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2018年，強美元席捲新興市場，除了土耳其，阿根廷也捲入這場貨幣暴跌的“腥風血雨”。
澎湃新聞記者在2018年11月中下旬的2個星期中，走進了危機下的阿根廷。
2018年，將寫入這個國家的歷史。這一年，阿根廷比索對美元匯率腰斬，阿根廷成為拉美地區繼委內瑞拉後通貨膨脹最為嚴重的國家。
這個時期的阿根廷匯率雖不再像8月般劇烈變動，但匯率貶值造成的影響已迅速蔓延，物價紛紛上揚，露宿街頭的人隨處可見，民眾走上街頭……
澎湃新聞記者走進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第二大城市科爾多瓦和北部城市薩爾塔，採訪了政府高官、參議員、國會顧問、地方官員、企業主、普通民眾、探戈演奏者……
此外，還深入刻畫了四位民族主義者。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條件最優越的大陸之一，也是人民最窮困的大陸之一。在他們看來，拉美的歷史也是關於掠奪的歷史。
澎湃新聞此次採訪範圍涵蓋政治、經濟、文化、決策各層面，形成《探戈的變奏：阿根廷危機鏡鑑》系列報道，旨在呈現危機中的阿根廷之全貌。鑑於眼下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全球化出現逆流，阿根廷的危機或可為中國之鏡鑑。
Alejandro Olmos Gaona是阿根廷的“惡債”專家，現在擔任阿根廷的國會顧問，他曾做過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的高級顧問。
他的家族1540年就從西班牙來到阿根廷，是阿根廷最早的一批移民，從祖先到現在產生了眾多拉美地區的政要。他的父親在世時，就以書寫阿根廷歷史為己任，一直延續到1983年軍政府獨裁統治時期。
Alejandro Olmos Gaona家族1540年就從西班牙來到阿根廷，家族成員中產生了眾多政要。 澎湃新聞記者 蔣夢瑩 攝
他與他的父親一樣，對國家債務尤為感興趣，在他們（二人同名）看來，債務能夠反映出一個國家的歷史進程。
2007年，Gaona被任命為厄瓜多爾債務審核團的成員，此後他擔任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的顧問，而科雷亞也是拉美左翼領導人的代表人物、曾經庇護過阿桑奇。Gaona跟隨科雷亞去不同的南美國家訪問，也與玻利維亞、委內瑞拉等國家分享了他所研究的關於債務方面的思想。2013年，Gaona被任命為國際交流審核團的成員，在Gaona看來，當前的世界強國正以經濟手段來控制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
厄瓜多爾前任總統科雷亞。2007年，Gaona被任命為厄瓜多爾債務審核團的成員，此後他擔任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的顧問。
Gaona認為，阿根廷最大的問題和危機都是負債所造成的。阿根廷幾十年來一直債務累累，把資源投入在支付債務和利息上，因而無法把資源投入到國內的投資。
何為惡債
“惡債”（Odious Debts）理論起源於1898年美西戰爭之後。
和平談判期間，美國主張和古巴都不必為殖民地統治者的債務負責任，儘管西班牙從來不接受這一主張，但還是在巴黎條約之下擔負起了古巴的債務。
雖然法學學者仍在充實惡債理論的細節，但這一理論至今仍然沒有得到國際法律社會的認可。
經濟學家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和希瑪（Seema Jayachandran）主張建立一個獨立的機構評估制度，並宣佈非法政權造成的主權債務是“邪惡”的（Odious），因此政府沒有義務繼承。
二戰結束後，阿根廷的外債主要“崛起”于軍政府獨裁，也就是“骯髒戰爭”時期，此後的幾十年裡，阿根廷都因為永遠無法清償的外債而積重難返。
“阿根廷現在需要動用太多資金支付美元的債務利息，根本沒有辦法把資源和資金用於投資。”Gaona說。
20世紀90年代，阿根廷政府將眾多國有資產出售給外國資本，如阿根廷航空公司、石油公司YFP等。這些運作不僅有華盛頓共識的支持，也得到了IMF的支持，也得到了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多邊機構的支持。
