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節度使安祿山造反,攻陷長安。後來安祿山為其子安慶緒所殺,史思明又殺了安慶緒，自己取而代之。叛亂至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才告平息。史稱“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的發生有它的各種因素。
第一,唐玄宗後期思想上起了變化。
唐玄宗他原來那種勵精圖治和肯於納諫的精神沒有了,不願過問政事,只圖安逸享樂。自寵愛楊貴妃以後,更是專以聲色自娛,正如白居易在《長恨歌》詩中所說;
“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為了滿足楊貴妃及其姐妹們奢侈生活的需要,不惜動用大量的國家庫藏。
第二,唐玄宗任用一班奸佞之徒為相。
如李林甫,為人極端狡猾奸詐,善於“迎合上意”,因而得到玄宗的恩寵。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李林甫以禮部尚書任相以後,擅權跋扈,排斥正派朝臣如裴耀卿、張九齡等；又主張重用番族人為將,使安祿山得以掌握重兵。李林甫任相十九年,造成政治上黑暗混亂不堪的局面。
李林甫死後,楊貴妃的堂兄楊國忠取而代之為右相,也是一個善於“迎合上意”、驕縱跋扈、結黨營私、賄賂公行的人物,身兼四十餘職,凡“不為已用者皆去之”。楊國忠一家搜刮了大量社會財富,僅絹一項就有3000萬匹,約當十六年全國所得庸調稅絹的總額。此外,還任用了其他等專事搜刮聚斂的能手。
第三,軍事形勢發生了變化。
唐代初期政治上強調中央集權,軍事上由中央統一指揮。開元、天寶以後,地方邊鎮軍事力量增強了,中央軍事力量削弱了,由“內重外輕”轉變為“外重內輕”的局面。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共設安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平盧、劍南、嶺南十節度使。節度使的權力越來越大,不僅是軍事方面的長官,而且把政治經濟大權也掌握在手中。正如趙翼在《廿二史割記》中所述:
“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千是方鎮之勢日強。”
當時就是這樣的情況。
第四,北方邊疆地區民族矛盾加深。
唐初以來有大量突厥人遷居幽州一帶,後來又有不少奚和契丹人遷居遼西。他們的風俗習慣與漢族有很大的不同。少數民族將領常常受到漢族官僚的歧視。從柳城雜胡出身的安祿山利用民族間的矛盾,起兵奪取政權。在起兵前提拔契丹、奚等族人任將領先後達2000餘人,並以“蕃將”32人代替漢將,這就是安祿山叛軍的骨幹。安祿山的叛亂不僅利用民族矛盾,而且激化了矛盾。
以上所述,是“安史之亂”的原因。“安史之亂”從公元755年至公元763年,前後共達八年之久。這次戰爭是唐朝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地方節度使反對中央政府的一次奪權鬥爭。由於安祿山叛軍內部的分裂,人民的反抗以及唐王朝三次向回紇兵請援,“安史之亂”終於被平定下來。
“安史之亂”雖然平定了,但是它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
第一,社會經濟所造成的巨大破壞和損失是無法估計的。
戰後許多地區呈現一派荒涼景象,正如《舊唐書・郭子儀傳》所載：
“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汴鄭,達于徐方,北自覃懷,至於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
大戰以後,人口急劇下降,由戰前的900萬戶，5200餘萬口,減至190餘萬戶,690萬口。受戰禍最嚴重的是河北道、關內道,其次是河南道、淮南道。社會生產力遭到了戰爭的大破壞,以致物資缺乏,物價飛漲,鬥米少則千錢,多則7000錢,比開元年間上漲300餘倍；絹價漲到400錢以上,比開元時提高20餘倍。人民在死亡線上掙扎,結果是：
“骨肉相棄,流離殞斃”。
第二,造成了軍閥割據,各自為政,中央大權旁落的局面。
“安史之亂”平定後,由於對叛軍釆取姑息政策,許多叛軍將領、官吏,一躍而為唐朝廷的節度使。加上中央實權削弱,地方無力過問,以致藩鎮勢力進一步膨脹。河北、山東、山西、河南等地均為藩鎮所割據,而且他們大多是安祿山的部下。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領有今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帶,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領有今河北西部一帶,治所在恆州(今河北正定縣);盧龍節度使李懷仙,領有今河北東部、北部地區,治所在幽州(今北京)；淄青節度使李正己領有今山東地區,治所在青州(今山東青州市老城區),等等。
