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科技界的最大新聞就是施一公教授在杭州宣佈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按照施一公教授的設想：西湖高等研究院，定位是民辦，發展目標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小型的、綜合的、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第二步是在此基礎上建設西湖大學。筆者把這個科技發展綱領稱作“西湖藥方”。暫且不論“西湖藥方”未來的療效如何，僅就以施一公教授為代表的眾多有識之士對於中國科技事業的拳拳之心，就值得我們為之點贊。但是，科技體制改革畢竟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在理想和現實之間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需要摸索。相對於國內主流的公辦與中式傳統的科技體制而言，“西湖藥方”給出的是一副完全西式的藥方。如何看待這份“西湖藥方”的橫空出世呢？
西湖藥方的提出，從大的宏觀環境來看，整個社會對於科技成果有著緊迫的需要，然而高端科技成果的供給嚴重不足，這也是國家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初衷之所在；再有，國內教育市場仍是賣方市場，公眾對於優質教育資源仍然趨之若鶩，這就為社會的閒置資本提供了一個理想出口；第三，這種知識產品供給現狀被學界精英們敏銳地捕捉到了，併為此採取了有針對性的行動。然而，好的初衷並不意味著一定結果圓滿，因此，需要根據以前提出的創新基礎支撐條件模型對“西湖藥方”的成分做些簡單分析。
任何私立研究機構的設立都是需要條件的，缺少必要的基礎支撐條件是無法啟動與運行的。關於基礎支撐條件我們提出五要素模型：即制度、經濟、人力、文化與輿論要素，前三項被稱作硬性支撐條件，後兩項被稱作軟性支撐條件。幸運的是，此次計劃在硬性支撐條件方面全部滿足，那麼他們在軟性基礎支撐條件方面又如何呢？這些學界精英大多在西方一流大學工作過，權當他們在科研文化方面也是領先的，由於他們的特殊學術地位，相信研究院在未來也具備較多的輿論話語權。學術生產的特殊性在於，不是把這五要素簡單攏到一起就會產生革命性的知識成果的，要素之間需要存在複雜的耦合機制，否則中東那些有錢的石油國家早就是科技強國了。基於上述分析，“西湖藥方”在基礎支撐條件方面是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此次“西湖藥方”有幾個比較新穎的切入點，如先從建設西湖高等研究院開始，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從建大學開始。客觀地說，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切入點，它把研究院的啟動與運行最大限度上控制在可控範圍內。以往的高等教育改革之所以命運多舛，是因為它一開始就遭遇到諸多不可控因素的干擾，為了獲得各種審批通過，無數次的妥協與折中，導致行動者的理想和熱情都被那些如無底洞般的毫無技術含量的制度性因素耗盡。回憶一下朱清時籌建南方科技大學的艱難歷程，不難理解那些改革者“壯志未酬”的感慨。相比較而言，西湖高等研究院的設立就有如庖丁解牛，把開局定位在簡約與可控範圍內。
“西湖藥方”的第二個巧妙之處在於地點的選擇。此次選址不是在科技資源最為緊缺的河北、河南，而是選定在浙江，這真是神來之筆。據筆者小組的研究：浙江的制度成本連續五年（2009-2013）在全國是最低的，低制度成本對於任何事業的發展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這也從側面提示那些制度成本嚴重偏高的地區，降低制度成本是一切好的轉變的開始。正所謂：良禽擇木而棲。
人的精力和耐心是有限的，用在某處多了用在別處的自然會減少。對於任何理性的人與機構而言，必須最大限度上減少不必要的精力損失，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出最耀眼的業績，以此樹立信心，並增加抗風險能力，否則很有可能出現功虧一簣的現象。西湖高等研究院選擇的發展路徑就是這樣的，它在最大限度上規避不可控因素的同時，也希望在最短時間內做出業績，以此，為後續發展積攢信任與認同基礎。
