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人席慕蓉的眼裡，“有緣的人，結成剛好的姻緣。”
1978年-2018年，40年間滄海變桑田。這“剛好的姻緣”的婚嫁觀念及彩禮、嫁妝、儀式又有哪些變化?
今天，我們走進老朱家、老周家……
資料圖:2017年，120對浙大校友新人重回母校，舉行成婚儀式，許下愛的諾言。
<strong>“一切從簡”到“熱鬧即場面”
65歲的朱永貴是一名退休教師，忙活了大半輩子，現在終於享受上了“記不清日子”的悠閒，但這個“記不清”不是健忘，而是不在意。
問起和老伴田翠英的婚姻，38年前的事雖已相去甚遠，記憶卻是清晰的。
“那時候講究媒人說媒、遞庚帖、認親的習俗和規矩。”只不過遺憾的是，由於馬上要入伍，朱永貴和田翠英並沒有走到認親這一步。
1977年初，朱永貴入伍，由於“害怕準媳婦跑了”，他會每個月給田翠英寫一封信，信的內容很簡單:問候家中老人，詢問她的學習情況，鼓勵她好好幹活。
“那時通訊不發達，一封信寄出去，大概要一個月時間才能收到回信。收到回信之後立馬又寫下一封……”
1980年中秋節，藉著向部隊申請的十天探親假，朱永貴和田翠英結了婚。
“說是結婚，其實就是兩家親戚一起吃個飯，一切從簡。”他說，彩禮什麼的就更不可能有了，甚至到現在，二人都沒有一張結婚照。這也是當時大部分夫妻結婚的普遍情況。
說到這，朱永貴有些遺憾:“我預備後年40週年的時候去補拍一張(結婚照)!
結婚40週年是俗稱的 “紅寶石婚”。在他的計劃裡，40年、50年、60年都要好好慶祝一番。
資料圖:在床鋪裡灑上紅棗、花生、桂圓、瓜子，暗寓“早生貴子”。
隨著日子慢慢好起來，老朱家的弟弟--1965年生的朱永民和妻子龍秀英的婚禮顯得更為“隆重”。
1984年正月，朱永民帶著一眾親戚朋友十餘人，挑著豬腿、酒等見面禮，聲勢浩大地去龍家認親。這些見面禮在龍家女兒出嫁當天會換算成價值相當的被褥、大米等禮品作為嫁妝。
老朱家是土家族人。他們認為，訂親訂得熱鬧是好日子的象徵，放鞭炮是熱鬧最大的體現。當時的鞭炮4塊錢1萬響，當天朱永民帶了100塊錢的鞭炮，一路放了兩公里。
為了讓場面看起來更“有排場”，朱永民還找朋友倒騰到了20顆自制禮炮，“五六公里外就開始放，她(龍秀英)在家裡聽得清清楚楚。”說到這，他頗為得意地笑了笑。
資料圖:挑著米酒、酸魚等傳統結婚禮物的送親隊伍。
按照習俗，訂完親還有許多繁瑣的禮節，單單這樣一場聲勢浩大的儀式，結婚前就有3場，當時他的工資是37塊，普通家庭很難承受如此巨大的花銷壓力。
1986年九月初六，朱永民和龍秀英正式完婚，和哥哥朱永貴不同的是，二人拍了結婚照:穿上最乾淨、整潔的衣服，到照相館拍一張二人同框的大頭照。
現在，兩人的結婚照已經泛黃，龍秀英把它拍下上傳到QQ空間，讓它儘可能地保持住原樣。
<strong>從“新舊三大件” 到“兩大件”
離老朱家300公里以外的遵義，廖萍和周世華踏入了自由戀愛的殿堂。
1984年，廖萍考入貴州醫學院。在一次老鄉會上，她結識了隔壁班的周世華，“見到他的第一眼就覺得這小夥子長得帥啊!”
每當談起這段感情故事，廖萍的眼裡閃爍著愛意。“讀書期間，經常送送早餐，偶爾給他織件毛衣，慢慢地兩個人就好上了。”
那個年代，沒有熱烈的追求，沒有浪漫的表白，一切都是順其自然，感情到位就心照不宣地牽手了。
畢業的時候分配工作，兩個人相約選擇回到老家遵義，一個去了醫學院，一個去了防疫站。
1988年，24歲廖萍和周世華步入婚姻殿堂。在周世華的聘禮中，出現了當時結婚風靡一時的“三轉一響”:自行車、縫紉機、手錶。只不過由於經濟受限，收音機缺席了。
資料圖:上世紀80年代，手錶、縫紉機、自行車和錄音機組成的結婚必備“三轉一響”。
同一年(1988年)，在浙江寧波的張維寧已經23歲了，朋友替他的婚姻大事著急，給他介紹了一個身邊的姑娘陳芳菲，兩人簡單明瞭地開始了近30年的相伴之旅。
婚姻的旅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歷史性”問題。比如，老一輩人並不願意放手讓子女的戀愛真正自由起來。
張維寧的父親是校長，母親是老師。“這本來是受過教育、更開明的一個群體，但他們所受到的開放教育遠不如孩子們，自由戀愛興起時，老人們是不適應的。”
在經濟基礎不夠紮實的時候，張維寧保持著一個習慣:一定要讓女朋友口袋裡有錢裝著。陳芳菲回憶:“月初有錢，月末沒錢，他就算借10塊錢也要讓我揣在兜裡。”
即便剛工作沒有經濟基礎，但愛情可以克服。1992年，雙方父母向自由戀愛妥協，張維寧小兩口用手裡的積蓄以及父母給的彩禮、嫁妝錢購置了新房。
和內地山區的廖萍夫妻不同，沿海城市的張維寧夫婦在家中添置了更為洋氣的冰箱、電視機等一系列家電，而不是所謂老三件的“三轉一響”。
資料圖:冰箱、彩電、洗衣機成為上世紀90年代結婚的“三大件”。
