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功爵制具有雙重效力。“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所謂“論不得為屬籍”，就是貴族若沒有軍功就不能成為宗室成員；另一方面，平民有了功勞，也可以獲得相應的爵位。這樣，既限制了宗室貴戚的勢力，又為社會下層的人打開了一條通往上層社會的可行通道。
由於軍功爵制向所有的人敞開了一條晉升大道，人人都可以通過獲得軍功爵而進入官僚階層，所以，它得到了大多數非貴族階層人群的堅決擁護。
由於有了軍功爵制，在政治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別貴賤（明尊卑爵秩等級）；在經濟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配財富（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使是貴族，也只能是“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這種制度的建立使得社會財富的分配有了一個嶄新的標準。
對於出身下層社會的人來說，軍功。爵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通向權力與富貴的道路；但對於舊貴族來說，軍功爵制限制了他們僅憑血統就可以享受特權的待遇。因此，商鞅施行的軍功爵制受到秦國舊貴族激烈的、不遺餘力的反抗。
但是，從總體上說，軍功爵制激發了整個秦國社會潛在的巨大活力。
4.連坐制
商鞅變法是一場波及面相當廣泛的社會變革，它不僅削弱了貴族的世卿世祿制度，同時也大大強化了對全國百姓的監管。具體措施是連坐法，即全體居民每五家編為一伍，十家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連坐（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各家之間要相互監督，告發奸人，告奸者和殺敵者賞爵相等。如果不告奸人，則以腰斬處死（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反之，掩護奸人的人和戰場上投敵的人受到一樣的處罰（匿奸者與降敵同罰）。
這種連坐制是以什伍株連的恐怖手段恫嚇全國百姓，將全國百姓都編織在同一個政治密網之中，便於施行中央集權。
商鞍變法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鄉邑大治”。這是在強大的政治高壓下出現的整個社會井然有序的面貌。
第二，經濟制度。
商鞅變法首先是從富國開始的，也就是從經濟制度的變革切入的。商較怎麼樣讓秦國富起來呢？封建社會的經濟在於農業，所以商鞅首先從土地改革入手。
唐人杜佑《通典》（卷一）對商鞅變法的土地制度有一段經典的評述：
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
商鞅認為，韓、趙、魏三國（三晉）人多地少；秦國和他們相反，是人少地多，所以，秦國的土地沒有最大限度地發揮“地利”。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以利誘之。商鞅認為，用利益引導韓、趙、魏三國的人到秦國來，給他們土地、住宅，而且免去他們三代人服兵役的勞役，使他們專心務農。原來秦國的農民，讓他們當兵。當兵可以殺敵獲得軍功，比起種田來說利益大得多。
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打破井田制，使國家富強起來。
井田制是商周時代的土地制度。這種土地制度一是土地為國家公有，二是把方圓九百畝的土地按“井”字形劃分為九區，中間一區（百畝）為公田，其餘八區（八百畝）為私田，分授給八家農戶。公田首先由八家農戶集體種植收穫全歸國家，每家農戶再種植自己的百畝土地。西周時期實行這種制度，是因為生產力低，生產工具不發達，農戶也沒有更多的力量來耕種更多的土地。到了戰國時期，鐵製農具大大提高了生產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戶農民的土地數量，他們不能多種地多打糧食，因此，也就抑制了農民的積極性。這種土地制度是和領主制度相配合的。
商鞅變法，首先是改一百步一畝為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大大擴大了每戶農民的受田面積。秦國“為田開鞅陌封疆，而賦稅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線，“開阡陌封疆”，就是徹底改變原來的井田制；“賦稅平”，就是減稅，農民的負擔大大減輕。這樣做的結果是大大調動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地種得好，帛產得多，還可以受獎賞（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努力務農、精耕勤織而獲得糧食、布帛豐產的，可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賦稅。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
同時，為了增加國家的收人，強制分家。商鞅規定，凡是一家有兩個男子的必須分家，如果不分家，強行增加一倍的賦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這樣，父子、兄弟就必須分家。同時，國家按戶徵收軍賦。分了家，必然增加納稅的戶數；納稅的戶數增加了，國家的稅收必然大量增加。
這樣一來，國家有了更多的土地，農民減少了賦稅，耕種成績斐然者還可以得到獎賞，同時，納稅的戶數大大增加。所以，秦國“數年之間國富”。
其次，商鞅規定，主民、客民分業，重獎殺敵，用以強兵。
國家富了，怎麼強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業，走軍隊專業化道路。秦國的農民是主民，韓、趙、魏三國來的農民是客民。客民種地，反正秦國地廣人稀；主民從軍，從軍殺敵，只要帶回來一顆首級，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級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種特權。這比起客民種地，顯然更容易獲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讓主民當兵為秦國作戰，也比客民當兵更為可靠。二是重獎殺敵。據唐人《史記集解》引《漢書》日：“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這就是我們前面講過的軍功爵制。這種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對作戰的士兵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激勵。
走專業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勵機制的秦**隊，很快便被六國之人視為“虎狼之師”。通過商鞅變法，秦**人在戰場上看見敵人如同餓虎捕食，務求殺敵斬首，晉升爵位。人性的另一面被商鞅變法的政策充分調動起來了，一秦軍的戰鬥力空前高漲。這樣的軍隊打起仗來怎麼能不和虎狼一樣兇狠？所以，秦軍迅速成為當時最具戰鬥力的軍隊。
徙木樹信嚴懲貴戚國富兵強路不拾遺