在全球化時代，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模式與傳統時代有了根本性的區別，這就是學界常說的大科學與小科學的分別。對於當下而言，知識的傳播，傾向於採取“產－學－研”的結合；對於知識的生產而言，則需“政－經－學”的結合，否則知識的生產是無法實現跨越式的發展。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獨特之處恰好契合了知識生產的現代模式，它是一次成功的學術資本、經濟資本與政治資本的結合。既有來自經濟資本的支撐，又有來自學界的學術精英的力推，還有代表政治資本的權力的全力支持，僅從構成結構而言，這個模式很難複製。但是，要清醒意識到，不同的資本對於收益的預期是不一樣的：經濟資本需要通過這次合作為未來探索新的盈利模式，並且使之最大化，如果沒有切實可行的盈利模式，經濟資本的持續介入是不可能的，對於民辦研究機構而言，這是至關重要的基礎性問題。對於學術資本而言，如何最大限度上生產與創造社會所需的知識產品，並使自己的聲譽最大化，同樣是學術資本刻意追求的事情，聲譽是對學術資本投入的長期回報，當聲譽資本積攢到一定程度，同樣是可以轉化成經濟收益的，這就是資本鍊金術的秘密所在。關於收益的問題，學界總是刻意迴避，這是錯誤的認識，通過學術資本積累獲得的收益有兩種形式：有形收益（經濟收益）與無形收益（聲譽）。我們的傳統一貫是否定前者，過度褒揚後者，實際運行效果並不理想，現今學術市場上出現的名利雙收現象，就是對傳統模式的否定。對於政治資本的介入而言，同樣希望獲得政績的最大化，這是權力的合理訴求，只要本著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倫理原則即可，如帶來GDP與就業的增加、帶來新的知識成果並驅動本地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最大化，這些都是合理的政績工程。這次合作在三種資本的最大訴求之間形成了充分的共識面，多方利益主體期待出現雙贏或多贏的局面，這才是本次合作能夠快速啟動的原因之一。
這種合作模式也面臨一種潛在的風險：如何協調多方的利益訴求與價值觀的差異？如果收益分配不均衡以及價值觀融合出現問題，就會給研究院的未來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誠如坊間所言：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結合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特點，這個構成結構中相對穩定的是政治資本，畢竟一家研究院的建立對於當地而言是利大於弊的，只要它能正常運轉，就會給當地帶來一系列可觀的政績回報，而且這份回報會隨支持力度而遞增。對於經濟資本與學術資本而言，可以採取經營權與管理權相分離的模式，經濟資本通過投入換取研究院產出的知識產權與當下的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施一公之所以要先發展研究院，也是明智之舉，除了避免成立之初所面臨的諸多不確定性外，更希望通過可掌控的研究優勢快速做出成績，換取合作各方的認同以及堅定支持。那麼，“西湖藥方”能否奏效的關鍵在於是否可以在短期內快速做出有重大影響力的成果？重大成果就成為決定西湖藥方是否發生作用的藥引子。
問題是維繫各方持久合作的成果來自哪裡呢？施一公教授在演講中提到的科技力量主要包括三部分：
其一，創始成員都是學界精英，大多身兼要職；
其二，以千人計劃為代表的科技團隊；
第三，潛在的後備力量就是改革開放後學成回國的二百多萬海外留學人員。
這個知識生產團隊看起來很漂亮，但實際運行起來還是存在很多不確定性的。前兩個層次的學界精英大多名花有主，他們能全職來研究院任職嗎？如果不能，那麼由他們產出的科技成果的產權歸誰？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兼職的模式顯然是無法勝任研究院所期冀的發展目標的，而龐大的海歸後備人才中，有能力的也早已被簽約，餘下的鑑別成本也是非常高昂，如果人才問題解決不好，預期成果的出現就變得極為不確定，那麼，這個合作結構時刻存在解體的風險。多年前筆者曾撰文指出：廉價是科學的美德而非罪過，如果西湖藥方的成本太高，在未來的競爭中也是存在風險的，除非是那種缺乏彈性的原始創新成果，否則這劑藥方也會被市場中的廉價藥方替代。突然想借用一下鄧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不論什麼藥方，能夠產生療效的才是好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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