電視、冰箱、洗衣機在當時是城市裡新人結婚時購買的“三大件”，條件較好的家庭還出現了相對高端的組合音響、卡拉OK等設備。
現在，在老朱家和老周家的人看來，“21世紀結婚必備的三大件變成了兩大件，那就是房子和車子。”
<strong>從“嫁給本地人”到“遠嫁他鄉”
進入新世紀，自由戀愛早已不是什麼稀罕事。反而父母干預兒女婚姻成為一種保守的做法。
2017年9月，福建泉州的馬女士得知女兒正在以結婚為目的和來自河南的男朋友談戀愛時，足足哭了一個星期。
一方面，馬女士認為女兒應該嫁給當地人，知根知底，外地人摸不透;另一方面，女兒遠嫁必然不能經常見面，遠距離分離是她所不能接受的。
資料圖:成都寬窄巷子，丹麥小夥托馬斯用中式傳統民俗婚禮迎娶他的成都新娘金天。
“如果男孩子是真心對她好的話，應該祝福她，不然(你阻止她)以後過得不幸福，自己也會自責。”在家人朋友的勸說下，馬女士最終接受了女兒遠嫁的事實。
做好心理準備之後，男方給女兒夫妻倆在廈門買了小兩居，馬女士則給小兩口置辦了車子，為這對新婚夫婦送上祝福。
和馬女士遇到相同煩惱的母親們正是中國社會經濟變遷的映射。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年輕的兒女們不再在家門口工作，結婚的對象來自天南海北。
到了今天，父母能參與年輕人婚姻的環節，只剩下婚禮籌辦、習俗禮數的把關。同時，習俗、彩禮也在新舊觀念的碰撞下發生新變化。
最近，朱永民和龍秀英因為小女兒婚事的事情陷入了冷戰。朱永民認為，雖然孩子戀愛自由，但是婚事操辦還是要按照老傳統，提親、認親、訂婚一樣都不能少。
“他就是老古董，現在年輕人哪還搞這些古板的習俗，找婚慶公司置辦得妥妥帖帖的，有些繁瑣的習俗就該簡化、省略掉!” 龍秀英認為，20多年前操辦婚事的習俗已經不適合女兒這一輩年輕人。
城市蒙古族婚禮有傳統更時尚。圖為新人接受祝頌人祝頌。
當然，龍秀英還有其他的考慮。“她(女兒)嫁得遠，按照老傳統男方家庭要連續3年來女方家裡拜年，多麻煩!”
在她看來，這些精力、時間、錢財，都應該花在經營婚姻生活的，而不是浪費在沒必要的“習俗”上。
<strong>從“酒席式婚禮”到“個性化婚禮”
龍秀英所說的找婚慶公司辦婚禮於上世紀90年代在大城市開始興起，現在已成為整個中國社會的潮流。
上世紀80年代城市的婚禮什麼樣子的?1985年，當時還沒有婚慶公司，徐立民所在單位是改革開放試點，在做企業文化工作之際，他策劃了一場集體婚禮:12對企業職工一起舉行婚禮。
現任紫房子婚慶公司副總經理的徐立民回憶道:“當時對婚禮一點概念都沒有，只是單純的憑藉著小時候在農村湊熱鬧時看到的成親場景，再結合時代背景‘東拼西湊’地辦了一場儀式。”
資料圖:1990年,紫房子為7對煤礦工人舉辦了第一場集體婚禮。
“我們在黨委、廠領導、工會和團委四駕馬車共同努力下操辦了今天這場婚禮，首先請我們的書記做主婚人，請廠長做證婚人……”婚禮串詞帶有濃烈的時代色彩。
紫房子是新中國第一家婚慶公司，1988年創辦，1990年恢復老字號。1992年，徐立民調入紫房子正式成為專職婚禮司儀。
徐立民說，最初的婚禮儀式無章可循，他和同事們都是研習古時的習俗、西方文化以及借鑑一些文化作品慢慢琢磨出了一套儀式框架，“主持人開場白、新人入場、證婚、交換信物……禮成。”
現在婚禮上必備的一項“交杯酒”環節就是徐立民借鑑當時熱播的電視劇《渴望》融入到婚禮儀式中的。
資料圖:上世紀90年代，新人在婚禮上喝交杯酒。
隨著觀念的變化，婚禮形式在不斷變化。現在年輕人大部分追求個性化婚禮，都想讓自己的婚禮與眾不同。
以往酒席式婚禮，儀式感是核心，現在90後則更加願意自己成為婚禮展現的核心，在抖音上刷到過遊戲、宮廷、卡通等不同主題的婚禮成為很多年輕DIY自己婚禮的參考。
以往西式婚禮市場獨大，現在一些有著環保、公益主題的求婚儀式、婚禮成了新風尚，復古婚禮也開始流行。
資料圖:2018年“新福州人”集體婚禮在福州市工人文化宮舉辦。圖為百對新人走過幸福門。
“真正有創意的婚禮應該是文化做出來的，而不是錢堆出來的。”談到越來越追求創意的婚禮，徐立民表示，真正感染人的婚禮確實應該在風俗文化上下功夫。
2010年，徐立民給女兒策劃了一場別出心裁的婚禮，其中，夫妻交換信物環節不單單是婚戒，還加上了如意和算盤。
“女兒送女婿如意，祝事事如意;女婿送女兒算盤，有賺了錢給老婆管、疼老婆的意思。”
徐立民說，追本溯源的“如意算盤”並不是貶義，孩子們的如意算盤，代表著小兩口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憧憬--通過精打細算，生活怎麼過得如意。
(應受訪者要求，部分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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