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六千餘字，將從唐朝制度變化的角度，解析安史之亂爆發的根本原因。那些炒作安祿山、楊貴妃一起洗澡洗爽了，誘發安史之亂的人可以洗洗睡了。
安史之亂的爆發，從表面上看上是胡人節度使，按耐不住心中升騰的慾望，興兵取而代之。
那麼是唐朝重用胡將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嗎？似乎不是！胡將領兵是唐朝長期的傳統，阿史那·社爾（突厥人）、契苾何力（鐵勒族契苾部人）、黑齒常之（百濟人）、夫蒙靈察（羌人）、高仙芝（高句麗人）、哥舒翰（突厥人），那個不是忠心耿耿，為大唐東擋西殺？更何況，平定安史之亂功勳最彰的李光弼也是胡將（契丹人）。這些著名胡將中，有多人都曾擔任節度使一職，而他們為何一直循規蹈矩，從未動過興兵作亂的念頭？
由此可見，唐朝以胡將領兵並不是安史之亂主要原因。
似乎也不是！唐朝可不是隻有安祿山坐擁的三個藩鎮，唐天寶元年，唐朝就已經設置了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平廬、隴右、劍南9個節度使和一個嶺南五府經略使，時稱“天寶十節度”。
要說擁兵自立，安西、北庭節度使治下民風彪悍、轄地戰略縱深極大遠比范陽便利，河西、朔方、劍南攜地利之便，或控扼咽喉要道，或山隔水阻不弱於范陽。但這些節度使，不論是胡漢都對唐朝忠心耿耿，從未有擁兵自重，窺視天下之意。
因此節度使的設置，只是安祿山有能力發動叛亂的原因，並不是造成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
我們還得從唐朝內部制度說起。
從618年，李淵在長安稱帝唐朝建立，到755年安史之亂爆發之間的137年時間裡，唐朝軍、政制度發生了兩個顯著的變化。
1、中央軍隊空心化；
2、朝野君臣割裂化；
我們先說“中央軍隊空心化”出現的原因。
唐初，均田制、府兵制和租庸調是管理國家的基本國策。其中，府兵制作為中央控軍最重要的保障制度，形成了典型的“強幹弱枝”軍事態勢。
府兵制是種兵農合一的徵兵制度，府兵們平時耕田勞作，農閒由折衝府負責軍事訓練，戰時則應徵奔赴邊疆。
太宗時期，將天下農戶按貧富分為九等，六等以上的農戶，每三丁選一丁為府兵，免其租庸調，但兵器、糧食衣裝等均須自備，二十歲開始服役，六十歲免役。
也就是說，府兵是富農的遊戲，您家要是窮的沒有隔夜糧，想當府兵還沒機會，因為打仗時武器、口糧得您自己準備，政府只管發放盔甲防具。
初唐的府兵地位頗高，每三年一次的輪換戍邊後，根據戰功大小，可以獲受勳官和勳田，這讓很多不愛讀書，無法從科舉取士的富戶子弟趨之若鶩，紛紛以戍邊護國作為進身之階。
因此，立國之初的唐軍保持了旺盛的戰鬥力。《新唐書·兵志》中頗有些自詡的寫道：“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高宗之前，國家核心區域的折衝府佔據數量上的絕對優勢，關內、河東、河南三地的折衝府佔全國總量的79.9%。
國家掌控絕對軍力是初唐大量胡將領兵征伐，從未出現尾大不掉的根本原因。同時，戰時成軍，平時兵散於（折衝）府的府兵制，還有效的避免了將領擁兵專擅的可能性。因為，軍隊和將領間沒有明確的隸屬關係，很難形成固定的利益關係。
雖然府兵制有千般好處，但有兩點卻是其推行的基礎——土地和時間。
府兵制的基礎是均田制，作為土地分配製度，唐初經過隋末動亂，有大量無主的土地可以分給農戶，而這些人也成了府兵制徵兵的基礎。
但從高宗起，唐朝的土地兼併空前劇烈，失地農戶再也無力負擔“自備甲杖衣糧”的重負，府兵制的基礎漸漸崩壞。
另外，隨著唐朝疆域的不斷擴大，周邊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比如吐蕃），三年一期的輪換再也難以保證，甚至出現了“壯齡應募，華首未歸” 的情形。
