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第一縷陽光，依然在敦煌守候。從2010年開始，每一個冬天都會回來，特別留戀敦煌冬日的蒼茫、廣袤；尤其冬日莫高窟，安靜得時光彷彿都在這裡停住了。人也如羽化一般，在洞窟裡與塑像、壁畫對話；禪定佛，臥佛，最美的菩薩，羽人與飛天，薩埵王子，還有藻井裡的三兔、石榴紋、忍冬紋……歷經一千多年，仍栩栩如生地飛翔在眼前。
冬天的敦煌，就是它本來該有的樣子。
一說起敦煌，一定會聯想到幾個人，第一個毫無疑問肯定是王道士。因為餘秋雨的一篇《道士塔》，很多人都知道了敦煌文物的流失都是他的錯，並且把他描述成一個昏庸、無知、貪財的“農民”。那麼，王道士是不是真就是餘秋雨筆下的“文物販子”？
暑期在莫高窟山上住的時候，每天都會路過王道士塔。這世上沒人見過他，但這世上恨他的人不少，不知道他是否一直想替自己鳴不平。所以，2019年第一期《聽見敦煌》就留給王道士，我們來聊一聊，關於這個老道的功過是非。
歷史有無數視角，也有無數個橫截面，站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中，去看待一個人和一些事，評語也許不是非黑即白那麼絕對。照片上的王道士一臉老皮，眼小無光，眯縫著的眼睛中透著迷惘無奈，也有些狡黠和執著。額上有極明顯的幾道深紋，看出他有飽經風霜的經歷，身高不過四尺多，算上他穿的埋埋汰汰的粗棉布道袍也不會超過五十公斤，讓人擔心西北的沙塵暴就能把他揚起捲走。但就是他在近一百二十年前的一個意外發現，成就了乃至世界最偉大的考古發現。
首先，我們從各種資料中去還原一下歷史的真相，王道士他到底為什麼把大量的文物賣給外國人，並且在守護敦煌藏經洞十數年之後還後悔，沒有全部把敦煌經卷賣掉？他到底是不是餘秋雨所描述的那樣呢？
王道士，本名王圓籙，祖籍湖北麻城縣，因家鄉連年災荒，為生活所迫而出外謀生，流落於酒泉，最後在肅州城防軍中做了一名士兵，退伍後因生活無著而當了道士，在莫高窟長期居留了下來。一個道士來看守佛教聖地，也是當時敦煌地區很古怪的一個現象。到底是什麼原因呢？因為清代莫高窟有三個寺院（平時被人們稱為上寺、中寺、下寺），王圓籙所在的就是下寺；因為王是漢人，講的是人們聽得懂的佛經或者道經，而上、中二寺住的是喇嘛，講的是藏文，或許當地的老百姓不太容易接受，所以王道士就這樣逐漸在莫高窟紮下根來。
王道士進入莫高窟的時間大約在1892年左右，當時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洞窟無人管護，殘破不堪，於是四處化緣，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和改造道教靈官，其中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
清光緒二十六年也就是1900年的五月二十六日，這一天，王道士無意中揭開了藏經洞的秘密。到底是怎麼發現的呢？在王道士的墓誌中是這樣寫的：“沙出壁裂一孔，彷彿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謝稚柳先生在《敦煌石室記》中則這樣描述：“王道士夜半與楊某擊破壁，則內有一門，高不足容一人，泥塊封塞。更發泥塊，則為一小洞，約丈餘大，有白布包等無數，充塞其中，裝置極整齊，每一白布包裹經十卷。復有佛幀繡像等則平鋪於白布包下。”
雖然說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只是一個偶然的事件，但無論什麼人發現藏經洞都是一種重大的貢獻——塵封多年的大量文獻終見天日，不僅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四大發現”之一，也是“世界典籍空前之大發見也”。
在發現藏經洞之後，王道士或許是出於某種責任感，也或許僅僅是為了換取一些功德錢，修建他的道教靈官，他四處奔波，竭盡所能。先是到縣城去找敦煌縣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可惜這位嚴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王道士碰壁而返。
1902年，也就是發現藏經洞的第三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士，對金石學也有一定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託在這位有學問有見識的知縣身上。他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後，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自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但這位知縣也僅僅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並看好藏經洞，從此便再無下文了。
王道士兩次碰壁後，仍未死心，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些經卷趕赴肅州，找到了時任安肅道臺兼兵備使廷棟。廷棟算是個有學問的官員，可他也未估量出這些文物究竟有多麼大的價值，當然也沒有考慮如何去保護藏經洞，只不過是從書法的欣賞角度瀏覽了一番，於是，“王道士頗沮喪，棄之而去”。
葉昌熾畫像
又隔了幾年，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是這方面的行家，所以在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起來，卻未真正引起足夠的重視——不僅僅政府如此，學者文人們也僅僅是發出“奇聞也”之類的驚歎，而沒有人真正願意去實地探察一番，而直到六年後羅振玉首次從伯希和那裡得悉此事，當即提請學部去整體收購。
包括葉昌熾在光緒三十二年卸任後，仍在《日記》中不時記錄有關敦煌寫本的消息，他對自己當年未能整體保護藏經洞遺產而愧疚不已。
日子過得就像黨河的水，沒有波瀾沒有喧譁。整整七年，從1900年到1907年，每一次都跑得筋疲力盡，每一次都跑得灰頭土臉。王道士終於感到無奈了，厭倦了，傷心了。他記不清楚跑了多少趟衙門，送了多少件“古物”，說了多少乞求重視的話，遭了多少白眼，撞了多少釘子。他能想到的辦法都使了，力盡矣；在這七年中，除官員拿走部分經卷外，王道士對藏經洞看守得很緊，散失的卷子極少。
