂是一代宗師；而對劉鶚的印象，只知他搞過甲骨著錄和另寫過《老殘遊記》，再多也不過知道他還收藏過其它文物、治過黃河、辦過煤礦鐵路而已。但學術界不該忽略，劉鶚和羅振玉的學識都是漸進的，都有一個從“嗜古愛好者”到“鑑藏專家”、和學者的積累過程。深入閱讀了解可以得知，……劉、羅各自的早期學識積累、嗜古程度至少是不相上下，但劉鶚畢竟比羅振玉大九歲（1903年劉46、羅37），更因為劉氏家境較好、交遊較廣、辦礦後又有了來自英國福公司的高收入，故劉鶚的前期收藏、見識都要比羅氏高出一籌。……綜合上述理由，可以較為肯定地說，由於當時見識、經驗、財力等多方面的領先，加上通才的創見優勢，使劉鶚在甲骨文的發現、鑑定和《鐵雲藏龜》的出版上都比羅振玉先行一步，應是歷史事實。故筆者認為，學術界對“羅氏慫恿 /拓墨 /編輯《鐵雲藏龜》說”這樣缺乏證據（且有反證）的自說孤說，不應認可為合理說法，至少不能當做定論而寫入正史廣為傳播。
劉鶚《崔敬邕》碑帖跋文手跡，內容包括對合影的解說
然而天下沒有完人，微瑕決不掩瑜，羅振玉的學術地位和歷史功績無疑也不會因存在此類小疵而稍減。在甲骨學界，無論貢獻、水平、資歷，羅氏都是難以置疑的“四堂”之首，不應因為政治、或押韻因素而排列成“甲骨四堂，郭董羅王”。
關於羅振玉最早見到甲骨的時間，雖然羅振玉自己至少兩次在序跋中說是1901辛丑年，但早已被許多學者、包括羅琨研究員在《羅振玉與甲骨學》一文中，判定不能成立。針對旅順博物館的王若等在2011-13年間屢次發文稱“發現了數條羅振玉寫於1901年的有關甲骨文研究的札記”，《新論》作者給出了具體的辨析反駁，認為其文沒有給出原始確證，根據只是羅氏在另著中的錯記。經過對劉鶚1901年、1902年日記、羅振玉年譜等資料的再次查驗，作者斷定“羅振玉最早見到甲骨文的時間，應是在1903年春季，或至少不會早於1902年5月。”
《新論》作者在第六章結尾總結道：“今日學人應注意、也應理解的是，羅振玉、王襄、王國維等前輩畢竟是舊時代培育的學者，缺陷之一就是沒有現代科學研究所極其注重的時間觀念。也因為老一代在相關文字記錄上常常沒有記下確切時間的習慣，他們在其後相關題跋、記敘、回憶時，就常常難免、或有意無意搞錯年月。現代的研究者只要認真、獨立，對此並不難明察，如臺灣的莫榮宗在編過《羅雪堂先生著述年表》後即直言不諱：‘先生記事，頗缺乏時間觀念，是編所述諸事，間有先後倒置三數年者。必須與先生所撰之序跋及……互相對比，始能得其真相。’
“但無論如何，羅振玉完全憑藉自身超人的智識、堅韌、勤勉，終成早年首屈一指的甲骨學權威專家。在他學術生涯高峰期，回望這一歷史性大發現時說一點利己的話，也是情有可原的人性使然。並且，當劉鶚成為朝廷要犯流放遠死他鄉、並被視為禁忌人物遭世人遺忘多年之後，羅振玉能不忘他的老友親家，屢次向學界提及劉鶚傳播甲骨文之功、寫下傳記，又為他繼續出版《鐵雲藏龜之餘》，這是劉氏後人和學術界都應該感激的。羅振玉為中華文化往聖繼絕學做出的貢獻，近代基本無人可以比肩。他在殷墟甲骨、敦煌文書、西北漢簡與大內檔案這四大近代國際顯學中，不但當年是持有頂級成果的學術權威，而且還都是中流砥柱開創者、加篳路藍縷的具體操作人。而這些確鑿事實跟他在王旗頻變的時代中，選擇過什麼個人政治立場沒有直接關係。時至今日，學術界對於羅振玉貢獻的評價雖在恢復中，但遠還未到他應得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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