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朝：農民之“盛世”？
——《掌上明史》之6
黃波
朱元璋把地主私田收歸為官田，農民得到了什麼？租種地主的田，農民固要遭受盤剝，可是當這些田回到官府手中的時候，農民能否不種地？不能，還是要種，只不過，他過去從地主那兒租種，現在，變成了從官府那兒租種而已。那麼，他是不是不再遭受剝削了呢？不是，他依然要為租田上交賦稅，而史料證明，官田稅賦比民田高數倍。
農民受厄於“公有制”並不奇怪。租種地主私田，地主很多，選擇餘地大，而現在隨著官田數量的增加，基本就只剩下官田可租，在你不租就沒有飯吃的情況下，你不乖乖就範還能怎麼辦呢？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告訴我們，一個僱主很多的市場，對受僱的一方總是有利的，如果市場上只剩下了一個僱主，你就只能接受其開價，因為你別無選擇。
為了困農民於土地，懲罰和連坐還不保險，在黃冊、魚鱗冊登記戶口與土地制度之外，元璋又設“路引”，百里之內農民可以自由通行，百里之外，就要由官府核查派發“路引”了。沒有這個小玩藝兒，必被捉將官裡去矣。
路引”制度於洪武初年即已施行，其威力堪稱空前。洪武六年八月，江蘇常州一個百姓，祖母病危，急於外出求醫，倉促之間不能申領路引，為當地巡檢司拿獲，要送到司法機關問罪。這時佳話出現了，朱元璋嘉其孝行，“聞而釋之”。一則讓人心酸的佳話。
史學家談遷在鉅著《國榷》中說，明初規定夜晚不能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村子裡深夜裡不能有人行走，所以，人們常常稍有不慎就會因“口語細故”而被流放和充軍，他的家鄉為此而充軍的就高達六千餘人。談遷生活於明末清初，他提到這一點的時候還情不自禁地說：“言之至今心悸也！”
朱元璋對官員訓誡，既反對與民爭利，還主張“藏富於民”，頗具現代性。可惜其對“富”的理解和常人有很大偏差。在元璋眼裡，百姓能夠吃飽穿暖，就是富裕，農閒時節，一家人於酒足飯後，能夠圍著一個火爐嘮嘮磕，就是盛世。他所謂的“富”是指滿足人們物質生活最低層次的需求，而一旦越過這個層次，就成了他王朝穩定的一種威脅，是其打擊對象了。
洪武四年，浙江、江西、湖廣等富庶之地，以大戶出任“糧長”，負責徵收、解運錢糧，朝廷則賜予皇帝召見之榮。糧長初為優差，後因納稅者逃亡日多，遂成為賠錢的差使。後官至兵部尚書的李承勳嘗痛切言之，其上疏曰：“ 家有千金之產，當一年即有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一年即為絕戶者矣”，官府只好對糧長每年一換，但結果更壞，“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者矣”。元璋設糧長，可以四字道破：以民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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