1907年，一個老外來到莫高窟，他就是斯坦因。斯坦因為了達到獲取文物的目的想了很多辦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就是避而不見。後來，斯坦因瞭解到王道士對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裝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並騙他說自己是沿著唐玄奘西天取經的路來的，這一招果然靈驗。
斯坦因曾如此敘述：“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於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
“那天早晨將通至藏有瑰寶的石室的一扇門打開……卷子緊緊地一層一層亂堆在上，高達十尺左右。”“道士自被我開導以後，於是很熱心地將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來……”
這次斯坦因僅僅用二百兩白銀就換去了二十四箱子遺書、繪畫及其他文物五大箱。他歷經一年多時間才將這些寶物運到了倫敦大英博物館，那時的中國國門大開，轉送運輸及出境的全過程始終沒有任何人任何部門來過問或干預。
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坦因，現在看來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在長達七年多的時間裡，雖然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始終無人過問，日子一長他也就灰了心；
其次，是為了完成他清掃洞窟、修建層樓、架設木橋等資金需求的實際意願，而他又沒有其他的經濟來源；
最終的轉機就是他受了斯坦因的欺騙，以為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並被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所感動。
由此看來，或許王道士在主觀上也並不情願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否則早就可以賣給斯坦因，但他就在這幾重因素的同時作用下做了讓步。
按理說，斯坦因走後就應該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國地方政府卻仍然毫不在意。官方的這種顢頇態度，使王道士可以更加心安理得地繼續出售藏經洞的文物，至此，他已經徹底淪為一個倒賣國家文物的販子。
1908年，法國的漢學家伯希和來到了莫高窟，買走六千餘件寫本。由於伯氏精通漢文，所以他挑選的卷子更有價值。伯希和將這些遺物運往法國時，曾在北京將其部分卷子裝裱，並在六國飯店展覽了這些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敦煌，又從王道士手中買走經卷六百多件，裝滿了五大箱。
在此期間，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國的奧登堡等人也先後買走了不同數量的經卷和文本；這些人如此行事，也從來沒有受到政府的任何限制和約束。自此，敦煌卷子大批流散於國外，是中國文物的一大損失，正如百年前的學者們所嘆“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尤其是我們看到這樣一種情景——在1907年斯坦因到來之前，政府無人重視，當外國人把敦煌文物宣傳於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故一時間偷竊成風，流失迅速，破壞嚴重，甚至有分割求利求官者、有造假做偽賣錢者。
比如負責接收工作的新疆巡撫何彥升之子何震彝將運送經卷的大車接至其家，然後夥同其岳父李盛鐸以及劉延琛、方宗謙等人，將卷子中精好者悉數竊取，然後將較長的卷子一裁為二或三以充其數……
在1910年清政府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姜亮夫謂：“故解省者，僅有六七千卷，送舊北京交京師圖書館保存，途中復有遺佚，至京又為有力者所盜竊，及歸京師圖書館，僅餘六千餘卷，又有裂一卷為數卷者，世遂傳劫餘尚得八千餘捲雲。”
大量經卷的散失和破壞，使王圓籙感到非常悲哀，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未發生過如此人為破壞損毀的情況。
所以，當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後，王圓籙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在《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在王道士看來，他寧肯把全部卷子賣給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來，或是由他自己偷偷地管藏起來，也不願讓卷子受此劫難。所以，像曾任甘督的浙人陳季侃等也發出了“天壤間瑰寶也，吾國官民不知愛惜”的感嘆。
藏經洞自1900年被發現，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回過頭來看那段歷史，王道士在發現文物上有其不可忽視的功績，但大量的遺書也確由其手轉賣至國外而成為了千古罪人，加之彼時政府昏聵、國人整體上又極度缺乏文物的主權意識，由此造成了這一場文化遺產遭遇浩劫的歷史悲劇。
敦煌藏經洞裡散失在海外的經卷，是中國人心中持續了百餘年的痛，也是研習敦煌學無法跨越的障礙。如今，這些散佚於海外的敦煌藝術中的精華部分，即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於1908年3月從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裡挑走的包括漢文文獻4000多件，藏文文獻4000多件，以及其它粟特、龜茲、回鶻、西夏文文獻等，都將以數字化的形式迴歸敦煌。
我們究竟該如何客觀評價王道士的所做作為，如果把你放在王道士的時代、角色與處境下，你又會做出怎樣的選擇？留一道思考題給大家。
感謝大家的收聽，下一期《聽見敦煌》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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