這些軍閥節鎮“雖稱藩臣,實非王臣”,在政治、軍事、財政上都完全獨立，實際上已經是各自為政的古代軍閥王國。他們的職位由父子兄弟自相承襲或由部將自行決定。他們在境內任意修築工事、訓練軍隊、徵收租賦。他們不向中央申報戶口,這也是構成“安史之亂”後戶口減少的原因之一。他們擁兵多者10萬以上,少者也不下三五萬人馬。有時他們之間也發生戰爭,有時又連成一氣,公開反對唐朝中央政權。
第三,邊防廢弛,邊疆少數民族上層統治者不斷向唐進擾。
“安史之亂”得回紇之助得以平叛,但回紇貴族恃功在長安、洛陽一帶及中原地區乘機大肆劫掠人口、錢物,橫暴無比。吐蕃貴族也乘機一度攻陷長安,給人民生命財產帶來了重大損失。
總之,“安史之亂”的影響是極其嚴重的,它不僅給唐王朝經濟上造成很大的創傷,而且在政治方面,更加深了中央與藩鎮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人民在戰爭中所受的災難和痛苦,更是無法彌補的。
從此,唐王朝逐步走向衰落,所以說,“安史之亂”是唐代由盛入衰的歷史轉折點。
但是,有一個問題,我們必須注意,“安史之亂”以後,北方長期處於割據分裂動亂狀態,民生凋敝,社會生產力顯著下降,於是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
“安史之亂”之後經濟重心由北轉南。
本來在隋文帝時就曾注意南方經濟的開發,因為只有南方經濟發展了,才能使北方的政治中心得到鞏固。唐王朝更加註意發展南方經濟,溝通漕運,以濟京師,史稱: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
唐代首都要依賴東南之粟,就不能不積極開發江南一帶經濟。“安史之亂”以後,除在北方某些地區發展屯田、營田以期恢復經濟外,經濟中心已不在北方,而逐漸轉向南方了。這是經濟形勢發展的一個大變化。
“安史之亂”以後,北方部分人口大量南遷,江南道的人口為各道之冠,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年)戶數為1059348;而關內道為28378;河南道為158701;河東道為244916；河北道為125783;山南道為214719;劍南道為156860;嶺南道為149139；可見江南道的人口比較集中。在南遷的人口中,多數是勞動人民,對江南的開發起著更大的作用,因而墾田面積擴大,水利事業也有所發展。
如德宗貞元年間(785-804年),淮南節度使杜佑,
“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為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
南方各種手工業均有較大的發展,如有色金屬的提煉,江南道即佔1/3;其它如金屬鑄造業、造船業、紡織業、製茶業等也都有所發展。處於長江中下游一帶有許多城市,如蘇、湖、洪、潭、鄂、夔等州,貿易往來均稱發達。交、廣、泉、福、明、溫、杭、揚等州,不僅是沿海的重要商業城市,而且也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江南一帶由於未受戰亂的影響,社會生產力和自然生產力都得到了保持,經濟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成為關中物資取給的重要基地。
唐王朝的賦稅來源也主要來自江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的敕文中指出了這種實際情況:
“天寶以後,戎事方殷,兩河宿兵,戶賦不入,軍國費用,取資江淮。”
韓愈也曾說:
“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
這話雖不免有點誇張,卻反映了江南在全國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總結：“安史之亂”以後,江南經濟雖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但終究不能挽回唐王朝走向衰落的整個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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