“1992年到2000年阿根廷的欠債情況不斷激增，政府一直不斷地把資源往外輸出，外國銀行成為國家機構的主人，歐洲和美國的外國公司也成為阿根廷內部公司的新主人。”
2001年出現很大的經濟危機，2003年新政府上臺開始重新整頓經濟，重新安排國家債務。可是，在Gaona看來，除了經濟整頓外並沒有做出很大的改變。阿根廷航空公司還是在外國人的手中，債務還是在持續增長。阿根廷仍是一個農業出口國和礦物開採國，始終擺脫不了以農業等大宗貨物出口為生的現狀。於是，政府開始大量印鈔票而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並在統計上造假，讓別的國家認為阿根廷並沒有通貨膨脹。
華盛頓共識就是讓拉丁美洲負債
對於華盛頓共識，Gaona的看法是，這個政策從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了，目的就是讓整個拉丁美洲負債。
“我對梅內姆做過研究，他當選時國家正從超級通貨膨脹中走出來，他競選時對人民發誓說會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發展，這個巨大的改變就是阿根廷一些國產公司私有化，還有巨大的欠債。這個總統所說的生產革命其實就是把巨大的利潤轉給外國人，所以這十年內也使國家負債增加到8000億美元。”
Gaona認為華盛頓共識通過改革阿根廷的勞工法，對外資公司的審核更為彈性化，迫使拉丁美洲開放對美國的市場，迫使阿根廷繼續成為以出口大宗商品為主的農業國。他們走的路線是削弱國有企業的重要性。
Gaona蒐集到的證據表明，IMF和世界銀行所發出的密函顯示，阿根廷承諾要將國有企業都賣掉。
Gaona與父親同名，他的父親Alejandro Olmos一直工作到1983年才停筆，雖然軍政府在他父親停筆不久後就倒臺，但是他的父親身體已經很虛弱，耳朵也失聰了，無法將研究再繼續下去。
Gaona父親的研究發現，在整個軍政府時期，美國福特公司參與了軍政府的獨裁政權。軍政府時期外債失控一案也得到了立案。可是，就在他2000年6月離世幾天後，聯邦法官以上訴時限到期為由，豁免了涉案的軍政府成員。聯邦法官稱，他們（指軍政府涉案人員）已向人民表示了歉意。
Gaona無奈地說，在阿根廷要進行有關政治和經濟組織的研究，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國家就是不想讓別人知道其中的“秘密”，現在的法官拒絕調查現任政府和政治上表現活躍的經濟機構。從報紙上就可以看到，法官就是調查一些小案子，真正大的政治家的“盜竊案件”沒有人在研究。
“司法不想研究是因為政治的壓力，要是研究就會涉及到很大的利益，涉及到國家和國際禮儀，尤其是美國這樣的外國金融機構如何影響國家的運作。阿根廷歷年來就是屈服於美國巨大的經濟權威之下。”
Gaona在他位於國會的辦公室中。 澎湃新聞記者 蔣夢瑩 攝
Gaona家族歷代大部分都是政治家和學者，他的兩個曾祖父曾經是巴拉圭的總統，其中一位不僅是政治家也是一名學者。Gaona在曾祖父家看到關於歷代祖輩們的照片，從小就感到非常自豪，希望能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他的家族中，有總統、部長、外交官、作家、省長、參議員。他在家中6個兄弟姐妹裡排行第一，這一輩中也只有他追隨了歷代家族成員的腳步，繼續在政治和經濟界做研究。現在他的目標是繼續研究阿根廷政治，尤其是關於為什麼阿根廷仍在繼續敗落。
在阿根廷，像Gaona這樣的老派西班牙移民家族多為傳統的天主教信徒。他不僅研究阿根廷，也研究過西班牙中世紀的歷史，包括天主教傳教士在南美的故事，他還曾經出版過一本關於傳教士的書。
他自己是9個孩子的父親，有從事藝術的，也有從商的，還有一個兒子在馬克裡政府旗下工作，他在家裡也非常擁護政府，但Alejandron自己是無黨派人士。直到看到他的第九個孩子—最小的女兒也喜歡研究，他認為這個小女兒會繼承家族的衣缽。“我看得出來這個女兒以後會走我的路，因為她很喜歡研究，她已經研究了有關貧窮、哲學和其他不同領域的知識，她還有志於在大學時學習法學。”
當前的政府與危機
Gaona的研究表明，馬克裡家族是1944年從意大利南部到這邊來的新移民，在軍政府時代承包政府工程掙了很多錢。