長期駐守邊疆，讓府兵們難以顧及家裡的田地，戰爭的殘酷也讓府兵遭受沉重的打擊，“歸鄉者十之二三”。
府兵再也不是農戶們眼裡的香餑餑，千方百計的逃役成了常態，貧苦農戶甚至出現了自殘手足的情況。
玄宗繼位初，負責訓練府兵的折衝府已呈現
“無人就蕃”的窘境，府兵制名存實亡。開元十一年(723)，唐玄宗採納了宰相張說的建議，開始以募兵方式遴選宿衛邊疆的士卒，家屬可以隨軍，官府發放田地屋宅和糧資。
從此，這些被稱為“長從宿衛”、“長征健兒”的士卒，開始向職業軍人轉變，而唐朝的兵役制度也從“府兵制”轉向了“募兵制”。
從“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轉變是唐朝的無奈之舉，畢竟中原地區的農田無論如何也無法和人口的增長匹配，土地兼併日趨激烈是任何王朝都無法解決的癌症。雖然募兵們需要國家供養，增加了國家財政的壓力，但有一點好處是府兵制難以企及的，這就是時間成本。
府兵制時期，中央軍隊分散在634個折衝府中，軍隊組織調動開赴戰場需要很長時間，而募兵制推行後，邊境地區駐軍增加，國家對戰爭的應急速度大大加快。
除了舉家駐紮邊境的募兵外，為了保持軍隊的戰鬥力，另一種更加危險的舉動在邊疆地區盛行，這就是“城傍制度”。
相比於府兵制是種兵農合一的徵兵制度，城傍是種兵牧合一的軍事制度，唐庭對歸附的遊牧民族（“內徙蕃族”），
“輕稅之，戰時發其自備鞍馬從行”。作為唐朝庇護安置的回報，這些弓馬嫻熟的少數民族，便成了唐朝征戰四方的御用打手，迅速提升唐軍的戰鬥力。
憑藉募兵戍邊和“城傍”牧騎的戰鬥力提升，天寶年間唐朝迅速扭轉了對吐蕃作戰的劣勢，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都曾多次痛擊吐蕃軍隊，硬拔石堡城之戰，便是這種戰爭態勢易轉的典型戰例。
關於“城傍”制度，長期被研究唐朝軍事史的學者忽視，但從曾寫下“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的中唐詩人李益詩作《城傍少年》來分析，“城傍”遊騎的歸附貫穿幾乎貫穿整個唐朝，對唐朝的中晚期的歷史、軍事均有巨大影響。安史叛軍中，大量的少數民族城傍騎兵也是其最有戰鬥力的組成部分。
《城傍少年》——李益(746-829)
生長邊城傍，出身事弓馬。少年有膽氣，獨獵陰山下。偶與匈奴逢，曾擒射鵰者。名懸壯士籍，請君少相假。
雖然募兵制和“城傍制”成了提升唐軍戰鬥力的強心針，但其弊端也在逐漸顯現。首先高宗之後，邊防形勢由攻轉守，邊境地區重兵雲集。而中原地區均田制、府兵制崩壞，再加上朝廷刻意粉飾太平，導致不修武備、軍制廢弛。
到玄宗時，隨著邊關節度使制度的推行，唐軍佈置由“強幹弱枝”逆轉為“弱幹強枝”。
雲集於邊境的駐軍多達五十萬，為了保證軍隊的供應，每年朝廷需籌糧百九十萬石、錢數千二百一十萬、衣千二十萬段（《舊唐書》），而開元前，每年邊用不過二百萬，可謂國家精力盡匯於此。
除此之外，久居邊疆的士卒和邊將形成了穩定的隸屬關係，進而形成相對固定的利益紐帶，邊軍的性質逐漸從國家軍隊向私人軍隊轉變。
唐朝的軍制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隨著均田制的崩潰，逐漸從府兵轉向募兵，從兵農合一轉向了職業軍人，從國家軍人轉向了私人武裝，到唐玄宗時期，國家軍隊佈置的中央空心化已成定局。
但是不是唐庭君臣對此便沒有控制措施了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軍隊供應的財權和人事任免權一直掌握在中央手中，沒錢養兵、沒權任用親信，誰跟您混呀？
如果這兩點一直能牢牢控制在中央手裡，坐鎮邊疆的節度使想要作亂，也得好好琢磨琢磨。
但很快制衡邊將的最後兩項依仗也被破壞，這種破壞是從李林甫打破“出將入相”制度開始的。
唐朝初期，領兵的將領由中央指定，戰事結束後將領回朝，兵卒各歸其家，由折衝府管理。而坐鎮邊疆的將領，功勳卓著、深敷人望的會被朝廷選入朝中為相。
