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在北洋軍閥統治期間的大事件，直皖戰爭可以算的上是其中之一，這一場戰場改變了軍閥的力量對比，也加速了軍閥統治的結束，讓革命的火苗深入人心。

但在這之前，有三件事的發生預示了直皖戰爭的爆發，但處在權力中心，手握重兵的段祺瑞根本沒有察覺，或者說覺察到了依舊我行我素不為所動，那究竟是哪三件事呢？

學生們衝擊了中央政府的權威

巴黎和會上的消息傳來，全國各地的人們義憤填膺，首都的學子們更是行動起來，在街上在趙家樓裡表達了對於北洋政府的憤怒。

這件事最後以釋放被捕學生，學生們如期復課結束，但帶給這個古老國度的震動才剛剛開始，南方的軍政府帶頭反對北洋政府的統治，其他的軍閥也有了自己的心思。

這就像一個火種，燃燒了追求自由的火苗，這種自由不僅僅是個人的自由，更是各省的自由，動搖了各省對於北洋政府權威的信仰，開始思考自身獨立發展的道路。

不僅如此，還有一些北洋的將領們，公開表達了對於北洋政府的不滿，他們不滿於外交的失敗，不滿於內戰的同室操戈，其中以吳佩孚最為耀眼。

他公開反對內戰，挑釁段祺瑞的權威，反而收穫了學生的崇拜和輿論的高度讚揚，這也給人們傳到了一個信號，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並不是像以前的朝廷一樣，說一不二，令行禁止。

人們第一次發現中央政府也是可以挑釁的，前有學生的鬧事，後有抗命的將領，北洋政府都給不了處罰，反而還得好言安撫。

這種事情看起來是正常的抗議活動，但對於北洋政府的衝擊卻影響甚大，有了這樣的開頭，就會被人們效仿，在中央的命令與本地的利益衝突的時候，就會選擇維護本地利益，拒絕聽從中央政府的號令。

長此以往，北洋政府的統治和影響就會減弱，越弱越沒人聽，越沒人聽越弱，陷入惡性循環，甚至還會有人對北洋政府裡的總統職位有想法。

北洋政府權威的減弱也是直皖戰爭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段祺瑞或許注意到了，但他選擇了一條更為激進的方法

北洋政府內部分歧嚴重

在順利結束張勳復辟以後，段祺瑞在重新組建政府的時候就開始想著加強中央集權，前後經歷了兩任總統，都在對待國內局勢上產生了分歧。

在馮國璋當總統的時候，段祺瑞提議要全國範圍內的軍閥裁軍，還要由中央政府統一派遣督軍，這一提議的出發點是好的，如果任由各地的軍閥坐大，會尾大不掉形成獨立王國。

所以段祺瑞對南方軍政府發動戰爭，想要武力一統震懾各地的軍閥勢力，結果馮國璋卻不太支持，反而說要和平解決，在他的影響下，對南方的用兵進行的很不順利，前線的常勝將軍吳佩孚止步不前拖緩戰事。

但這完全沒有動搖段祺瑞中央集權的心，在第二屆總統選舉的時候，他成立了屬於自己的安福國會，還讓精明老道的徐世昌來當總統，想著可以配合自己的中央集權。

結果徐世昌竟然提議讓各省自治，說全國範圍太大，統一的政策並不能適應各省的實情，這個提議得到了南北內戰前線省份湖南的響應。

由於段祺瑞加強中央集權，實行督軍派遣制，在吳佩孚打下湖南以後，派遣了自己的嫡系張敬堯去擔任湖南督軍，在吳佩孚撤軍以後，他又被打跑了。

於是湖南開始響應徐世昌的號召，開始自治，不僅成立了省議會，還制定了省憲法，儼然一副自治的樣子，當然其他進步人士如梁啟超章太炎等人也贊成國內實行各省聯邦制。

這與段祺瑞的想法嚴重衝突，他想的是沒有統一強力的政府會讓各省鬧事不安分，而徐世昌等人想的是對各省逼迫太緊會引發新的危機。

在北洋政府內部政策沒法統一的時候，各省卻利用這一間隙擴大自己的勢力，曹錕吳佩孚等人也開始撤軍北上，段祺瑞面對這一情況依然固執己見，給直皖戰爭的爆發埋下了重要誘因。

馮國璋的去世

馮國璋在去世的時候，還在惋惜國內沒有和平統一，足以見得他是一個和平愛好者，再加上他和段祺瑞的關係，所以馮國璋在的時候，直系皖系雖然關係緊張，但還沒有到了兵戎相見的地步。

馮國璋於1919年去世，曹錕接過了直係軍閥的旗幟，他早就對段祺瑞不滿，而且也喜歡用武力解決問題，但他可不是一個沒腦子的人，他也擔心直系打不過皖系。

於是就聯絡了東北的張作霖，當時由於徐樹錚在西北籌邊，勢力範圍比張作霖的地盤大，而且雙方邊界接壤，時有發生摩擦事件。

張作霖擔心徐樹錚發展下去會成為自己的隱患，所以和曹錕一拍即合。所以說馮國璋的去世成為了直皖戰爭爆發的最後一個多米多骨牌。

在直皖戰爭爆發之前，這三件事都給了段祺瑞預示，但對於這位強硬的軍閥來說，所有的挑釁他都會接下來，他想要的無非是一個統一的政府，或許是為了私利，也許是為了國家，但在當時混亂的中國來說，一個強有力的集中統一政府，或許是最好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