“阿根廷人不是不知道有這樣的情況存在，但他們是非常安逸而又容易滿足的，雖然知道馬克裡家庭有問題，卻並不瞭解深層次的原因。”
前任總統克里斯蒂娜在Gaona看來也並不“乾淨”。
阿根廷人的日常 澎湃新聞記者 蔣夢瑩 攝
她最大的敗筆就是貪汙，“實在是太明顯了，有一些在10年前完全默默無名的人到現在有了船隻和飛機。”
2018年1月，阿根廷《國民報》記者收到了一個裝有8本筆記本各種發票、照片、錄像等文件的密封箱子。在這些普通學生使用的廉價筆記本中，詳盡記錄了2005年至2015年間，阿根廷數名商界領袖如何向規劃部官員行賄，以換取利潤豐厚的公共工程項目的點點滴滴。這些筆記本的主人是阿根廷前規劃部副部長的司機。
隨著調查的展開，截至2018年12月，前任總統克里斯蒂娜和她的丈夫、現任總統馬克裡的父親與哥哥均涉案。據《國民報》估算，這樁貪腐案的總涉案金額可能高達5600萬美元（約合3.85億元人民幣）。
作為一名債務專家，Gaona對阿根廷的債務狀況感到憂心忡忡。“馬克裡執政的短短三年中，阿根廷簽下來的債務是有史以來從未有的。阿根廷無法償付，於是就需要向IMF求助。這些債務會導致阿根廷陷入難以挽回的危機。不止如此，央行行長將利率定得太高，沒有一個國家的銀行能夠讓人民負荷這麼高的利息。”
現在央行做的不是付國債，而是付央行內部財政方面的債務，央行的處境會非常的困難。政府在外面所說的是一回事，但是實際的經濟數據又是另一回事了。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2017年的預算案顯示，2018年的通貨膨脹會在10%左右，但今年通貨膨脹是在50%，預算說比索對美元今年的匯率會是19，但是卻到了37。每一個預測的重要參數都改變了。”
Gaona也很擔憂高利率對阿根廷實體經濟的打擊。
“投資者第一意願就是買美金，在阿根廷美金是最穩定的硬通貨，所以大家用比索買美金，央行為了不讓大家買美金，於是發行高利息的債券，把利息調高，可是這個政策完全沒有效果。為什麼？因為投資者對國家沒有信心，這個國家沒有任何實業，投資債券反而比工作得到的收益更大。簡單而言我們是投機型的經濟，而不是一個投資型的經濟。”
阿根廷是個獨特的國家
“阿根廷有很多勞工法，是個很獨特的國家。所以不能像管理企業一樣來管理。”
阿根廷國會，也是民眾運動的首選地。 澎湃新聞記者 蔣夢瑩 攝
Gaona介紹稱，阿根廷有很多民眾運動，也有很多工會，但是他們的力量是分散的，每一個工會都有自己的計劃。不僅如此，政府也會跟每一個工會私下秘密洽商，導致力量更為分散。
“為什麼阿根廷會如此分裂？”
“可能因為阿根廷大部分是西班牙人的後裔，西班牙本來就是個人主義很強烈的國家，一方面有歷史的遺傳因素。在阿根廷組織一個工作團隊是很難的。阿根廷跟中國不一樣，中國政府有一個政策，大家都跟著政策一起走。可是在阿根廷，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計劃，沒有一個所謂的國策。庇隆總統在的時候大家看起來比較團結，可是之後每換一個政府就歸零了。”
對比阿根廷和中國，Gaona認為阿根廷最大的問題是不團結，中國雖然也有很多困難的地方，可是大方向是清晰的，至少每個中國人心裡都知道要往哪裡去。但在在阿根廷卻沒有。
庇隆第二次連任失敗後，歷任政府持續時間都不長。美國時代雜誌稱阿根廷為失敗的民主（封面人物為1956年接任庇隆的總統阿圖羅·弗朗迪西，封面背景為庇隆）。攝於科爾多瓦市博物館 澎湃新聞記者 蔣夢瑩
“美國媒體在庇隆時期結束後發文說，阿根廷的民主是失敗的，你同意嗎？”
“是的，雖然對此我感到很傷心。”Gaona毫不猶疑地答道。
“阿根廷曾是很靠前的國家，有很先進的核能，核能曾經賣到過歐洲。但是這個國家在經濟方面卻是如此脆弱，經濟就停止在那了。作為一名政客，我對阿根廷和南美政治很瞭解。我覺得非常失望。1900年時，阿根廷確實是世界排名第五的國家。可是30年前美國人就預言阿根廷是一個無法再前進的國家。更讓人痛心的是， 美國人說的是對的。”
（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阿根廷研究中心對本專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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