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8年出版的《长征画集》里写有这样一句诗：“军团长，董振堂，战士雄姿人尊仰，随身不离枪。和气接待同志，耿耿忠于党；虔诚做殿军，有勇且知方。”这首诗描述的，就是被誉为“铁流后卫”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
董振堂(1895-1937),字绍仲，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人，自幼跟随父亲习武，1917年考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1921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校毕业后,董振堂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官至旅长。中原大战后，冯玉祥部队被蒋介石改编，董振堂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第25师73旅旅长。
1931年12月14日，国民革命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的指挥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此次起义共有1.7万余人加入红军，携带两万多件武器，使得红军实力大为提高，对巩固和提高苏区实力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起义后，该部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后任军团长。
1932年4月，经何长工同志介绍，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率军起义后，董振堂将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积攒的3000多银元交给了党，毛主席知道了很惊讶，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点给自己” 。董振堂却坚持全交，说：“革命了，自己的一切都是党的，还要钱干什么！”在董振堂亲笔撰写的《宁暴经过》里面有这样一段话：“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欺骗、压迫、剥削，认清楚了唯有共产党终能为工农劳苦群众谋解放到底。”看清了国民党丑陋本质的董振堂，从此与中国革命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1932年7月至1934年9月，董振堂率领部队先后参加了赣州战役、龙岩战役、南雄水口战役，由于在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屡立战功，董振堂被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红旗勋章，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枚勋章，也是当时红军的最高军功章。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董振堂受命率领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任务。在长征最为惨烈的湘江之战中，红一、三军团在渡江通道两侧硬顶，红五军团在后卫硬堵。面对几十倍敌人的衔尾追击，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不顾一切地阻击尾追之敌，与国民党中央军周混元部展开了激烈残酷的血战。在掩护红军主力与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后，红五军团34师被阻隔在河东，师长陈树湘、师政委程翠琳以及5000余名红军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中，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以大无畏的牺牲和顽强的阻击赢得了赫赫威名，“铁流后卫”成为了董振堂与红五军团的另一个称呼。当时在红军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
1937年1月，董振堂率部西征，旨在打通国际交通线，由于寡不敌众，董振堂率领的三千多名将士，被敌军马步芳部队两万余人包围在甘肃高台。历经九个昼夜的殊死拼杀，高台最终陷落，董振堂与3000多名红军将士全部壮烈牺牲，董振堂为中国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时年42岁。
在董振堂烈士追悼会上，毛泽东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作为长征三大主力军团军团长之一、中革军委23名执行委员之一的董振堂，无愧于红军卓越指挥员的称号，他的牺牲，可谓是真正的将星陨落。从国民党军中高擎义旗投身革命，董振堂不仅是宁都起义的英雄，更是长征中的功臣，是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英雄。
将军已逝，在将军牺牲的高台县，建起了肃穆庄重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董振堂将军的汉白玉半身像被鲜花拥簇，董振堂同志纪念碑前的两根红色立柱上，书写着“宁都豪气千秋在，高台雄风万古传”。在河北，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为董振堂修建了纪念碑。在董振堂的老家河北新河县，不仅立起了“董振堂将军纪念碑”，还在县城以董振堂的名字命名了“振堂路”、“振堂中学”、“振堂公园”。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董振堂将军的遗物与遗像。
革命先辈用信仰和信念浇铸了中华民族的奋斗壮景，用鲜血与牺牲绘就了今天我们的美好生活。在“解构英雄”、“小鲜肉”、“花样美男”充斥于荧屏之上时，我们革命军人更应该学习革命前辈、革命英雄，用革命英雄赓续承传的红色基因，滋养新一代革命军人始终不渝用行动诠释革命军人真正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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