這種“出將入相”的慣例不但讓邊將有了位極人臣之路，也讓中央能夠詳細瞭解邊關的情況，作出相應的對策。
另外一點，有機會入相的都是邊將中的老江湖，各個深諳掌控之術，在邊軍中葉大根深，接任邊將自然不敢恣意妄為。等繼任者親信安置的差不多了，也該差不多該入朝為相了。如此罔替，也算朝廷摻沙子政策的一部分。
我們之前提到，建議玄宗以募兵方式補充軍隊新鮮血液的宰相張說，便是出將入相的典型案例，與情況顯示的還有郭元振、張嘉貞、王晙等十數人之多。正是張說諳熟內外軍事的情況，才有能力提出國家軍隊更替的解決之道。
但李林甫把持朝政的十九年裡，嫉賢妒能，大肆任用胡將。他向玄宗進言道：
“文臣為將，怯於戰陣，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驍勇善戰，而寒族在朝中沒有黨援”，玄宗以為然。不過，李林甫推薦任用胡將並不完全出於公心，雖然胡將領兵確實很能打，但同時，文化水平不高的胡將顯然也沒有能力入朝為相，這就變相鞏固了自己的相權。
石堡城作為河西九曲之地的重要戰略節點，歷來都是唐蕃兩國競相角逐之地。
公元741年（開元二十九年）12月，吐蕃發兵四十萬圍攻達化縣（青海貴德縣東），並攻下石堡城。唐軍隨即展開反擊，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分別於公元742年、743年、745年三次試圖奪取石堡城，都因為吐蕃防守嚴密，援助迅速而失敗。
公元747年，玄宗攜青海唐軍連勝之勢，派繼任隴右節度使王忠嗣領兵奪取石堡城。
王忠嗣旋即上書唐庭表示：“石堡城地勢險要，吐蕃嚴防死守，救援迅捷。以疲憊之師仰攻堅城，非損失數萬眾不可得，不如休兵秣馬，觀察形勢之變再謀取之，此為上策”。玄宗聞言頗為不悅。
但王忠嗣卻對李光弼（河西兵馬使）說道：“國家安定之時，為將者以撫卹軍隊為宜。我不想以國力，來撈取功名。”
天寶六年（747年），唐將董延光獻計請求攻佔石堡城，唐玄宗下詔命王忠嗣分兵接應。王忠嗣依舊出工不出力，導致董延光兵敗。玄宗震怒，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命王忠嗣部將哥舒翰領隴右節度使。
哥舒翰接任隴右節度使後，率兵六萬攻擊石堡城，唐蕃兩國隨即圍繞石堡城區域展開連番血戰。果不出王忠嗣所料，唐軍在付出萬餘人死傷的代價後，才拼死重奪了石堡城。
有此可見，以文人為主的漢將，會不自覺的考慮軍政相輔的問題，更願意計算耗費比，而胡將領兵則很少有類似顧及。對於一個好大喜功的帝王來說，刀鋒銳利的胡將顯然是更好的選擇。
因此，以安思順、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僕固懷恩為代表的胡將在邊軍中崛起是有原因的，並不簡單是李林甫弄權的結果。
但不管怎樣，出將入相制度的破壞，割裂了中央與邊疆的互動體系，讓邊將更容易扶持自己的勢力，也為藩鎮割據埋下了伏筆。
隨後，為了解決邊境軍隊巨量的消耗，唐庭不得已開始在邊疆地區推行屯田制度。一開始軍田還是由朝廷派人管理，大唐名相婁師德西部戍邊時，就曾管理“營田事宜”，隸屬於中央戶部。但隨著邊將權威日重，軍田的管理權逐漸向邊將傾斜。
而後，軍中賞賜、物資採購等事宜，也逐漸由邊將控制，邊境軍鎮的財政權漸漸易手。以至於開元時期，節度使甚至獲得了
地方鹽稅的管理權，這幾乎意味著唐庭將國家最重要財政來源拱手相讓。公元727年（開元十五年），朔方節度使開始兼任關內鹽池使，據《新唐書 · 食貨志》載，朔方節度使管內的鹽州、靈州、會州、安北都護府共有十三池。這些鹽池所產之鹽，除一部分上貢朝廷外，一部分用來滿足當地駐軍的需求。
公元742年（天寶元年），裴寬為范陽節度使，經略河北支度、營田、河北海運使。三年後，裴寬升任戶部尚書，接任范陽節度使的便是安祿山。
唐朝在劃制各道時，設置了巡防使、採訪處置使的職位，負責檢查本道刑獄和監察地方州縣官吏，處置使則有便宜從事的大權。
這種一道內節度使治軍、採訪使治政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節度使的權力邊界。