商鞅變法的內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經濟制度，還包括軍事制度。人類歷史上任何一項變革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其間總會觸犯一部分人的利益，這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反對派不遺餘力的攻擊與力所能及的阻撓。事實上，商鞅變法策略在具體實施之前就引發了激烈的辯論。立志圖強的秦孝公也有些猶豫，按照秦國的慣例，國君一時決斷不了的事情，允許在朝廷上爭論。商鞅與堅決反對變法的兩個代表甘龍、杜摯進行了激烈辯論，這也是商鞍為變法掃清障礙的一次理論鬥爭。商鞍高舉兩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變法不法古”。商鞍的意見得到了急切希望變法圖強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他被任命為左庶長（第十級軍功爵）；開始推行變法。
在變法推行和實施過程中，商鞍緊緊把握了四條原則，從而使變法得以順利進行。
一是徙木樹信。
商鞅變法是要以法治國。雖然從本質上講，商鞅所處的戰國後期不可能出現現代意義上的“以法治國”，但是，商鞅要變法就必須令行禁止，否則，“令而無信”比“言而無信”更為可怕。
為了樹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創造了一個“立木為信”的神話。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鞅在變法令擬定之後，特意在都城市場的南門立了一個三丈高的大木頭，下令說：誰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門，賞十金。賞金這麼重，做起來又易如反掌，因此，誰都不信，所以沒有一個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碼：誰能將這根木頭搬到北門，賞五十金。這下子，整個市場沸騰了，誰信啊？最後，有一個人，愣是把這根木頭從南門搬到北門。商鞅立即兌現諾言，賞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為信”的故事立即傳遍全國。通過這件事，商鞅為新法的執行樹立了最基層的廣泛的信譽，這一點非常重要。
二是懲貴戚。
下層百姓不敢輕犯王法，只有貴戚敢於冒犯王法。商鞅變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這樣的大難題：太子犯法了。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後即位的秦惠文君。
太子犯了法，應該怎麼辦？
商鞅著實犯了難。但是，商鞅要變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這檔事兒。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變通的方法處理了這一大難題：“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商鞅把太子的老師公子虔、公孫賈兩個人處罰了一通。受到處罰的公子虔四年以後，“復犯約，劓（yi，義，是一種割掉鼻子的刑法）之”。公子虔第二次犯法，連鼻子都沒有保住。身為太子之傅，連鼻子都被切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嗎？
更難堪的是太子。自己犯法也得受罰，雖然處罰沒有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別人代為受過，太子的難受甭提了。那叫罰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終導致“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貴戚多怨望者”。
商較的強硬態度遭到以太子為首的一大批貴族的強烈反對。
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門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誣告商較謀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這才有了我們開頭講的商鞅得知這一消息後匆匆逃離秦國的一幕。但是，商鞅逃離秦國後，奔往魏國，因為商鞅曾經打敗過魏國名將公子卬，魏國記恨商鞅，不准他入境，還將商鞅武裝押解回秦。所以，無處可逃的商鞅最後慘遭了車裂的酷刑。
商鞅變法的第三條是先經濟後政治。從經濟變革入手，然後再進行政治變革。經濟是基礎，經濟變革成功了，就為牽涉眾多人事的政治改革準備了基礎、樹立了典範。
第四是法典化。
商鞅變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條是變革措施法典化，商鞅變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為政令。這樣做最重要的結果是商鞅變法的內容不大可能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廢止，出現“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局面。事實也正是如此，秦孝公去世以後，原先堅決抵制變法的太子繼位，並沒有廢除商鞅變法的措施。
商鞅變法抓住了以上四個重要方面，取得了讓人驚訝的效果。
變法使秦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增強，秦國很快就稱霸諸侯。商鞅率領秦軍，奪取了魏國的重鎮安邑；周天子承認秦國的霸主地位（天子致伯），天下“諸侯畢賀”。
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軍大敗魏**隊，俘虜魏國主將公子印，因此，“封之於商十五邑，號商君”。所以，自此之後，當時人們都習慣稱商鞅為商君。
魏國安邑被攻佔之後，被迫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魏國國君從此與大梁結緣，魏惠王懊悔地說：“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商鞅確實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變法適應了戰國後期的現實訴求，使秦國迅速擺脫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
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沒有秦孝公何來商鞅變法，真正使秦國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繼秦襄公、秦穆公之後，在秦國崛起的歷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貢獻的國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歲英年早逝。他的兒子秦惠文君繼位之後，立即車裂了商鞅。商鞅雖死，但他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創立的富國強兵的制度並沒有被廢除。
因為，商鞅變法使秦國迅速富強起來，這個現實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變。所以，秦惠文君從秦孝公手中接過來的是一個富強的秦國，但是，秦國的富強已經引起了其他六國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國崛起的大道上繼續作出貢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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