但天寶中期，唐玄宗給已經開始冒煙的節度使制度，加上了最後一把乾柴，他下令將“節度使與採訪使分置”的體制，改為由節度使“一人兼領之”，“州刺使盡為”節度使“所屬”。
也就是說，節度使在其轄區內，執掌著行政、財政、軍事等方面的全部權利，道內大小官員均受節度使節制。
至此，節度使集軍、民、財三政於一身，賜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大旗），威儀盛極。又常一人兼統兩至三鎮，多者達四鎮，威權之重，遠超過魏晉時期的持節都督，時稱節鎮。
事情發展到這個階段，就剩下玩火自焚了，就看那個愣頭青站出來振臂一呼了。
和很多人的頭腦中的概念相左，安祿山能夠逐漸做大，手握重兵並不是因為他很重要，恰恰是因為他不夠重要，唐庭認為他沒有威脅。
呂思勉先生的觀點，在“天寶十節度”的兵力數量上也可以得到印證。控制西北的安西、北庭、攏右、朔方、河西五大節度使坐擁精兵二十五萬餘人，
佔全部全軍總量的52.7%。如果再算上西南方向控制南詔、吐蕃的劍南節度使，整個西北軍隊數量佔比超過六成。而安祿山控制的范陽、平盧兩鎮軍隊定額14.6萬人，佔比不過26%（安祿山只能控制河東的一部分軍隊）。這也和他起兵15萬人，詐稱20萬的人數相符合。
由此可見，唐庭認為的心腹大患是西北的吐蕃和突厥，而不是東北方向的奚和契丹。與此相吻合的是公元713年—755年間，唐庭對吐蕃用兵26次，對突厥12次，對南詔6次，而對契丹和奚則只有9次和2次。西部軍事行動佔比高達80%，可見吐蕃、突厥對唐庭的巨大壓力。
誰對關中的威脅大，上圖可以一目瞭然了吧！
終唐一代，共有18為公主下嫁外族首領，唐玄宗時期便佔到了一半（開元時期6位，天寶時期3位），其中下嫁奚和契丹就達到了7位。這7位公主中，唐玄宗的外甥女多達4人，其血緣親密度遠高於文成公主。
所以，安祿山在唐庭心中的軍政地位並沒有那麼重要，至少沒有很多人心中認為的那麼重要。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唐玄宗對安祿山的信賴，可以看做是對東北戰略方向羈縻政策的延續，而他的軍隊更多的是用以平衡西北諸鎮節度使的一顆棋子。
對於這種做法的危險性，唐玄宗並不是不知道，只不過他認為控制的住。他曾直言不諱的對臣下說道：“卿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資治通鑑》）
不成想，嚴防死守的西北諸鎮相安無事，作為棋子的安祿山反了。這才是唐玄宗在安史之亂爆發後，幾近癲狂的根本原因，自以為天縱英明的他，被一個胡人胖紙耍了。
安史之亂是自唐朝建立後，一百多年矛盾積累的總爆發，其中既有民族矛盾，也有社會矛盾，還有地域矛盾 。之所以會有大量募兵、城傍遊騎跟隨安祿山反叛，未嘗不是寄希望於對河東、河南、河東等道的財富和土地重新分配，以獲取利益。
所以，只要均田制、府兵制崩壞導致的中央軍隊空心化出現，手握重兵的邊將掌控人權、財權、軍權，安史之亂就一定會爆發，唯一區別只是早晚而已。
如果唐玄宗死得早沒趕上，那肅宗、代宗、德宗時期也一樣會爆發，或者換句話說，假如沒有安祿山這個人，也一樣會有張祿山、李祿山、王祿山蹦出來反叛，這就是歷史的邏輯性。
唐玄宗？李林甫？楊國忠？楊貴妃？還是安祿山？
都是，也都不是！土地兼併愈發熾烈是大勢所趨，上述這些歷史人物，不過裹挾在天下大勢的洪流中，他們能做的不過是加快或延緩事件的進程，指望他們避免矛盾的總爆發是不現實的。
這不是英明或昏弊的問題，而是沒有人能夠脫離自己的歷史屬性獨立存在。
說的直白點就是“屁股坐在哪條板凳上，就要為那條板凳負責”。所以，制度永遠比一個英明的領袖更重要，重要一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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